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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跑道上
19 世纪后半叶，著名的《进化论》作者达尔文，提出了现存灵长类中最接近人类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生息地点为非洲，因此认为人类发祥地可能在非洲。于是他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
然而，随着1892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和1929年在中国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受到了挑战。
这种被认为最早的直立人阶段的骨化石陆续在亚洲发现，并且在亚洲也生息过诸如猩猩、长臂猿之类的灵长类动物，加之从地理位置上看，亚洲又正是处于人类生息的世界各大陆的中心位置，围而，许多人类学家以实物和推理两重理论，提出了和达尔文不同的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学说。
正在这种学说逐步得到一致认定的时候， 20 世纪30 年代，考古学家又在南非、东非一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比爪哇和北京人（距今一百万至五十万年）更早的南猿人阶段的骨化石和石器（距今三百万至一百万年）。于是，有人又想起了达尔文，再次力主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但这种学说维持了不久，考古学家又在印度北部的西瓦立克山、亚洲巴基斯坦、中国云南发现了比南猿人更早的拉玛古猿化石（距今一千二百万至八百万年）。人类起源的学说再度倒向了亚洲一方。
1975 年，在中国云南省禄丰县的煤层里，陆续发现了丰富的拉玛猿人化石。特别是随着1980 年10 月在禄丰县的煤层里，世界上第一具拉玛猿人骨的问世，许多科学家便认为这是与人类最亲近的一种古猿，人类就是由它演变而来的。有的科学家甚至干脆把拉玛猿看成是人类的起点。这个起点在亚洲的东部。
达尔文最早提出的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再一次受到挑战。
撇开人类起源的学说争论，从现在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来看，在欧、亚、非三洲的“旧大陆”上均有分布。唯有北美、南美和大洋洲被人称为“新大陆”的地方没有见到。
尽管这些直立人当时已经会使用和制造天然工具，并充分掌握和利用火来生存，但依然没有创造人类的文明。世界人类文明的曙光又经过了近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在距今7 千年前才显现出来。
毋庸置疑，人类的文明应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的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社会组织的阶级阶段为标志。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掌握冶炼金属的技术。当然，这一切的标志中，创造和使用文字则是最主要的。
1968 年，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在他的《文明之起源与考古学》一书中，提出了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为六大文明之说。这六大文明分别为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
其实，丹尼尔的学说实则是荷兰著名考古学家法兰克福学说的继续和发展。早在50 年代初，法兰克福就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文明只有三种：埃及与两河流域组成的近东文明；中国文明；秘鲁、墨西哥组成的中、南美文明。埃及与两河流域，印度与两河流域相互的密切联系而形成的文明，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尽管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没有发现直立人化石，但他们特别是墨西哥与秘鲁最早在世界形成独立的文明，同样被考古资料所证实。
显然，它们所形成的文明是独立的，与旧大陆无关。只有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问题，成为传播论派和演化论派争锋的焦点。而丹尼尔和法兰克福正是站在演化论这一边的主将。
18 世纪后半叶，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提出了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理论。与此不同但相似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波提埃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作了一番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学说。当时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帕里将中国文明与美索布达米亚乌尔地方的迦诋文明比较后，作出了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的结论。在英国的理格提出了诺亚的子孙曾东行到中国一说后，德国的李希霍芬则干脆把中国文明解释成是由西方移入的结果。
1924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甘肃、青海等地发现大批彩陶，并和苏联中亚的安诺以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作了比较，以考古的资料为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的学说提供了证据。
中国的考古学巨匠夏鼐将商代的冶铸青铜技术与铜器上的纹饰，以及甲骨文字的特点等作了研究并和西方文明的考古资料比较后，提出了中国文明是独立发展的，并非外来的学说，重新肯定了丹尼尔、法兰克福的结论。
……至今，关于人类的起源与文明的诞生问题，在世界科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并可能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争论下去。不管这场争论谁胜谁负，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诞生到底最先来自西方还是东方，是中国还是外国，我们看到的却是人类终于以自己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穿透了千万年苍茫迷蒙的漫长岁月，在滴血的号子与沉重的足音中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当进击的脚步迈到公元前3 世纪和前2 世纪时，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所诞生的三个最强大的帝国，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乎是达到了相等的高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它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让后人倍感兴趣的是，它们搏击奔跑的姿态和方法又是出奇地相似。
亚历山大不愧是一个有知识、有见地、有抱负的伟人。他不同于一般的昏庸帝君，只贪图淫乐安逸，陶醉于奸佞小人的谄媚之中。从某种角度看，他的军事行动，万里远征，颇有科学探索的性质。当年他自远征波斯的初期，便带有很多学者行军，使这些在科学、文化、政治领域里颇有建树的学者和希腊人，到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们知道了里海并不是海湾，而只是一个大湖泊。在此之前，无论是声名显赫的学者还是一般的希腊人，对此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具有重大历史和科学意义的幸事。
罗马振兴时代的杰出人物凯撒大帝，虽出身贵族之家，而自己却是一个平民党人，并同和平势力的领导者金拉氏的女儿柯尔娜结婚。
凯撒27 岁时被选为罗马神官及军团司令官， 31 岁时担任国家财政大臣， 34岁时担任祭典、竞技等公共事业按察官， 37 岁时成为法官。这时他离执政官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此期间，为了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他大量营建公共设施，其中包括组织罗马人为之狂热的竞技活动。他曾一次同时举办了320 组斗剑比赛，使成千上万的罗马城乡居民全部卷入，并为之振奋不已。而凯撒个人的生活却极为节俭，乃至不惜负债累累地对平民慷慨施舍。
当他39 岁时，率领军队出征西班牙。在佳德斯，策马冲到亚历山大的塑像前，来来回回地徘徊了好久。亚历山大的光辉业绩和杰出才能，激励着他完成了自己的伟业。
和亚历山大、凯撒有所不同的是，秦始皇本人并未亲自率军厮杀疆场，但他却站在了更高角度上驾御群才，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修建郑国渠本来是韩国的疲秦计，然而他能听从谏议未杀水利专家郑国，反而下令将渠修成为秦所用。为夺得一个思想家韩非，他不惜发动一场战争，青年将领李信率军伐楚、损兵折将惨败归来，仍受重用。在大规模的东征中，秦始皇手上有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如李斯、姚贾、王翦、蒙恬、尉缭等人，均在秦始皇的麾下，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完成了吞灭六国的大业。
在融合人种这一问题上，亚历山大作出了前人未有的惊世之举：令东西民族相互通婚。虽然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巩固大帝国的统一，重点在于政治，但其间也有一种进步的、科学的思想在指导着他，客观上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和发展。
罗马的凯撒为加强属州的统治，移出8 万罗马城市民，分别送到各殖民地区定居，令他们与当地人通婚，以进行人种的融合，这也是亚历山大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秦始皇发兵50 万一举攻下“百越”。面对戍守的困难，毅然改变吞灭六国的戍守战略，命部分将卒与越人杂居、通婚。这显然出于政治与军事战略的考虑，却使“百越”的文明得到了发展，致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
亚历山大远在异邦建立了很多城市、军港，无非是出于巩固帝国的军事上的考虑。而秦始皇面对当时无力彻底吞灭匈奴的现实，不顾时人乃至后人的诅咒，狠心地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也同样是出于巩固帝国大业的军事上的深谋远虑之举。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决定国家兴亡的重要军事力量，在人类历史长河这短暂的瞬间，东西方尽管没有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却是齐驱并进的，两颗璀璨的明珠一样地辉煌壮丽、光彩照人。然而，人类的足迹并未在此停留，文明也在不断的创造中越发辉煌夺目。
当历史的潮头就要奔腾到21 世纪时，人类蓦然回首，那三个古老的帝国早已流星般地在夜空中陨落，所留下的只有一条不易察觉的轨迹。
但是，今天的人类并没有因为这三个古老帝国的陨落与消失而遗忘历史。与此相反的是，仍在不惜一切努力去探寻它们的踪迹，聆听这远古文明的足音。由于岁月的久远以及历史烟尘的遮掩，今天的人类无法再辨清它们的真实面目。于是，主观的臆想和推测就不可避免地相继出现了。
亚历山大东征远至中亚的锡尔河，已被他所建立的城堡和考古资料所证实。但近来却有史学家提出了亚历山大曾进军到中国境内，并且在西北地区修筑了土长城和城堡的推论。随后，又有人以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普在公元前一世纪所记载的：“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罗马东向扩土，直达塞累斯国”为依据，结合近年来在陕西，甘肃等地出土的拜占庭和罗马金币的考古资料，提出了罗马帝国同样东征至中国的学说。
假如此说真的能够成立，对中国人来说不能不算作一大幸事。试想，亚历山大既然已到中国的甘肃，就不可能放掉中原这块肥肉，从确切的史料看，当时的亚历山大曾有过征服东方直至太平洋的计划，那时他认为一旦到了太平洋，就踏上了世界的边缘。
那么，在东方兴起的“春秋五霸”必然要和亚历山大的铁骑决一雌雄。
尽管西方的铁骑骁勇善战，东方的战车也绝不是拉土块的用具。亚历山大虽通晓古希腊的兵书战策，东方的孙武、孙膑、伍子胥也对军阵的妙用深得神髓。厮杀的结果应该是很清楚的。
假若，后起的罗马大军杀向中国，战况也绝不是横扫地中海那样乐观和得意。“春秋五霸”已不复存，但“战国七雄”尚在。尽管罗马有费比乌斯、玛尔凯斯以及后起之秀西庇尔那样出色的军事指挥家，但中国的王翦、尉缭、李牧、廉颇、项燕也绝非等闲之辈。两千年后的秦俑坑出土的军阵以及将士的风范，虽经千年泥水浸泡，仍散发着灿烂金光的青铜宝剑。足以今后人判别西方这支劲旅和中国军队交手后的胜负。
对此，中国人并不悲观。于是， 1983 年3 月，中国考古学巨匠夏鼐在应日本广播协会之邀的演讲中，对亚历山大和罗马大军进入中国的学说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亚历山大进入中国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和实物证据，因而“只能算是传奇小说，并不是历史事实”。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普记载的塞累斯，并非指中国，而是指中亚一带，即当时欧洲人知道的丝绸来源的最远地点。
而在中国陕西、甘肃出土的罗马、拜占庭金币，似是在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开辟所传过来的，绝非当时的罗马大军来中国所留下的遗迹。
此说已经否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再也没有显露出东西方军事力量大规模交手的例证，但这并未否定东西方力量就永远没有碰撞和交手的机会。
当大秦帝国陨落两千年后的1840 年，契机终于到来了，遗憾的是它到来得太晚了，此时的东方帝国，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雄姿。面对西方人坚船利炮的进攻，中国人败下阵来了。结果，这块被秦始皇圈定的版图，再也无法粘合在一起，而最终被割裂开来。
由此，曾经强大的东方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出演了一场漫长的悲剧。
第六章 世界第八奇迹
世界上已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