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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给雪莱每年二百英镑生活费。
雪莱对此事的顺利解决深感得意，因为视原则为圭臬的他并没有出卖自己。他在给父亲的信中毫不客气地宣称：“我有义务告诉你，无论我能从中获得多大利益，我也决不能答应隐瞒我在宗教或政治方面的观点。”而蒂莫西则振振有词地复信辩解说：“我之所以给你一笔津贴，纯粹是为了阻止你敲诈勒索外人。”
在凯西克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雪莱对威廉·葛德汶心仪已久，他已将后者看作自己的思想导师和精神父亲。当他得知这个《政治正义论》的伟大作者居然还在人间活着，他大喜过望，设法弄到了葛德汶的通讯地址。就象一个置身荒野僻郊的迷途人在四周的黑暗中见到前方闪烁着一线光明，一个谦卑恭敬的信徒看到笼罩着一围圣洁佛光的上帝形象降临，他欣喜若狂而又极度虔诚地写去一封书信，表达了自己的敬慕之心，希望灵魂导师能指点迷津，拨雾慈航。
名声就象一件时髦的玩意儿，公众过度消费后马上就被晾在了一旁。曾经大红大紫过一阵子的过气明星或名家，事后获得的寂寞孤独也比常人更多更深。他们在声名和事业的顶峰时，对追星族或崇拜者不屑于一顾；而在孤索落寞之中，徜有人慕名造访，他们在喜出望外之余，就会象掉进古井下的人发现湿漉肮脏的井壁上吊着一根草绳般死死抓住不放。困顿潦倒的葛德汶此时正是这种心境。尽管他背负着全家七口人的生计包袱，而自己也为抢救濒临破产的儿童读物出版公司弄得狼狈不堪，他还是满怀着喜悦反复阅读了这封崇拜者的来信，同时不无辛酸地想起昔日的盛景。他的心情也象对方般庄严凝重起来。他复信雪莱表示对来信很感兴趣，希望了解关于雪莱本人的详细情况。
从此，雪莱和葛德汶之间建立了通讯联系。与葛德汶的结识，对雪莱自己来说比对葛德汶要更重要，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对他的思想、创作以及个人的生活命运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让思想变成行动
当时，路德派运动正在全英国蔓延，而爱尔兰也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雪莱决心投身于革命运动，以行动关心帮助贫苦的人民。1812年2月，他同哈丽艾特及伊莱扎一起动身前往都柏林，支援爱尔兰人民的独立运动。
在都柏林，他发表了一份《告爱尔兰人民书》，并将它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他同哈丽艾特一道，有时分头将传单递到街上行人的手中，有时则在阳台上向下面的人群抛撒。他还到都柏林剧院和天主教徒集会的地方进行演讲，并同时发表了一份政治文章《权利宣言》。他在《告爱尔兰人民书》中宣称：“我写此文的目的不仅出自解放天主教徒的观点，而且是为了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他号召人民起来争取独立，打破英国人的桎梏；同时道德从善，首先自己解放自己。他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争取本民族自己的权利。雪莱崇信仁爱、正义和善良。因此，即使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他并不象拜伦那样顺从激情，主张以暴抗暴，以恶抗恶，而是希望循理性和道德的途径实现斗争的目的。
然而，道德永远只是善良者的人生准则和美好愿望；对统治者而言，道德是其手中的工具和奴隶。他们自己从无道德可言，也决不会以道德的手段来对付人民。他们唆使愚昧的人们对雪莱的演讲大喝倒彩；内政大臣亲自布置当地警察局搜集雪莱的材料，同时还派专门的暗探对雪莱予以监督跟踪。好几次，雪莱都是持着手枪才得以脱身。在都柏林的处境日趋危险，而仅仅靠一腔正义的激情和两片智慧的嘴唇亦难以唤起和统合一团散沙的人民。在朋友们的一再催促下，雪莱和哈丽艾特等在1812年4月4日离开了都柏林。
这是雪莱单枪匹马地以个人的行动声援和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在这之前和之后，雪莱一再以他独有的个性和方式参与现实政治，表达了他的思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这种独特的个性和方式就是，他通常将自己深思熟虑（就他个人而言）获得的思考结论，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将它变成为人们所易于辩认和接受的铅字文件，向社会广为散发和传播。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以文字的手段宣传革命的理论和思想，他急于向社会表达并要求全社会接受他的思想和信念。例如，早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将宣传无神论的文章铅印成册，寄送给有关人士；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四处奔波，与英国进步作家利·亨特及拜伦积极酝酿筹划办一份传播革命舆论的报纸；即使在他1812年亲赴爱尔兰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即与人民的自由解放斗争第一次有力地结合时，他乐此不疲的仍然是宣传的手段：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并没有真正与人民运动本身发生实际的接触和结合，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分子。
这一不同也许正是他与拜伦在如何将自身的信念与民众斗争结合的处理方式上的最大分别。拜伦同样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爱憎分明的立场。行动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诗歌灵感的最大源泉。他发表政治演说，对现实重大政治斗争事件及时作出反应。与雪莱相比，他的诗歌的政论色彩和时评性质更为强烈。从某种程度上看，雪莱似乎对现实政治和思想信念在文字上的分界是明确而清晰的，因此分别见诸于他的不同的文字体裁和形式。例如，他的诗歌理论是以《诗辩》专论形式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则以诸如《无神论的必然性》、《告爱尔兰人民书》、《驳自然无神论》的政论文章出现；他对人类理想、未来社会图景的憧憬则以《西风颂》、《云》等抒情诗的形式表达。拜伦则不然。诗歌几乎成了他表达政治观点、抒发自我情感、阐述思想立场和回顾人生历程的无所不包的形式。除了一些短小的赠别、悼亡、忆旧的抒情作品，他的诗歌大多将抒情、议论、叙事、描写熔为一体，因而其自我的色彩和现实的意义更为强烈突出。诗歌成了记录他生活历程的媒体和影碟。他的心灵的激情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快慰和满足。所以他周游列国，考察各地的风情——即使没有被迫出走的外界压力，他也会这样做的。他追随着特瑞萨一家四处迁徙；他参加烧炭党人的实际斗争；最后他甚至放弃了那使他成名的诗歌创作，而全身心地投入希腊的独立革命。理想家的雪莱则是思考大于行动。他的心灵的翅膀不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拍击，而是在理想的未来上空翱翔。他倾心于有一个安静、宁馨、幽独的环境空间来安置他那时刻不停地憧憬和设计人类将来的思想。书斋或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更适于他那超凡绝尘的思维个性。他为了信念甘愿放弃一切，离开牛津大学或者离开伦敦都非他自己的本性使然。他一生中的好几次离国出走，好几次的先后与两个先为情人、后为妻子的女人私奔，都不是出于他追求行动、浪漫不羁的个性，而是出自为他人着想、替对方解围的高尚品德。困于环境和社会的严重压力，他生活在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自己的理想之中，因此，他的生活准则、行为方式常常就是履行自己的理想。对于他来说，人世的生活只是对自身理想的实践。如斯，他的一生就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的诗歌便成为积极浪漫主义的呐喊和人类未来最美丽的图景，而他自身也就成为一个近于完美无缺的人性典范和理想楷模。
理解了上述这些方面，我们就能明白为何雪莱不象拜伦那般频繁地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就能明白他们诗歌的各自不同的特点，也就能理解何以拜伦的声名是那样显赫，为世人皆知；而雪莱却总是那样湮没无闻——在他生前，他的诗歌除了《钦契》和《麦布女王》外，卖出去的从未超过一百本。入世的激情和现实观点的表达，更易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而天才的睿智卓识，永远只能得到同时代少数人的欣赏和赞扬。
歧路徘徊
《麦布女王》
雪莱和哈丽艾特在1812年4月离开都柏林后，先乘船返回威尔士，居住在南特格威尔，随后迁居海边的林茅斯村落。
林茅斯是一个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一幢幢茅屋顶上盛开着玫瑰花，绿色的长春花藤攀缘着茅壁而上，爬满了屋顶，显得格外生趣葱茏。四周绿草茵茵，树林茂密。村庄座落在峡谷之上。峡谷下面，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雪莱租下的茅舍处于最佳的位置。凭窗眺望，周围的景色和谷底的大海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雪莱天性向往宁静美丽的大自然环境。他感到在这里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所在，因此决定长住下去。
在远离尘嚣的林茅斯，雪莱开始潜心创作他的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这首长诗七、八月间开始写作，次年二月完成，同年夏天由胡克海姆书店秘密出版。
置身于自然环境之中，而作者对大自然又是那样倾心相爱，这就使大自然在他的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这首诗中，初次出现了雪莱诗歌中特有的“自然精神”。诗人认为宇宙是自然精神的神殿，大自然具有人的灵性和意识，有一种比人本身更高超的东西。他以“自然精神”的形式来表现宇宙的普遍运动，通过诗歌来传达对自然图景的奥妙而新颖的深刻情感。因此，泛神论的思想在他的这首长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麦布女王》中，雪莱初次表现了社会主义预言家和天才幻想家的特色。整首长诗以梦幻和寓言的形式写成。英国民间童话中的魔术师麦布女王，把沉睡的纯洁少女伊昂珊的灵魂引领到九霄云外的高处，去观察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多少世纪间的历史，都以浓缩、凝聚而集中的画面，在伟大的宇宙背景中展开。帕尔米拉宫殿的废墟，埃及的金字塔，耶路撒冷、雅典、斯巴达、罗马庄严的神殿，古代帝王的坟墓，都在伊昂珊眼前一一闪过。这些古代文明的建筑物，都是以无数无名者的牺牲代价建造的。仙后向伊昂珊指出，过去的人类享有“自由”，但这种“自由”被暴君和僧侣摧毁了，人世间到处充斥着压迫、剥削、不正义的制度和宗教迷信；人民在奴役、贫困、无知之中痛苦地生活。就这佯，诗人以幻景的形式，纳入了十九世纪欧洲现实生活的图景，批评封建专制制度和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剥削形式。
雪莱在这首诗中，对未来的图景给予了充满乐观的理想主义的描绘。在诗的末尾，出现了未来社会的欢乐景象：大地生机勃勃，人民丰衣足食，生活欢快而幸福，到处是盛大的节日场面。监狱、战争、混乱、虚伪不复存在，昔日的不毛之地开满了美丽的鲜花。
诗人通过麦布女王之口，阐述了他对哲学、宗教、道德和社会生活问题的广博看法；同时通过这首长诗的独特构思，展示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和杰出的抒情才能以及乐观向上的精神，从而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浪漫主义诗人。
精神导师威廉·葛德汶
当秋天到来，林茅斯四周葱茏茂密的树林逐渐为一片萧瑟枯黄所代替之时，雪莱接到了来自伦敦的一封信；葛德汶邀请他们夫妇去他家做客。雪莱早就盼望着与心仪已久的精神导师见面。他和哈丽艾特急忙收拾行装，动身前往伦敦。
1812年10月上旬的一天，雪莱夫妇来到伦敦斯金纳大街。他们在书店旁的一幢小住宅前停下，整了整发鬓衣角，然后叩响了门铃。房门打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位身材矮胖、秃顶的中年男人。这就是那位其学说曾经风靡欧洲的著名哲学家兼前牧师威廉·葛德汶。
葛德汶满面春风地将风尘仆仆的雪莱夫妇迎进家中。进了屋子里，雪莱和哈丽艾特才发现，葛德汶全家老小都在等着他们的光临。葛德汶的续弦克莱尔蒙特夫人笑容可掬地招待他们入座，孩子们好奇而欣喜地注视着他们。葛德汶的家庭共有五个孩子。除了玛丽因为去了苏格兰养病旅游不在外，其余的四个孩子都在场。这个家庭是一个不同血缘关系的奇特组合。五个孩子都出自不同的父母。玛丽·葛德汶是葛德汶和英国进步思想家和作家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所生，她是两位天才的结晶，但母亲却在生她时困难产而不幸去世；范妮·莫莱伊是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与她的前夫所生，葛德汶和他现在的夫人都不是她的亲生父母；简和查尔斯是葛德汶的续弦克莱尔蒙特夫人头婚所生。只有最小的儿子威廉才是葛德汶和克莱尔蒙特夫人共同所生。
葛德汶能言善辩，思想敏捷；雪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