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心编辑。笔会的创作活动通过新闻报刊的各种渠道,及时传回阿拉伯各国,它的影响逐渐扩大,纪伯伦的声名也更远播四方了。
纪伯伦的作品,代表了笔会的思想艺术最高成就,显示了旅美派文学的成熟性和多样性。他的作品是东西方文化、东西方精神交流的桥梁。在纪伯伦和笔会的影响下,不久之后南美的马西、阿根廷等地也涌现出一大批阿拉伯侨民文学家,并且也成立了自己的文学团体。安达鲁西亚文学团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团体。
阿拉伯本土的革新派文学家,对纪伯伦为首的旅美派文学给予充分的肯定。埃及的阿卡德、马齐尼等笛旺派批评家认为,旅美派文学家在特殊的环境里写出生活的智慧,表现出对文明的一种信仰。但也有人对旅美派文学家特别是纪伯伦提出严厉的指责与批评。他们有的从语言方面提出责难,说旅美派文学家的语言偏离了阿拉伯语的“根本”;有的从宗教道德方面进行攻击,说纪伯伦等企图摧毁宗教大厦和世俗权力,甚至企图摧毁家庭。在旅美侨民文学家中也有一些人对纪伯伦的文学创新不能很好地理解,甚至抱挑剔和敌对态度。
笔会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持结了十余年。纪伯伦始终是支撑这一文学团体的脊梁和砥柱。他在笔会成立的前一年即1919年,曾在信中对埃及《新月》杂志的伊米尔·泽丹说,他过去二十年在写作和绘画上所做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准备”,“一种愿望”。他谦虚地说,“至今我还没有做一点值得留在阳光下的事情。我的思想之果尚未成熟,我的网尚沉在水中。”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巨大,决心用自己的“网”捕获到最多最有价值的猎物,也希望自己的思想果实日趋成熟。正因为如此,在1920年组建笔会后,他更加奋发,更加苛严地要求自己,即使身体只能支撑四、五个小时,但他仍然努力争取用九个小时从事写作与绘画。他认为,在一个文学家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梦想”,“让自己的天才结出果实。”
纪伯伦发现自己面前“有一千零一件工作”,因此加快了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不但自己努力创作新作品,而且鼓励笔会的同位们努力创作。努埃曼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他得悉后很是着急,生怕这个文学天才淹没在其商业活动中,从而远离了文学世界。他急忙写信给努埃曼,以诙谐委婉的语调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心和希望。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米沙:
在地上的欲求和天上的目标间徘徊游荡的人啊,愿上帝赐你晨福!我听到你的声音在市场和广场上喝:“看货啊!”我听见你用悦耳的声音高声呼唤着:“快来呀!看白洋布啊!快来呀!看有印花布呀!看有龙涎香呀!”你的声调很优美。米沙,我知道天使正在听你喝,正在把你的呼唤记录在不朽之书上。
我对你的“辉煌成功”感到高兴。但我害怕这成功!我害怕,我担心,因为它可能把你带入商业世界中。谁要是进入其中,他就很难再回到我们的世界来了!今晚我将和纳希卜、阿卜杜革——麦希赫在这个禅房聚会。啊,但愿你和我们在一起,米哈依勒!——啊,但愿你和我们在一起!……
纪伯伦十分巧妙地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对友人的一片真情溢于文表,令人感动。
在笔会成立之前的十多年间,纪伯伦发表了散文《音乐短章》,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散文诗集《泪与笑》、长诗《行列》和用英文写出的寓言诗文集《疯人》。在笔会成立的当年发表了《风暴集》、《先驱者》。在1920年后则连续发表了《先知》(1923)、《珍趣篇》(1923)、《沙与沫》(1926)、《人子耶稣》(1928)等散文诗集,和诗剧《大地之神》(1931)。此外,他还写出了散文诗集《流浪者》和《先知园》,以及剧本《国王与牧人》。不过它们都未能在他生前发表。《流浪者》和《先知园》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发表,《国王与牧人》则只作为《努埃曼全集》中的附录问世。
不论就数量还是就质量而言,他在笔会成立后的十年间的创作,都超过成立前的十多年。至于艺术形式,前期是以小说为主,后期则以散文诗为主。他在散文诗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他在其他文学领域的成就,这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先知》的出版,更奠定了他在阿拉伯文学、东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先知》:“神性的人”
1923年,纪伯伦的哲理散文诗集《先知》在美国纽约正式出版了。这本诗集是纪伯伦写出的最优美、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它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短短数年内,《先知》被译成法、意、俄等近二十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受到各国读者的好评。这部散文诗对于纪伯伦,正如《吉檀迦利》之于泰戈尔,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正是这部作品,给诗人带来世界性声誉,使他当之无愧地置身于二十世纪东方乃至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之列。
纪伯伦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主张应当用“血”来写作。《先知》就是他用多年的心血浇灌出的绚丽的艺术花朵。为了完成这本书,纪伯伦花费了多年时间以便精益求精,甚至不惜以健康为代价。
纪伯伦从青年时代就开始酝酿这部作品了。据一些资料记载,最早的稿本是他在黎巴嫩用阿拉伯文写下的,这时他才十八岁。二十岁时,他在美国波士顿,曾给母亲读过他写下的《先知》。母亲当时对他说:“孩子,太好了!不过还没到发表的时候。”又过了十年,在纪伯伦定居纽约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之后,他写出了这部作品的英文初稿。
《先知》曾多次修改,在其正式出版前的五年内,纪伯伦又曾五易其稿。他虽然在1918年5月6日前已完成《先知》中的十六章节,但剩下的部分(不足整个作品总量的一半)却又足足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可见纪伯伦精雕细刻的功夫。
1920年纪伯伦曾向友人谈起创作《先知》燃起的热情,他说:“这本书现在充塞了我的生命,我睡觉时梦着它,醒来时想着它,吃喝时仍是它。”1921年春,纪伯伦累倒了,但他不愿放下手头的工作,他带着《先知》的稿子去波士顿进行“治疗”。他对朋友表露心迹道:“我怎么办呢?难道放弃写作和绘画吗?难道丢下《先知》吗?——它还是一个婴儿——是我们精神至今孕育的最好婴儿。不,我将干到底!即令我的生命随着它的结束而结束也罢!”
《先知》是一位严肃的作者以严肃的态度为严肃的读者进行严肃的思考而写下的一部严肃的作品。
在创作《先知》的这一时期,纪伯伦的思想正经历着一次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在这以前,在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纪伯伦对人生没有感到别的,只感到压抑、忧愤、痛苦,孤独。儿时家庭的破落、离散,侨居异国后的陌生感与生活的艰难,母亲与兄妹三人的不幸病逝,沉重的债务,祖国在土耳其异族统治下的灾难,在贫穷之手摆布下的命运,由此造成的终身疾病……等等,这一切造成他悲苦的心境,并把他推向生活和社会的对立面,他成了一个愤世疾俗者,“一个叛逆的灵魂”。在那时,对人生,对社会,他的憎超过了他的爱。
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的逐渐结束,随着人们对人类自身前途所抱希望和信心的恢复,也随着纪伯伦个人生活境况的好转,他的思想开始朝着“建设”的方向发展了,他对人类的爱又逐渐占了上风。正是这种爱促使纪伯伦像完成一件伟大使命似的运完成《先知》的创作。正如阿拉伯文坛权威的评论家努埃曼所指出的:“他开始发现生活之美,开始思考如何用语言、线条和色彩把他在他的新世界里看到的美传达给人们。”
在这之前,纪伯伦曾认为生活是“空虚的”或“虚妄的”,甚至说生活是一个“娼妇”,诱惑和欺骗着世人,但现在,他却认为生活是蕴蓄着光明的,“生活是多么慷慨!她的馈赠是多么灿烂辉煌!”他开始歌颂他看到的——或者说他想要看到的——生活了。
《先知》描述的是,艾勒——穆斯达法滞留阿法利斯城十二载,他一直企盼着接他的船到来,载他回归他生长的岛上去。这年九月第七天,他出城登高远眺大海,看见故乡的船在烟雾中徐徐驶来。他无限喜悦,却又感到一种悲哀。他不想离开这度过漫长岁月的地方,不忍心告别那给予自己更深的生命渴求的人们。然而,大海在召唤,故乡在召唤,他不能再迟留了。
城中的男女都来送行。他们簇拥他来到圣殿广场,请这位“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在离别之前为他们讲说真理,披露他们的“真我”,告诉他们“关于生和死中间的一切”。
他怀着诚挚的感情,回答着一个又一个提问。发问者有男人、妇女、老者、青年,有农夫、织工、教师、有法官、律师、诗人、学者。他们问爱情、婚姻、孩子、友谊,问法律、自由、宗教、善恶……而他既有训诫,又在启导。
他终于回答完所有的问题,水手们立刻起锚开船,向东驶去。送别的人发出悲吼,如同角声在海面上奔越。对他始终怀着诚信的女子艾尔美差,凝望着,直到那船渐渐消失在烟雾之中。
《先知》谈及的是人类从古至今乃至未来都关心或将关心的自身问题。在隽永清新的诗句中,凝结着纪伯伦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闪耀着这位诗人哲学家的智慧火花。纪伯伦认为,在人类自身之中有一种“无穷性”,他称为人类本性中的“巨大”,即“神性”。与此同时,人类身上也有一些“不成人性”的东西,他称之为“未成形的侏儒”。介乎二者之间的才是所谓的“人性”。他认为人类应发展,人性应升华。在《先知》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提出,人类不应作“在日中匍匐取暖,在黑暗里钻穴求安”的初级动物,而应捕捉飞翔在天空的“大我”、“真我”,目标是向着无穷性——“神性”过渡,成为具有“神性”的人。人只有这样规定自己的目标,才算是爱了生命;只有这样,人类才伟大。
一个哲学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但一个作家或诗人却应该是一位哲学家。纪伯伦是无愧于“诗人哲学家”这个称号的。
纪伯伦关于人性发展的观点,神性人的理想,显然是受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但并不是对后者的亦步亦趋。纪伯伦的“神性的人”与尼采的“超人”有所不同,前者更强调“爱”,更重视“施予”。
纪伯化在《先知》中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爱”。他说:
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他,虽然他的路程艰险而陡峻。
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处身外无接受。爱没有别的愿望,只要成全自己。
显然,纪伯伦谈论的“爱”与社会上流行的爱不同。在封建社会,“爱”是一种恩赐或奉献;在资本主义社会,“爱是一种商品和交易,纪伯化对这种爱的交易,爱的商品化深恶痛绝。他希冀着一种“不占有,也不被占有”的爱,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相互尊重的关系,包括男女纯洁的爱情。
更可贵的是,纪伯伦把爱与“劳动”联系起来了。他在《先知》中有这样的名言:
我说生命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是有了激励;
一切的激励都是盲目的,除非是有了知识;
一切的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是有了工作;
一切的工作都是空虚的,除非是有了爱。
纪伯伦把爱工作与爱生命看成同一件事,这与那种以享乐为目的的爱是完全不同的了,纪伯伦追求的是一种“给予的”爱,高尚的爱,也即他所说的“无限的爱”。“在工作里受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在纪伯伦看来,爱与生命是不可分的。
在纪伯伦心目中,爱与美是紧密联系的,在《先知》中,当一位诗人请艾勒——穆斯塔法谈美;智者反问道:“你们到处追求美,除了她自己做了你的道路,引导着你之外,你如何能找到她呢?除了她做了你的语言编造者之外,你如何能谈论她呢?”
这是在告诉诗人,只有美才能引导人们找到美的所在。人们关于美的种种谈论,并不一定能反映出那美的客观存在。针对八个人对美的理解,智者指出,他们只是谈论着各人“那未曾满足的需要”:伤者需要仁爱,忧苦者需要温柔,大雪阻挡的人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