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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题三个阶段。因此，包尔主张基督教创始之初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弥赛亚的
犹太教，这是众使徒的立场，是正题；有了正题必有反题，这就是保罗派的
基督教；彼得派和保罗派的观点相互斗争直到2世纪以后很久，终于出现了
① 伊安·C·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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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题，即古代公教会，该教会对彼得和保罗同样尊重、而忽略两人观点的严
重对立。包尔把他对早期教会历史的这种解释用于《新约》各卷写作年代的
考证，发现只有《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才是保罗的
真作，在这几卷书中可以找到这场斗争的痕迹；《启示录》反映出犹太教化
的倾向，故年代较早。1847年，包尔用同样的方法研究福音书，发现《马太
福音》有犹太教化的倾向，所以最先问世； 《路加福音》很可能是根据马西
昂的福音书改写而成的；《马可福音》刻意掩盖这场冲突，因而年代较晚；
《约翰福音》中不仅看不出两派斗争的迹象，而且显示出对2世纪下半叶发
生的各种争论非常熟悉，因此，包尔断定《新约》大部分写作于2世纪。包
尔的研究引起了一场辩论，因而促进了对早期基督教会和有关文献的研究。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是包尔的学生，与包尔一样，在其《圣经》
研究中，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强烈影响。1835年，施特劳斯发表了《耶稣传》
（全名为《经过批判处理的耶稣生平》）一书。他认为“神话是宗教的自然
语言”，而将基督教的早期历史看作神话，应用神话方法研究基督的生平，
第一次提出了耶稣的历史可理解性的问题，以及是否可能把历史上的耶稣与
基督徒信仰的基督区别开来的问题。他认为，基督在世间的许多经历是可以
知道的，基督的事迹如同其他历史事件一样完全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以内。
但是在福音书中充满了基督的神迹。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盼望一位弥赛亚
降临，施行神迹。施特劳斯分析说：“在耶稣时代以前很久的时候，对弥赛
亚的期待已经在犹太人当中滋长起来，而且到耶稣时代，这种期待已充分地
成熟了……因此，有关他 （耶稣）的许多传奇故事未必是新的发明；这些传
奇已经存在于民众的弥赛亚盼望之中……仅仅需要转移到耶稣身上并适应他
的特点和教义就行了。对于一个先就附加了任何新特征到耶稣形象里去的人
来说，再没有比他自己相信其真实性更容易的事了，因为，他的论证会是这
样的：如此这般的事情必然已发生在弥赛亚身上；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如
①
此这般的事情已经发生在耶稣身上了。”那时代的人把已经形成的弥赛亚的
种种传奇，几乎不加改动地移植到了耶稣身上。耶稣确有其人，但 《新约》
里有种种超人特征的基督基本上由神话创造而成。关于福音书的起源，施特
劳斯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相悖。他认为《约翰福音》年代最为久远，历史价
值最小，而 《马太福音》的价值最高。同时他认为所有的福音书都不是目击
者的作品。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提出了基督教起源的历
史问题，“使神学去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对这种问题，也许直到今天，它也
②
未曾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既然所有福音书中所记载的神迹是不可能
的，都是人为地神话附会，那么基督徒千百年来所信仰的不过是一个神话化
了的普通人，基督并不是上帝派往人间拯救人类的。这就对基督教的传统及
其亘古不变的信仰依据构成了威胁。而福音书也只是后来人根据传说加工而
成的，这又使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受到了怀疑。
杜宾根学派的 《圣经》考据学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传统信条、教义
以及对产生信仰唯一来源的《圣经》的信心。在对早期基督教会史和《圣经》
的批判研究中，杜宾根学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神学派别，达到了当时所能
达到的最高程度。它把基督教历史中记录的所有奇迹都作为人类本身的思维
① 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345—346 页。
② 同上书，第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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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当作一种人为的伪造而彻底摒弃。从而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真实面目，
奠定了研究早期基督教会史的科学基础。
（3）费尔巴哈——另一种批判
《圣经》考据学对基督教神学提出了历史性的责难，似乎这还不够，不
久以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它的形而上学的一翼进行了同样重大的攻击。
在18世纪后半叶，包括从自然神论到怀疑主义，以至公开的无神论在内
的各种“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声势之大，压倒了对基督教的盲
目信仰。宗教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位置。到19世纪，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发
展，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在各自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恢复了宗教的地位。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存在不应等同于思想，而应等
同于自然，自然是一切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基础。哲学不能从抽象的思想开始，
而必须从诸多确定的东西开始，这些东西是在感觉经验中直接呈现给我们
的。费尔巴哈因此摒弃了黑格尔思辩哲学中所设计出来的种种上帝的替代
品。对黑格尔来说，人被视为自我异化的上帝。上帝总是努力启示自身，但
这个外化的过程遵照正题、反题、合题的阶段进行。上帝是正题，有限的人
类是反题，上帝与有限的人类有别，但二者在更高级的合题——神人合一中
达到统一。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理念”，人是
已经揭示的上帝：在人里面，神的本质第一次实现了自身。在创造自然时，
上帝走出了自身，他又返回了自身——人认识上帝，因为在人里面，上帝找
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感到自己就是上帝。在费尔巴哈看来，情形正好相
反，上帝是自我异化的人。费尔巴哈宣称只有人的存在才是真实的上帝的存
在——人才是真正的上帝，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神的意识。“人怎样思维，怎
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也就有
这么大的价值，决不会再多一些。上帝之意识，也就是人之自我意识；上帝
之认识，也就是人之自我认识。你可以从人的上帝认识人，反过来，也可以
从人认识人的上帝；两者都是一样的。人认为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
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
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隐秘的宝藏的庄严揭幕，是人最内在的
①
思想的自白，是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供认。”费尔巴哈将黑格尔为上帝
精心构筑的唯心主义哲学大厦完全彻底地颠倒过来。上帝根本就不是高居云
端、神秘莫测的“绝对理念”，而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人。神学的秘密
就是人学，在神学中，人把自己的存在投射到上帝之中。因此，人类所信奉
的宗教就是人自己外在化和客观化了的自我和行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对自
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关系，不过是他把
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
费尔巴哈认为所谓宗教的完美典范的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
教信仰和实践揭示了人最深沉的自我意识——人的需要，人的恐惧以及人最
珍视的希望。所谓万能的上帝是人之特选出来的最主观、最固有的本质，是
人类自身无限的自我意识的投射，人总是投射出一些伟大的典范以便仿效，
可是这些典范或对象却不过是主体自己客观化了的性质。因此，上帝就是人
类的存在，是人类净化了的性质，摆脱了个人局限性的性质。人使他的本质
客观化、对象化，然后，又使自身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4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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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本质的对象。但是，在宗教中上帝被作为另外一个不同的存在物来加以
思索和尊崇，实际上掩盖了上帝的本质、宗教的本质。将人与上帝分离开来，
对立起来，实际上，就是将人与自己的本质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在一切宗
教中，人和上帝是不同的存在，“上帝并不就是人所是的，人也并就是上帝
①
所是的。”上帝是完美、高尚的象征，而人是卑微、等而下之的存在。人一
旦异化为神明，又把上帝放到自己面前，作为自己的对立物，上帝已经不是
人的那个样子了。上帝是无限者，而人是有限的存在物；上帝是完美的象征，
而人是不完善的；上帝是永恒的，而人是变化无常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
而人是软弱无力的；上帝是神圣的，而人是有罪的。总之，上帝和人成为两
个极端：上帝是绝对肯定的，是一切实在性的总和；人是绝对否定的，包含
着一切否定性。上帝与人的这种分裂、对立，乃是宗教的起点。
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异化，上帝是人类自身无限的自我意
识的投射，使上帝从云端降落到人间，失去了它令人敬仰的神秘特征，成为
与人类平等的一员，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冲击了基督教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
除了科学的发展，《圣经》考据学、费尔巴哈的非基督教思想对19世纪
的基督教形成强烈的冲击外，以下的因素对基督教的发展也形成了影响。
第一，比较宗教学的兴起。19世纪，欧洲学者对东方民族的宗教和宗教
哲学，尤其是通过对它们的经典进行研究，获得了关于古代印度宗教、伊朗
的琐罗亚德斯教、中国和日本本土的宗教、佛教以及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古
代希腊的宗教更为广泛、更为精确的知识。这些研究表明，比较成熟的宗教
之间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宗教的基本观念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这就促使学者们用历史方法去解决整个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这些研究结
果，使基督教在许多人心里失去了它自封的、后来为基督徒所一致公认的独
一无二的地位。基督教的所谓“绝对地位”烟消云散了。
第二，民族主义精神的上升。天主教中教皇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争夺由来
已久。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迅速上升，在世俗权力的支持下教会民族自治
的情绪越来越强烈。1862年，法国宗教界发表教权宣言，重申前几个世纪中
法国天主教不受教皇干涉的自由权。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一部分国家天主
教会内部坚决反对教皇权力至上的观点，不允许教皇干涉世俗事务和各国天
主教会的内务。在教会内部，主张公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的权威，积极限制
教皇的权力。教皇极权派与要求分散教廷权力的一些神职人员之间的斗争一
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这种斗争从内部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力量。此外，法国大
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教皇的权力也遭到极大的削弱。在重新划定疆界中，教
会丧失了一部分领地；此后，在补偿受到剥夺的世俗王公财产的过程中，教
会的领地成为牺牲品。教会的财产为世俗所占有，修道院受到压制，这种情
况在欧洲各国几乎比比皆是。加上信仰自由和俗界平等权利获得承认，以及
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