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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斗篷，骑上自己的爱马四处转悠。晚餐时，他不在学校里的饭厅里用餐，却把朋友们招引到自己的房子里聚饮。后来，他索性离开学校，住在外面。他还找了一个出身微贱的女子作自己的情人，有时还让她女妆男扮，假作自己的侍从或弟弟，出入于朋友或饮宴之中。他还请了一个拳击手和一名剑术家做他的私人教师，每天练习拳击和剑术，进行减肥训练。如此消费早已入不敷出，于是不得不以高利贷来维持这种放荡的生活。
在尚未追寻到正确的生活理想和确定自己的人生座标之前，青年拜伦的青春激情和反叛意识，只能是以一种消极性的反抗和破坏性的堕落向外宣泄。
剑桥当时的读书空气很淡薄。除了游玩，他几乎无暇读书，只是在他每次回到小城索思韦尔看望母亲时，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诗。据说拜伦在十二岁时就开始作诗了。但第一个发现他的诗才，并积极鼓励他作诗的，是他母亲的邻居伊丽莎白、皮戈特。这是一个贤雅文静的姑娘。他们朝夕相处，时常相互探视，讨论文学和人生。频繁的接触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却激发起剑桥大学生的诗兴和灵感。每天早上，他把头天晚上写好的诗歌拿去给伊丽莎白，而她由衷的赞美更催促着他努力去写，直到夜深人静。
拜伦写的诗已经多得可以出一部诗集了。伊丽莎白也这样鼓励他。他将过去写的那些诗歌包括罗马诗人凯特勒斯和维吉尔的译诗收集起来，重新加以修改。最后汇集成册，交给纽阿克的一位印刷商出版，取名为《偶成集》。书印好后，他及不可待地将其中的两本分别送给他的朋友约翰·皮戈特（伊丽莎白的哥哥）和比契。比契读后，认为其中的《致玛丽》一诗“有伤大雅”，劝他不要出版。拜伦立即将印好的六十本书全部烧掉。几个星期后，他将删去了《致玛丽》的诗歌结集出版，冠以《杂诗》的名字，这是1807年1月。兴许是信心不足的缘故，他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
接着，他又对这部诗集进行整理和修改，增补了几首新作。1807年6月，这本书名为 《闲散的时光》的诗集出版了，作者第一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乔治·戈登·小拜伦勋爵。他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说道：“这些诗是一位刚满十九岁的青年在闲暇中创作的诗，是一个幼稚的头脑所进行的内省。”他还亲自赶往伦敦，把书送到书商手里。
现在看来，《闲暇的时光》这本诗集多为幼稚或模仿的东西，诗中不乏那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少年感伤，也有对文学教科书及古罗马诗歌的模拟和仿制。但诗集中有些方面却价值不菲。那广阔的社会视角和多样化的文学题材，诗歌中流露出来的对上流社会虚伪本质的憎恶及对真诚的友谊和爱情的赞颂，对普罗米修斯的推崇以及对朴实自由生活的向往，这些都令人瞩目地表现出拜伦未来的个性和风格。
拜伦的这部署名处女作中，值得一提的是《勒钦伊盖》和《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勒钦伊盖是苏格兰东北部格兰皮恩山脉的高峰，海拔近四千英尺，峰顶终年白雪皑皑，当地人称之为“洛奇纳伽”。拜伦八岁时曾在这座山峰附近居住。这首诗保存了作者童年时期的苏格兰印象。远离尘嚣的苏格兰高地是美丽迷人的，但更迷人的却是那“山民的传说”：苏格兰人民为保卫自己的部族制度及民族尊严而英勇抗击侵略者英格兰军队的悲壮事迹。据说诗人的母亲的先祖辈——戈登家族中有不少人曾经参加过那场失败的保卫战。诗人对抗击侵略者的“勇士们”表示了敬佩之意：“英雄的精魂定然是满心欢悦，驾御雄风驰骋于故乡的山谷”；“你们长眠地下，高亢的风笛传扬着你们的事迹”。该诗最后一段还表现了作者崇尚崇高壮美的审美观念：
造物主没有给你繁花和绿荫，你却比艾尔宾的原野更为亲切。
从远方山岳归来的游子眼中，英格兰！你的美过于驯良温雅；
我多么眷念那粗犷雄俊的岩峰！
那含怒的景色，那幽暗的洛奇纳伽！
《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表现了拜伦后来诗歌中的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孤独和寂寞。这首诗不象后来的那首 《纽芬兰犬墓碑题诗》那样强烈宣泄由绝望而要憎恨诅咒全人类的愤世嫉俗，但却抒发了一种历尽沧桑的凄凉而沉痛的感伤心境：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强烈了，虚伪卑鄙的上流社会与朴实真诚的苏格兰乡村的对比太明显了！以致诗人欲放弃自己的财产地位，返回那童年的天真自然，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
命运呵！请收回丰熟的田畴，收回这响亮的尊荣的称号！
我厌恶被人卑屈地迎侯，厌恶被奴仆躬身环绕！
把我放回我酷爱的山岳，听峭岩应和咆哮的海洋；
我只求让我重新领略
我从小熟悉的故国风光！
《爱丁堡评论》的匿名攻击
《闲暇的时光》诗集销路不错，两星期就卖掉了好几十本。拜伦的亲友给他写来了赞美的信，杂志上也出现了评论文章。拜伦乐不可支，这正是他最关切的。
但是，1808年1月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却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这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文学评论刊物。文章对拜伦极尽嘲讽和挖苦。文中写道：“这位高贵的作者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尚未成年；扉页上写了，底皮上也写了。……他的意思可能是说： ‘看看一个还没有成年的人是多么会写诗吧！这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写的，写那一首诗的时候还只有十六岁呢！’……其实，听到一个青年人从离开中学到离开大学这段时期写出了一些很蹩脚的诗，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确信，在英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中，十个有九个写过这类玩意儿，而那第十个则可能比拜伦勋爵写得更好。”读到这篇评论，拜伦气得浑身发抖。他一气喝了三瓶葡萄酒，仍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他发誓要狠狠地进行报复。他提起笔来写诗反击，但刚刚写了二十几行，他就停下了。这样仓促上阵不妥，他对自己说，“我得沉静下来，我一定要写出真正的好诗，有力地回教对方。”
1809年3月16日，即时隔《爱丁堡评论》的文章发表一年多以后，拜伦的“好诗”终于出版了。这就是著名的讽刺长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此诗一出，立即在英国文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为作者带来了巨大声誉。
在这首诗里，拜伦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慨，对那位匿名作者以及英国文坛的几乎所有名人，都毫不留情地给予痛斥和鞭挞。他指斥骚塞的诗作内容空虚而荒唐，华滋华斯的诗歌思想浅薄、寡淡无味，柯勒律治的诗过于幼稚，托马斯·穆尔的诗失之淫秽；司各特、霍兰勋爵等也都受到了他的严厉批评。
诗人在暴风雨般向英国文坛进行猛烈扫荡的同时，也宣布了他自己的美学理想：文学要表现社会，接近生活，遵循“真实”和“自然”。诗人宣称：“我学会了思想，严肃地说明真理。”这首诗对英国文坛现状的无情针砭颇能切中时弊，对湖畔派三诗人的批评亦算抓住要害，显示出诗人酣畅淋漓的抒情才能、犀利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眦眶必报的坚强个性。但诗中有些批评却失之偏激粗暴，表露了作者的幼稚和浮躁。后来拜伦认识到此，并尽其可能给予纠正；他还将该书的第五版全部加以销毁。
应该感谢《爱丁堡评论》的那名匿名作者，是他的嘻笑怒骂使拜伦这头诗坛雄狮觉醒，生机勃发地冲进了英国文苑的中心。“我要出国去！”
1819年，拜伦已经到达获得世袭贵族议员席位的法定年龄。3月13日这一天，他首次前往英国上议院去继承自己的议员席位。因为在贵族当中没有引见人，他只好独自进入会场。他毫不在乎地找到一个空着的反对派席位，在上面坐了几分钟，表示了自己的归属派别，随后便起身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议院。他对一位朋友说，我已接受席位了，现在我要出国去。
游历他国，这是拜伦长期以来的梦想。“如果我们除去自己的国家再也没有见过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就没有给人类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应该从经验而不是从书本上来了解它们。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亲身观察和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自幼倍受压抑的倔强心灵，更希望借助远走他乡的浪漫探险，挣脱身外的束缚，扬起沉重的翅膀，在地中海明媚的阳光和剧烈的风暴之中，真正完成成人仪式的洗礼。
1809年6月26日，拜伦和他的朋友霍布豪斯乘坐的海轮拔锚起航，青年拜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东方 （南欧和西亚）游历。霍布豪斯随身带去了一百枝笔、五加仑墨水和几大卷白纸。
首站自英国的法尔茅斯驶往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仿佛一个长年锁在深宅大院里的孩子突然来到迪斯尼游乐园，他被这个都市的一切吸引住了。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蜜桔，吃了一个又一个；他滔滔不绝地同寺院的僧侣聊天，尽管彼此都操着蹩脚的拉丁语。他还常常带着手枪出入当地名流的晚宴和舞会。
旅途上，他不断变换交通工具。他从里斯本沿陆路骑马去西班牙的南部名城塞维利亚和加得斯，接着走水路乘海轮去直布罗陀、撒丁岛、西西里岛，再换乘邮轮去马耳他岛。随即又从马耳他岛取道希腊西部前往阿尔巴厄亚。
地中海的奇丽风光和异域的美丽女郎同样使他着迷。夜晚，他站在甲板上，听着拍击甲板的海浪声，仰望星光闪烁的天空，仿佛一跃就能进入那无垠的星海翱翔。在温柔多情的西班牙姑娘面前，他更是情不自禁地冲上前去拥吻。他因此而获得了一络长逾三英尺的秀发回赠。在马耳他，他同一位政治上受到拿破仑迫害的年轻妇女双双坠入爱河。这种露水情谊后来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见《致弗洛伦斯》、《像片簿上的题诗》、《雷雨抒怀》、《途经安布拉奇湾有感而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章第三十节）。
阿尔巴尼亚的冒险经历更使拜伦难以忘怀。这是一片未经文明熏染的蛮荒之地，山峦重重，遍地狼烟；土耳其人正在此地施展威权。山地民族对异族统治的仇恨和反抗迁怒于一切外来者。在进入阿尔巴尼亚境内不久，本地的向导不辞而别，拜伦一行顿时困在一片荒山峻岭之中，濒临饿死危险。是拜伦坚毅无畏的勇气鼓舞着同行的人们，终于步出险境。
到达首都后，他见到了被称之为“土耳其的拿破仑”的阿里·帕夏。这位当地的统治者野蛮残酷，以在烤架上活活烤死仇人而闻名。不过，他们俩倒是一见如故，相处非常友好。阿里告诉拜伦，一见到他那纤小的耳朵，卷曲的头发和白皙的双手，就看出他出身贵族。拜伦听后非常高兴，还写信告诉了所有的亲友 （此事再一次可证拜伦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及其爱慕虚荣的贵族意识）。而阿里也在拜伦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兰波洛和好几个拜伦式的英雄都脱胎于他的原型；拜伦的此次造访，也为其后《堂璜》第四章的创作提供了场景素材。
拜伦随后在阿里派遣的五十个卫兵的护送下周游阿尔巴尼亚各地。就象对那满目荒野的崇山峻岭的由衷喜爱，他也非常喜欢这些纯朴而忠诚的阿尔巴尼亚士兵。友谊的奉献获得的是友谊的回报。士兵们为他击鼓而歌，跳起了古埃及战争的劲舞（他因此而写了《鼓手，鼓手！》，并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章第七十一、七十二节描绘了这一场景）。
有一次，在他发热生病的时候，那些士兵变得焦急不安，因此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警告医生：拜伦的病如果治不好，那他也就活到头了。那医师听后吓得连夜逃遁，拜伦的病似乎也随他而去，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此时，满溢胸中的激情再也压抑不住，他开始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章的写作。
情系希腊
然而，真正使拜伦梦萦魂牵的却是希腊。那是欧洲文化的故乡，西方文明的摇篮。那是产生过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和斯巴达勇士的土地。他情系于此。魂系于此，但他可能未曾想到，十四年后，他那一腔死骨忠肠，将与此地的草木、山川、阳光、空气融为一体，永世长存。
他们乘着马车，越过山岭，穿出沼泽，走向平原。或许是命运之神的冥冥昭示，拜伦踏上的第一块土地，就是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