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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合的斗争：向县长上告、陈情。在经历了蹲警察局与丧失村人支持的事件之后，阿盛伯并未完全死心，仍继续抵抗着，他采取了“走上层路线”的不得已策略，去县府找陈县长争取支持，因为当年选举时，陈县长“曾经热烈的和他握过手，口口声声拜托拜托”，并且答应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解决。当阿盛伯费尽周折才见到陈县长，并暗自庆幸陈县长的难找说明他是个有权力的“大人物”时，那个“陈大老的孙子”摆出一副官老爷的做派。他听完阿盛伯的陈情后，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就继续埋首公事，惟一掠过脑际的只是迅速为这件公事“归类”以便“分发处理部门”，态度非常冷淡地把阿盛伯像皮球似的踢到“建设课”，这同他竞选县长时的爱民姿态和慷慨承诺完全判若两人。这种官僚的冷漠态度，不仅完全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伦常，而且让阿盛伯“对陈县长的偶像都幻灭了”。若与陈县长这个民选的官吏相较而言，阿盛伯“由人向神”的升华或许显得有些荒谬可笑，但却因他那种对乡土的执著理念而显出生命的庄严。阿盛伯在“建设课”那里闹了一阵笑话后，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知要找哪里才适合，最后只能疲倦地返回清泉村。这一回合，阿盛伯的抗争仍然是无果而终。
第四回合：以身相殉。阿盛伯终究没能挡住官商勾结的官僚体系以繁荣和发展地方的名义所施行的开发计划。“损风水、伤风化”的游泳池终于成为事实，清泉村的社会和它的伦理终将面临被吞噬的危险。此时的阿盛伯深深感到势单力薄，无力回天。他既然不愿像大多数村民们一样投降，那么就只能走上以死抗争的绝路了。因此“当游泳池完全落成的那一天，他也完全恢复到以前的鄙俗”。当本该到田里工作的年轻人却“把锄头放一边，望着里面的奶罩和红短裤在那里构想出神，这些都看在阿盛伯眼里，心里十分难受”。面对此情此景，阿盛伯终于忍无可忍，索性以最“妨害风化”的方式表达抗议。他疯狂地闯入游泳池里面，并大声叫嚷：“要脱嘛就干脆像我这样脱光！”说着真把身上的衣服全脱光了，将小姐们吓得吱吱乱叫、乱爬，然后愤而一跃投入了深水区。结果是：“他连狗刨式都不会，等很久没见他浮上来的时候，在场的人才不觉得好笑。”当两个穿泳装的女郎急忙跳下去把他拉上来的时候，却已是迟了一步，阿盛伯早已死了，除了一个名字之外什么都没留下。阿盛伯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可悲又可笑的殉道者形象罢了。阿盛伯为维护乡土纯洁不惜以身相殉，却被他所厌恶的仅穿奶罩和短裤的小姐捞上来，这真是莫大的讽刺！阿盛伯最后如“老猫”般的溺毙，很难说只是“不自量力”的疯癫举动，事实上别有深意。这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忍受街仔人对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进行随意“消费”，更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坚决维护。遗憾的是，当为阿盛伯出殡的棺材经过游泳池时，游泳池虽然暂时停止了开放，但“四周的铁丝网还是关不住清泉村的小孩子偷进去戏水的那份愉快，如银铃的笑声，不断地从墙里传出来。”这是否暗示了下一代正在告别老一辈那些“过时”的观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步入“消费社会”这个甜蜜的“陷阱”中了？小说对此只是做了客观呈现，并没有对进入“陷阱”之后的结果进行推测。阿盛伯自溺殉身的行为与孩子们戏水玩乐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不仅形成了极大反差，而且有着深刻的反讽意味。这无形中说明阿盛伯并不被村人们视为一个荣耀的殉道者，他的死并不比“溺死一只老猫”更有分量。虽然人们可能在感情上同情阿盛伯的处境，但理智上对于他的作法却绝对无法认同。不过，小说中的这种否定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就像“别林斯基所写道的那样：‘任何否定，如果要成为生动的、诗意的，都应当是为了理想而否定。’一个站在彻底的现实主义立场上的艺术家，即使他还没有清楚地了解人民的性格和思想，无论如何他也能表达人民的希望和人民的理想。”参阅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现实主义”条目中的相关内容，见1957年《文艺理论译丛》第2期，第216页。小说用逝去的传统来激起读者的哀愁和同情，用讥嘲的口吻指出传统如何被摒弃，从而引起人们的思索。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应该可以窥见作者内心深处的无尽彷徨和矛盾：他一边深深眷恋着那古老的乡土传统，一边又不得不顾及到现代社会带给人们的实际利益，因此，小说并未否定现代文明，只是透过亦哭亦笑的阿盛伯的行径，全方位地呈现出乡土社会尴尬的生存处境。其实小说的中心意象“溺死一只老猫”早就在暗中表明了作者的立场。
如果从小说审美与艺术追求方面来看，对于阿盛伯这个人物，小说所采用的笑谑和嘲讽叙事方式亦很值得一谈。“溺死一只老猫”这个标题可谓入木三分，辛酸、同情、可笑、可叹、讽喻均掺杂于其中，这是因为阿盛伯的形象中融会了作者对时代变迁的深刻体悟。假如小说的目的是在于嘲讽阿盛伯的冥顽守旧和“螳臂当车”的愚蠢行为的话，那么这样的嘲笑应属于鄙夷之类了，而鄙夷的嘲笑是出自嘲笑者自己比之嘲笑对象优越而轻视之，因为“笑的情感不过是发见旁人的或自己过去的弱点，突然想到自己的某种优越时所感到的那种突然荣耀感。……人们都不喜欢受人嘲笑，因为受嘲笑就是受轻视”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那么这样的嘲笑与被嘲笑之间理所应当会构成一种对比关系，换句话说，那就是两者不应是力量太过悬殊的对手。这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体现。特别是在阿盛伯的抗争过程中，有一个十分经典的“谐谑”情节。阿盛伯原本是个“连会都不会开”的“风神气很重”的“固执老人”，在村民大会上，他没等主席就位就抢先发话，还直呼主持人村长的土名——“鸭母坤仔”，甚至以“干你娘咧”的粗话等引起哄堂大笑。对于阿盛伯来说，无论是不谙开会规矩的可笑，抑或是随意讲粗话的滑稽，都使人感到某种愚昧中的庄严与荒谬中的悲壮。特别是当他面对台上坐着的官绅、警察等一帮“高贵的”来宾时，他不仅毫无畏惧，而且仿佛“祖师公”“附身做童乩”一般，灵感泉涌地慷慨陈辞，这令他在朋友和敌对者的眼中都变得高大起来，使他的身份地位突然提高了许多，几乎凌驾于所有村人之上了。小说写道：“忠于一种信念，整个人就向神的阶段升华。阿盛伯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已经走到人和神混杂的使徒过程。”这段文字是叙事学中相当典型的“升格仿讽”。阿盛伯这种在特定场合陡然出现的那种如宗教圣徒一般的形象，同他原本那种粗俗与蒙昧的形象，就这样构成了一种特殊张力。这种带有浓烈地方色彩的幽默、谐谑与嘲讽方式，既寓庄于谐，又质朴无华，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平。当然，小说的这种嘲弄本来就是一种带有怜悯意味的内在嘲弄，因为阿盛伯的悲剧就在于：他面对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庞然大物，而他所守护的却是一个陈腐过时的观念。他越是在这场抗争中表现出宗教般的殉难精神，就越显出他的可悲；而他那“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竭力抗争，则是对于巨大的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一种徒劳无功的抵御，这两种力量的悬殊必然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当作为资本主义都市文明象征的游泳池最终还是堂而皇之地“穿着奶罩和红短裤”进驻了古朴的清泉村之后，阿盛伯只能以脱光衣服向游泳池一跃而死，就这样很自然地完成了“当人的自我面对自己所迸现出的荒谬嘲弄”［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第8章），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版，第43页。。阿盛伯的以死殉道也未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入侵，他的这种英雄行为也许可以被人们称为现代的“堂？吉诃德”。当阿盛伯出殡的棺材庄严经过游泳池的时候，黑挽联却挡不住清泉村孩子戏水的那份欢愉。可见小说营造的这种悲剧性的笑谑确实构成了作者意识深处内在的嘲弄——带泪的笑或含笑的泪。伴随着阿盛伯不断的阻止与抗争，游泳池却是逐步得以建成，这也暗合于阿盛伯渐渐归于失败的过程，他的精神风貌亦得以层层浮现，而这种经由作者意识穿透的事件很自然地加强了故事“高潮”向两极延伸的张力。小说娴熟地运用了讽刺艺术，在描绘这些富于时代特征的传统农民的悲剧命运时，作者从感情上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以同情、理解和眷恋的心情描写了他们的苦恼、抗争和失败；与此同时，从理智上来讲，作者又对他们的愚顽守旧予以了暴露和嘲讽，从而给人们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维的艺术感悟。
有意思的是，这位具有反讽意味的阿盛伯一经问世，便成了说明台湾社会转型期农民心态的一个典型，也成了反抗资本主义入侵农村这场战争的“殉道者”，带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格参阅了白少帆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中的相关内容，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41—642页。。表面上看来，似乎确实如此，按照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化论逻辑来说，既然阿盛伯是站在作为落后的保守势力一边，那么他的注定失败也就成了不言自明的事。然而，若对此进行深究，人们将发现阿盛伯这一形象所反映的内涵其实更为复杂。在人们嘲讽阿盛伯的愚顽、保守与落伍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对那些造成阿盛伯悲剧的“先进的”现代文明的反观？那个夺去了阿盛伯生命的，供有钱、有闲阶级减肥健身用的游泳池，究竟是否就一定象征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呢？它究竟是否真的把“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引进了落后的乡土社会呢？人们不得不对此深表怀疑。事实上，对阿盛伯这样的老一辈人来说，这个破坏了清泉村“龙目井”风水的游泳池，并非清泉村人主动选择与欣然接受的新事物，而是外来的街仔人强加给清泉村的。它不仅打破了清泉村的宁静，还扰乱了清泉村既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原本清泉村的一切，包括土地、树木，甚至死人曾经坐过的石凳，特别是“龙目井”，既是村人们的生命与血肉，也是主宰着他们命运的超自然存在——向“龙目井”丢一捆稻草，就会导致全村大小都眼睛痛，等等。显然，关于“龙目井”的种种神秘传说，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清泉村的老一辈们追求“物我一致、天人合一”的生活体验。因此，到底是修建游泳池，还是保护龙目井？这对清泉村乡民来说，就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关于生活习俗、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重新选择的重大问题。在这场冲突中，村民一方的代表是以阿盛伯为首的祖师庙那一伙无权无势的乡村老人，依仗的武器是带有封建色彩的“风水”与“风化”，这是建立于小农经济上面的迷信思想和道德观念；而他们的对立面却恰恰是强大的、和政治威权结合在一起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显然，在这场较量中，阿盛伯一方注定将败北，无可避免地要充当起落后、愚昧与保守的代名词。他们对乡土家园的固守并不能阻挡城市扩展对乡间传统生活与习俗的侵犯，而他们企图抗衡生活变迁的个人行为，又往往成为社会形态改变时代的人生错位。值得注意的是，阿盛伯虽然倔强不屈，保守成性，反对修建游泳池的理由也显得愚昧、荒唐，但若从人性的情感意义上去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话，他的抗争却极有尊严。他的宗教型人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还有那在鼓动和论辩中令人惊奇的口才，归根到底都源于他是执著地“爱这一块土地，和这上面的一切东西”这一神圣信念；然而阿盛伯毕竟过于憨直，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和历史的发展趋势，最终仍不免以“溺死”的英雄姿态走完悲怆的一生。他的悲剧并非自身性格使然，而是由外在因素造成的，因此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逼迫下节节败退的最后一代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小说在看似可笑的情节中显现出对立，预示着冲突的不可化解，展示了经济发展与人文信念之间的矛盾，为那些体现着传统文化精神，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