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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自己地位。信奉天主教的巴黎资产阶级既不满意国王对新教的让步，也
不满意天主教贵族的专横，他们也组成一个“巴黎联盟”。法国四分五裂。
1585年亨利三世之弟安茹公爵死去，亨利三世宣布近亲那瓦尔的亨利为
王位继承人，吉斯看到大势已去，便积极策划推翻国王，取而代之。国王与
吉斯的矛盾表面化，双方诉之于战争。亨利三世派人杀死了吉斯。这一行剌
事件激起巴黎天主教徒的愤怒，拒绝听命于国王。全城在“十六人委员会”
领导下实际上形成独立共和国。北部的城市也纷纷自治。受尽封建混战之苦
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不断起义。亨利三世无奈离开巴黎，和那瓦尔的亨利达成
妥协，共同进军巴黎，打击北方天主教集团的势力。1589年，在进军巴黎的
途中，亨利三世被一僧侣刺死。那瓦尔的亨利继承了法国王位，称亨利四世
（1589—1610年），因为他出身波旁家族，所以这个新王朝叫波旁王朝。
亨利四世虽然继承了王位，但地位并不巩固。北方天主教贵族集团又推
举吉斯的弟弟为首领，继续和胡格诺派作战。巴黎的资产阶级也不承认胡格
诺教派的国王。西班牙也乘机入侵法国。面对内忧外患，亨利四世为了确保
王位，不顾胡格诺教徒的反对，决定改奉天主教以换取北方大贵族和资产阶
级的支持。他说：“为了巴黎是值得作弥撒的。”1594年3月，亨利四世进
入巴黎，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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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胡格诺教徒的愤怒，安抚战争中受到打击的天主教徒，结束长
期的内战，亨利四世经过反复磋商，于1598年4月13日颁布“南特敕令”。
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的国教，全国恢复天主教的礼拜，已没收的土地和财
产归还天主教会。胡格诺教徒获得信仰和传教的自由，有权召集自己的宗教
会议，在担任国家官职上享受与旧教徒同等的权利。此外，胡格诺教徒还保
留100多个堡寨，作为国王履行敕令的担保。南特敕令是南北两大贵族集团
妥协的和约，它标志着法国内战的结束。
（5）黎世留和专制政治的发展
胡格诺战争时，专制王权一度被削弱。波旁王朝建立以后，国王亨利四
世恢复了王权，到路易十三（1610—1643年）时期，专制王权得到进一步加
强。
亨利四世死后，由年仅9岁的儿子路易继位，称路易十三。因新主年幼，
由母后美第奇家族的玛丽摄政。法国封建贵族乘机向王权进攻。1614年，贵
族坚持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利用三级会议作为反对王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
代表支持王室，贵族的计划落空，这次三级会议无结果而散。
1624—1642年，红衣主教黎世留出任首相，辅助国王。黎世留出身地方
贵族，任首相的18年间，国王诸事都依靠他。黎世留实际上成了大权独揽的
统治者。黎世留一生致力于加强王权。他在 《政治遗嘱》中说：“我的第一
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国王荣耀。”在黎世留任首相期
间，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获得进一步发展。
黎世留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政权，首先对妨碍王权集中的力量进行斗争。
他本人虽为僧侣贵族，但他把国家利益置于教会利益之上，强迫教会交纳大
量捐税，严惩耶稣会的反抗者。黎世留以同样严厉的态度来摧毁胡格诺教派
的政治力量。1625年，胡格诺贵族在拉罗舍尔举兵叛乱，并且联络英军对抗
法国政府。黎世留亲率军队平定暴乱。1629年，国王颁布“恩典敕令”，废
除南特敕令给予胡格诺教徒的一切政治和军事特权，仅允许他们信仰自由。
黎世留与大贵族敌对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下令拆除封建主的堡垒，
迫使一切贵族必须服从国王的法律，对国王效忠，不许他们之间内讧。胆敢
反叛的，格杀勿论。在他执政期间，被处死的大贵族计有公爵2人，伯爵4
人，其他41人。还迫使许多大贵族逃亡国外，其中包括路易十三的母亲。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黎世留还对国家行政机构进行改革。他在中央设
立各部大臣，权力归国王直接控制，使有贵族参加的国务会议形同虚设。向
各省派遣赋予司法、治安和财政大权的总督，以削弱贵族把持的省长的权力。
总督由国王任命，是中央意志的执行者。这就大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
的控制。黎世留还对巴黎高等法院的权力职能进行限制，让它只有登记国王
一切法令的义务，而无拒绝登记的权利，只承认它有对国王的上奏权，不准
它介入政治问题。
黎世留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支持工商业，鼓励航海和殖民，保护贸易公
司，加强对殖民地的掠夺等，以此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财富，从
经济上巩固专制制度。
在对外政策上，黎世留以打击哈布斯堡王朝为目标，组织反哈布斯堡王
朝的联盟，策动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黎世留的政策使法国在意大利、尼
德兰、德国和瑞典树立起自己的势力，为后来路易十四的欧洲霸权奠定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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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中的德国政治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是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一切反封建斗争必然把矛
头直指教会。文艺复兴运动开展后，教会的权威已受到动摇，但人文主义并
没有反对宗教和上帝，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甚至还利用罗马教皇以反
对德国皇帝。而在16世纪初期的德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教会在德国横行
无忌，把德国当作教皇的奶牛，人民痛恨教皇和教会的统治。因此，对教皇
和教会的攻击首先从德国开始，其规模、其声势也表现得最为浩大。
（1）宗教改革前德国的政治形势
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既没有一个权
威的中央政府，也没有统一的军队、统一的货币，甚至连个国库也没有。德
国名义上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可是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确切的疆界是
怎么样也说不清楚。实际上德国是由七大选侯、10几个大诸侯、200多个小
诸侯、上千个独立帝国城市统治着。它们大大小小的领地，就是大大小小的
邦国。皇帝有名无实，地位和诸侯相差无几，权力只局限在自己的领地——
奥地利公国之内，无力实行集权统治。每个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有征收赋税、
铸造货币、设立法庭、审判案件等特权，俨然十足的国君，成为德国内部的
“国中之国”。诸侯对皇帝实行分权，在领地内实行集权。诸侯、骑士和城
市往往各自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又同皇帝对抗。从 15世纪
40年代起，皇位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着。尽管16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
声势显赫，查理五世（1519—1556年）还兼领尼德兰和西班牙，但国内诸侯
势力的强大，使德国不可能像英、法那样实现中央集权制。
德国政治上的分裂，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当时德国的社会结构
中，虽然封建的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因素的痕迹也逐渐明显
起来了。在采矿、冶金、纺织、印刷等部门中，出现了分散型、甚至少数集
中型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从1460年—1530年之间，德国的银矿年产量增
①
加5倍，最高年产量达300万盎司，被称为“白银大国”。德国的商业，特
别是过境的转运贸易相当繁荣。德国经济极为分散，发展也极不平衡，没有
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往来，南部和北部又各
有自己的贸易和市场，而大中城市大多集中在边境地区，以经营对外贸易为
主，与国外的联系比与国内的联系密切得多。经济的分散导致政治的分裂，
政治的分裂又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的社会矛盾十分复杂，矛
盾的集中点就是天主教会。
16世纪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德国的社会结构发
生了复杂的变化。
在统治阶级内部，最具实力的是诸侯。他们的领地俨然是独立王国，享
有独立国家君主的权力，除了掌握司法、税收、铸币等特权外，还拥有常备
军，还有权独立宣战和媾和，有权召集地方议会，是德国分裂割据势力的代
表。他们还采取种种措施控制一些城市和低级贵族。虽然诸侯之间有矛盾，
但他们却不满意天主教会的横行无忌，希望通过宗教改革夺占教会的巨大财
产。
低级贵族即骑士的地位日渐没落。由于火药的使用和步兵作用的增大，
① 《剑桥欧洲经济史》（TheCambridgeEconomicHistoryofEurope）1952，第466、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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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在军事上的地位降低了，已经成为多余的阶层。他们只有少量领地，收
入有限，多数入不敷出，濒于破产。为了维持其奢侈和寄生的生活，除充任
德皇和诸侯的佣兵外，则加重对依附农民的剥削，有些甚至以勒索、抢劫为
生。他们既反对诸侯的专横跋扈，也嫉羡教会的富有，要求驱逐罗马教会势
力，结束诸侯的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加强皇权。然而，骑士主张的统一是
为了实现过时的贵族民主制，维护农奴制，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农
民的支持，也得不到市民的赞同，只能是孤军奋战。
僧侣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集团。僧侣上层组成贵族集团，包括大主教、
主教、修道院长等特权阶层。他们是封建主，有的本身就是帝国的地方诸侯，
控制着大片土地和大量农民。他们榨取农民比世俗贵族还要肆无忌惮，除剥
削一般租税外，还抽取什一税，利用宗教权力压榨人民（如驱逐出教、售卖
赎罪券、停止宗教仪式等）。僧侣下层组成平民集团，包括城乡传教士。他
们多出身于城市市民或平民，经济地位低下，与下层人民有密切联系，其中
许多人能积极参加反封建斗争，有的甚至成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
在城市内部，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
内部的阶级结构大致分为城市贵族、中等阶级、城市平民三个阶层。城市贵
族是城市的特权阶层，他们把持城市大权，操纵市议会，占据重要官职，依
仗雄厚资财控制城市经济命脉。他们多半与诸侯关系密切，不仅剥削压迫城
市居民，而且压榨市郊农民。当人民起来反抗时，他们总是和诸侯、封建主
一起镇压起义。中等阶级即市民阶层，人数较多，有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
和手工工场主，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他们承受诸侯的压迫、骑士的掠
夺和城市贵族的专权，忍受着各种负担不了的捐税。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
情绪日益增长，希望结束封建割据，发展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少数激进分子
要求实现中央集权，建立“廉洁教会”。但德国的市民阶级还不够成熟，他
们多数只关心地方利益，不太考虑整个国家的前途，是社会变革的温和派、
改良派。城市平民是城市居民的下层，成分较为复杂，有贫苦的手工业者、
日工、帮工、破产的行会师傅以及逃亡城市的无业流浪者。他们没有财产，
没有任何权利，遭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不满自己的处境，痛
恨封建制度，在社会改革运动中，往往追随市民，而且是农民运动的同盟军，
但在当时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占全国人口 80％以上的农民。他们受着皇帝、诸
侯、僧侣、骑士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和压榨，必须缴纳高额地租，担负人头税、
战争税、转移税、结婚税等苛捐杂税，甚至人死了还要缴付“死亡费”。农
民稍有反抗，封建主就施以割耳、割鼻、挖眼、截指、断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