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乘着马车，越过山岭，穿出沼泽，走向平原。或许是命运之神的冥冥昭示，拜伦踏上的第一块土地，就是迈索隆吉翁，那是他后来以身殉职的地方。但奔涌的激情使他来不及停下步子来细心体味，他渡过勒庞托海湾，进入佩特雷港口，再转向巴尔纳沙斯的山麓登岸，在朝圣地泽尔菲的德尔伐神宫的圆柱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马不停蹄地穿过一座座松林和橄榄林，于1809年12月24日中午抵达雅典。
悠久古老的文化遗迹和残垣颓壁的村落景观使他感慨不已，但更使他感慨万分的却是那个有过辉煌光荣的历史和无数杰出英雄的希腊，竟臣服于来自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他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悲伤地叹息：
唉，希腊！主人易替，依旧现状，辉煌的日子转瞬而逝，耻辱的年代依然漫长。……
呵，唯有自由的脚步踏不上这命定的土地，无尽的苦难岁月中，但见一代代奴隶承继。
他禁不住发出强烈的呼唤：
美丽的希腊！昔日的灿烂，今日的凄怆！
你消失了，然而不朽；沉沦了，然而伟大！
如今有谁能唤起你那败绩的儿女，领导他们去砸碎那久禁在身的锁枷？
有谁能再点燃勇敢的精神之焰，从幼若塔斯河岸跃出，将你从墓穴中唤起？
后来，他在《堂璜》中写道：
马拉松后山如带，马拉松前横碧海。
我来独为片刻游，犹梦希腊是自由。
吁嗟乎！
闲立试问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
止哭收泪挺身起，念汝高曾流血死！
不信赫赫斯巴达，今日无一忠义士。
吁嗟乎！
三百勇士今何之？
德摩比利草离离。
这是诗人对饱受异族奴役的希腊人民的同情和期望。是否从此时起，那为希腊独立和自由而战的信念之种已经深深藏埋在他的心中，从而才有他那由诗人而斗士的后来辉煌呢？
古希腊神殿的石门一朝被砸开，哄抢金银财宝的文明掠夺者便接踵而至。满目疮痍的雅典是由贪得无厌的外国人造成的。看到埃尔金勋爵之流的英国人任意破坏巴台农神庙的排档间饰、掳掠阿克罗波利斯山上众多文物的劣迹，拜伦愤怒地写出了《米涅瓦的诅咒》一诗。
在雅典时，他住在英国副领事遗孀的家中，同她的三个女儿中的大女儿——一个名叫特瑞萨的十五岁姑娘产生了短促的恋情。临别时，他写了一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雅典的女郎》献给特瑞萨：
趁我们还没分手的时光，还我的心来，雅典的女郎！
不必了，心既已离开我胸口，你留着它吧，把别的也拿走！
我临行立下了誓言，请听：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凭着你那无拘无束的鬈发，每阵爱琴海的清风都追逐着它，凭着你那墨玉镶边的眼睛，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凭着你那小鹿般迷人的眼睛：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凭着你那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
凭着这些定情的鲜花，它们胜过人间的千言万语；
凭着爱情的欢乐和酸苦，我要说：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我可真走了，雅典的女郎！
怀念我吧，在孤寂的时光！
我身向伊斯坦布尔飞奔，雅典却抓住了我的心魂：
我能不爱你吗？不能！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他把自己对特瑞萨连同整个希腊民族的一份情愫浸进了诗歌，留在了雅典；然后，如诗中所言，继续向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方向进发。一路上，他巡游希腊半岛的古迹，瞻仰特洛伊战争的遗迹，拜谒阿喀琉斯的墓冢。他还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二章。好友霍布豪斯对这一章恭维不多，嫌其感情夸张。拜伦自己也不甚满意。于是把手稿塞进了箱底。1810年5月13日，他抵达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都市的强烈的东方情调给拜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据此写成了 《堂璜》第五章。
读万里书
拜伦观察和体验着旅行中见到的一切。这一切日后也将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丰富营养和原料。赫勒斯旁海峡（即今达达尼尔海峡）是一条隔开欧亚大陆的狭窄的裂缝，直线距离一英里，潮流湍急危险，两岸乱石高耸。那是希腊神话中利安德为了同对岸的恋人希罗相会而每夜游过去的地方。他试过两次。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成功了：他从欧洲游到了亚洲。他为自己的成功一直激动不已，多年后还将它写进了《堂璜》。
他自己也在经历着恰尔德的冒险。他曾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看到一群饿狗正撕咬着一具尸体，这一恐怖的场景他后来写进了《柯林斯的围攻》和《堂璜》第八章。另一次，他看到一队土耳其士兵抬着一个布袋向海边走。原来袋子里罩着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了惩罚她同一个基督徒的恋情，当局要将她抛入海底。拜伦勇敢地冲向前去，用手枪逼着士兵退回。他后来还解囊相助，用金钱赎回了这个姑娘的生命。这件事后来成为《异教徒》的创作题材。
1810年7月24日，拜伦离开君士坦丁堡。同行的霍布豪斯返回伦敦，拜伦轻松愉快地踏上去雅典的旅途。拜伦很高兴又一次单身独处。他并不讨厌朋友，但他的天性使他喜欢孤寂。孤独是思想的温床。惟有在孤寂的处境里，思想才能无拘无束地行动，情感才能自由自在地迸发。
他回到雅典，住在方济会的修道院里。他的周围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或畏敬。他宁愿同意大利人、法国人或希腊人、土耳其人有说有笑，却不愿同自己的同胞打交道。在英国人面前，他感到手足无措。他甚至对自己的英国仆人也颇为不满。他们怕苦，傲慢，挑三拣四。在这种气氛中，他完成了长篇讽刺诗《贺拉斯的启示》。
这首诗是仿照诗人所喜爱的英国讽刺诗人蒲柏的风格写成的。它可视作《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的续篇。在诗中，拜伦继续对祖国文坛的保守倾向和消极浪漫主义进行鞭挞，再次阐明了自己的美学观念。他提出诗歌要忠实生活，朴素完美，“有鲜明的条理和诱人的睿智”；他要求废除戏剧检查法，振兴英国的讽刺喜剧。他还将产生过古希腊艺术繁荣的土壤环境与艺术在现代英国的窘境加以对比，从而猛烈谴责了现代社会的金钱文明对文学艺术的扼杀。但这首诗却失之于空疏和贵族化，而其推崇的诗歌形象仍不脱离传统的“爱国者”窠臼；有些美学观点亦为他日后自身的创作所否定。这就象诗人本人在旅途中不断睁大眼睛充满好奇地观察现实世界，他的诗歌和他的美学观念都还未走向成熟。
拜伦离开英国将近两年了。他不留恋故乡，却迷恋异域的风情。他深感外出游历的益处：“安住本国的人们，只会使岛国国民所常有的偏狭的自傲心理更加顽固。从今以后，英国应该用法律规定青年人都要出国旅行。”他愿意继续漂流在外，但囊中几乎空空如也。国内的代理人再也不肯寄钱来，还催他回去照料受到债主包围的庄园领地。他只好启程返国。
从马耳他岛乘船回到英国的航程要走三十四天。他站在甲板上，背靠船舷，眺望着浩瀚无涯的大海。两年的旅程，他能带回去什么东西呢？他带回的是东方风情的印象，是奇异的探险经历，是对人类灿烂文明的缅怀，是对社会、人生、自然和真理的感悟，是对现实愚昧和罪恶的真切认识，是对周遭世界哲学层次上的一种深刻怀疑。他还为自身带回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孤寂情绪，也为世界文学带回了一篇杰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三章。后者使他犹如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在沉寂的英国文坛升起——它为他带来了成功和荣誉。“你写下了世间最出色的名篇”
不过，拜伦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在1811年7月17日回到英国，他的朋友达拉斯向他索看诗稿时，他拿出了《贺拉斯的启示》。他自己对之甚为得意，但朋友却失望极了。达拉斯问他还写过别的没有，他回答说写过几首短诗和关于这次旅行的一些诗节。“那只是一些不能见人的东西。”他补充道。接着，他从箱底翻出一迭手稿讷讷地递过去。那是他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达拉斯挟着手稿走了。当天晚上，他用信纸给拜伦带回了最热烈的祝贺：“你写下了世间最出色的名篇……我被《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迷住了，简直爱不释手。”
第二次见面时，拜伦还是不以为然：“那根本不是诗。你没有看见诗稿旁边的批语吗？那是一位优秀评论家写的。还是想法把《贺拉斯的启示》出版了吧。”达拉斯对《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艺术价值坚信不疑。他斩钉截铁地对拜伦说：“如果你把它交给我，我一定可以让它出版。”
全世界都应该感谢达拉斯，是他将一篇几乎扔进了废纸堆的传世之作发掘出来，使之得以公诸于世。
伦敦著名的出版商墨瑞读过诗稿后，立即答应给予出版。精明的出版商懂得广告的效应。他预先把诗中的佳句摘印出来，分发给伦敦各界的社会名流，还把活字版的全文送给重要评论家，请他们撰写诗评。因此，诗歌还未出版，名声已经大振。对拜伦来说尤为幸运的是，著名诗人托马斯·穆尔和塞缪尔·罗杰斯已经同他言归于好，他们的褒奖更提高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声誉和价值。
原来，穆尔曾提出要与拜伦决斗，因为拜伦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对他加以指责。但这封决斗书从未送到拜伦的手上。原来在他写好时，拜伦已经出国漫游去了；待拜伦归国时，穆尔刚刚娶了一位漂亮的夫人，他们正如胶似漆地欢度蜜月，生活显得那样灿烂美好，决斗的念头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由穆尔作东，在他的朋友罗杰斯的家中吃了顿晚饭。杯酒泯恩仇，过去的恩恩怨怨算是一笔勾销。不打不成交，他们三人至此成了很好的朋友；而拜伦和穆尔的友情一直持续到拜伦去世以后。据说在众多有关拜伦的传记中，穆尔撰写的那一部最为精彩动情。
1812年2月27日，即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出版前两天，拜伦第一次登上英国上议院的讲坛，以议员身份发表演说，为破坏机器的诺丁汉郡的路德派工人辩护，抨击英国当局的镇压政策。
当时，英国处于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最大利润，大量使用机器工作，因而使许多工人丢掉了饭碗，濒临贫困饿死的境地。为了生存，工人自发地起来反抗，砸碎机器，捣毁工厂。而拜伦生长于斯的诺丁汉郡，就是机器破坏者运动的中心——那也是他的家族领地纽斯台德庄园所在地。当时这场受到恩格斯高度赞扬的工人阶级早期运动还只处于原始阶段，但英国统治者已经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了。他们不惜出动军队对反抗的工人予以镇压。顺便说一句，率领军队镇压诺丁汉郡工人运动的反动将领正是拜伦早期恋人玛丽·安·查沃思的丈夫。
那年春天，英国国会制定了严厉的“编织机法案”，规定凡破坏机器者一律处死。出于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他们的命运的深切忧虑，更出于反抗压迫和不平等的强烈正义感，拜伦勇敢地站出来喊出了“反对”的声音。法案的拥护者将那些工人称之为“贱民”，拜伦针锋相对地质问道：
你们把这些人叫做贱民，放肆、无知而危险的贱民，你们认为似乎只有砍掉它的几个多余的脑袋才能制服这个 ‘多头的魔鬼’……我们是否记得我们在好多方面都有赖于这种贱民？这些贱民正是在你们田地上耕作，在你们家里伺候，并且组成你们海军和陆军的人……抛开不谈新法案中显而易见的欠缺公道和完全不切实际，难道那些快要饿死的、在你们的刺刀面前拼命的困苦到极点的人会被你们的绞架吓退么？当死成为一种解脱时——这是你们所能给他们的唯一解脱——死能够迫使他俯首听命么？
何等的酣畅淋漓，何等的旗帜鲜明！但拜伦只手难有回天之力，法案仍被强行通过。四天后，拜伦在 《纪事晨报》上发表了《“编织机法案”制订者颂》一诗，对那些托利党的政客和资本家进行了愤怒的讽刺。
拜伦的抗议没能阻止法案的通过，却获得了出于自身利益反对该法案的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