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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二年，淮南发运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务甲于诸路，治平前岁课三十万缗，今不过二十万。请令分务为三，更置比较务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请本路诸郡并增务比较。」从之。四年，两浙转运司亦请置务比较，定课额酿酒收息，以增亏为赏罚。诏：「酒务官二员者分两务，三员者复增其一，员虽多毋得过四务。内有官虽多而课息不广者，听如旧。」是岁，以湖南路诸务糟酵钱分入提举司，令斤增钱三，为直达粮纲水工之费。立酒匠阙听选试清务厢军之法。清务者，本州选刺供踏曲爨蒸之役，阙则募人以充。
宣和二年，公使库假用米曲及因耗官课者，以坐赃罪之，监官移替。三年，发运使陈遘奏：「江、淮等路官监酒直，上者升权增钱五，次增三，为江、浙新复州县之用。」其后尚书省请令他路悉行之。诏如其请，所收率十之三以给漕计，余输大观库。五年，罢夔路榷酤，未几复旧，以转运司言新边城砦藉以供亿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卖坊户转鬻者，论以违制律。先是，政和末，尝诏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并禁之。诸路增酒钱，如元丰法，悉充上供，为户部用，毋入转运司。七年，诸路鬻醋息，率十五为公使，余如钞旁法，令提刑司季具储备之数，毋得移用。靖康元年，两浙路酒价屡增，较熙、丰几倍，而岁稔米曲直贱，民规利，轻冒法，遂令罢所增价。
渡江后，屈于养兵，随时增课，名目杂出，或主于提刑，或领于漕司，或分隶于经、总制司，惟恐军资有所未裕。建炎三年，总领四川财赋赵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实供给酒，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酿，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遍下其法于四路，岁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预焉，于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四年，以米曲价高，诏上等升增二十文，上等升增十八文，俟米曲价平依旧。
绍兴元年，两浙酒坊于买扑上添净利钱五分，季输送户部。又增诸酒钱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诸州军卖酒亏折，随宜增价，一分州用，一分漕计，一分隶经制司。先是，酒有定价，每增须上请。是后，郡县始自增，而价不一矣。五年，令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隶制总司。六年，以绍兴二年以后三年中一年中数立额，其增羡给郡县用。罢四川州、军、县、镇酒官百七员，其酒息微处并罢之。
七年，以户部尚书章谊等言，行在置赡军酒库。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即成都、潼川、资、普、广安立清酒务，许民买扑，岁为钱四万八千余缗。自赵开行隔槽法，增至十四万六千余缗，绍兴元年。
及世将改官监，所入又倍，自后累增至五十四万八千余缗，绍兴二十五年。
而外邑及民户坊场又为三十九万缗。淳熙二年。
然隔槽之法始行，听就务分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收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输，不复核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
十年，罢措置赡军酒库所，官吏悉归户部，以左曹郎中兼领，以点检赡军酒库为名，与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库并充赡军激赏酒库，隶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务监官，成都府二员，兴元遂宁府、汉、绵、邛、蜀、彭、简、果州、富顺监并汉州绵州、县各一员。
二十一年，诏诸军买扑酒坊监官赏格依旧。四万、三万贯已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一年磨勘，二倍减二年磨勘，三倍减三年磨勘，四倍减四年磨勘。二万、一万贯已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三季磨勘，二倍减一年磨勘，三倍减三年磨勘，七千贯以上场务：增及一倍，斤三季名次，二倍减一年磨勘，三倍减一年半磨勘，四倍减二年磨勘。七千贯以下场务：增及一万贯减一年磨勘，二万贯减二年磨勘，三万贯减三年磨勘，四万贯减四年磨勘。
二十五年，罢诸路漕司寄造酒。二十七年，以隔槽酒扰民，许买扑以便民。罢官监，后复制之。
三十年，以点检措置赡军酒库改隶户部。既而户部侍郎邵大受等言：「岁计赖经、总制，窠名至多，今诸路岁亏二百万，皆缘诸州公使库广造，别置店酤卖，以致酒务例皆败坏。」诏罢诸州别置酒库，如军粮酒库、防月库、月桩库之类，并省务寄造酒及帅司激买酒库。凡未分隶经、总制钱处，并立额分隶，补趁亏额。三十一年，殿帅赵密以诸军酒坊六十六归之户部，见九年。
同安郡王杨存中罢殿帅，复以私扑酒坊九上之；岁通收息六十万缗有奇，以十分为率，七分输送行在，三分给漕计。盖自军兴以来，诸帅擅榷酤之利，由是，县官始得资之以佐经费焉。
孝宗乾道元年，以浙东、西犒赏库六十四隶三衙，输课于左藏南库，余钱充随年赡军及造军器。二年，诏：「临安府安抚司酒库悉归赡军；并赡军诸库及临安府安抚司酒务，令户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数立额。」日售钱万缗，岁收本钱一百四十万，息钱一百六十万，曲钱二万，羡余献以内藏者又二十万，其后增为五十万。四年，立场务官赏格。七年，以淮西总领周閟言，总所库四，安抚司库五，都统司库十八，马军司库一，增置行宫库一，共为库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为额；其行宫新库息钱，除分认诸处钱及縻费，以净息三分为率，一分输御前酒库；以提领建康府户部赡军酒库为名，遂铸印及改库名。八年，知常德府刘邦翰言：「江北之民困于酒坊，至贫乏家，不捐万钱则不能举一吉凶之礼。」乃检《乾道重修敕令》，申严抑买之禁。淳熙三年诏：「四川酒课折估困弊，可减额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余缗，令礼部给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补还今岁减数，明年于四川合给湖广总所钱补之。」
宁宗开禧元年，知临安府兼点检赡军激赏库赵善防、转运判官提领户部犒赏酒库詹徽之言，官吏冗费，请诸司官属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课额失陷，依旧辟置。
初，赵开之立隔酿法也，盖以纾一时之急，其后行之诸郡，国家赡兵，郡县经费，率取给于此。故虽罢行、增减，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废云。
坑冶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金产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银产凤、建、桂阳三州，有三监；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有五十一场；秦、陇、兴元三州，有三务。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铁产徐、兖、相三州，有四监；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有十二冶；晋、磁、凤、澧、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务；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有二十五场。铅产越、建、连、英、春、韶、衢、汀、漳、南剑十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六场、务。锡产河南、南康、虔、道、贺、潮、循七州，南安军，有九场。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有四场。朱砂产商、宜二州，富顺监，有三场。
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雕弊。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民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
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诸山多银矿，而凤州山铜矿复出，采炼大获，而皆良焉。请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东、西川监酒商税课半输银帛外，有司请令二分入金。景德三年，诏以非土产罢之。
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仁宗命奖劝官吏，宰相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景祐中，登、莱饥，诏弛金禁，听民采取，俟岁丰复故。然是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靡，糜金以饬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景祐、庆历中，屡下诏申敕之，语在《舆服志》。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书，辄委所在视冶之不发者，或废之，或蠲主者所负岁课，率以为常；而有司有请，亦辄从之，无所吝。故冶之兴废不常，而岁课增损随之。
皇祐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斤。
其后，以赦书从事或有司所请，废冶百余。既而山泽兴发，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复故者六十有八，而诸州坑冶总二百七十一：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银之冶八十四；饶、信、虔、建、漳、汀、南剑、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铜之冶四十六；登、莱、徐、兖、凤、翔、陕、仪、邢、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铁之冶七十七；越、衢、信、汀、南剑、英、韶、春、连九州，邵武军，铅之冶三十；商、虢、虔、道、贺、潮、循七州，锡之冶十六；而水银、丹砂州冶，与至道、天禧之时则一，皆置吏主之。是岁，视皇祐金减九千六百五十六，银增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铜增一百八十七万，铁、锡场百余万，铅增二百万，又得丹砂二千八百余斤，独水银无增损焉。
熙宁元年，诏：「天上宝货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八年，令近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
元丰元年，诸坑冶金总收万七百一十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奇。
先是，熙宁七年，广西经略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产金，请以邓辟鉴金场。」后五年，凡得金为钱二十五万缗，辟迁官者再焉。元丰四年，始以所产薄罢贡，而虔、吉州界铅悉禁之。七年，户部尚书王存等请复开铜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岁，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领于虞部。
绍圣元年，户部尚书蔡京奏：「岑水场铜额浸亏，而商、虢间苗脉多，陕民不习烹采，久废不发。请募南方善工诣陕西经画，择地兴冶。」于是以许天启同管干陕西坑冶事。元符三年，天启罢领坑冶，以其事归之提刑司。初，新旧坑冶合为一司，而漕司兼领。天启为同管干，欲专其事，虑有所牵制，乃请川、陕、京西路坑冶自为一司，许检束州县，刺举官吏，而漕司不复兼坑冶。至是，中书奏天启所领，首末六岁，总新旧铜止收二百六万余斤，而兵匠等费繁多，故罢之。
崇宁元年，提举江、淮等路铜事游经言：「信州胆铜古坑二：一为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为胆土煎铜，无穷而为利寡。计置之初，宜增本损息，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煎铜以八十。」诏用其言。诸路坑冶，自川、陕、京西之外，并令常平司同管干。所收息薄而烦官监者，如元符、绍圣敕立额，许民封状承买。四年，湖北旺溪金场，以岁收金千两，乃置监官。广东漕臣王觉自言尝领常平，讲求山泽之利，岑水一场去年收铜，比租额增三万九千一百斤，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万一千斤。遂增其秩。是岁，山泽坑冶名数，令监司置籍，非所当收者别籍之，若弛兴、废置、移并，亦令具注，上于虞部。
大观二年，诏：「金银坑发，虽告言而方检视，私开淘取者以盗论。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丞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有冶地，知县月一行点阅。言者论其职在宣导德泽，平征赋狱讼，不宜为课利走山谷间，遂已之。八月，提举陕西坑冶司改并入转运司。
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湖北产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峡州夷陵、宜郡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