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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坤树惟一能打发时间的办法，不然，从天亮到夜晚，小镇里所有的大街小巷，那得走上几十趟，每天同样的绕圈子，如此的时间，真是漫长得怕人。寂寞与孤独自然而然地叫他去做脑子里的活动；对于未来他很少去想象，纵使有的话，也是几天以后的现实问题，除此之外，大半都是过去的回忆，以及以现在的想法去批判。
通过不停地“想”这一行为，小说展示了坤树身为“双面人”的窘境。换言之，就是将坤树那种在痛苦折磨与矛盾煎熬中形成的所谓“双重人格”揭示了出来，而这正是使他陷于永无止境的“本我”与“非我”冲突的根源之一。因此，当坤树徜徉于小镇的车站、戏院，以及妓院这些地方时，他就在孤独与寂寞中产生一种“自我补偿性”的“生理冲动”或“性幻想”，当面对妓女的挑逗和讥笑时，小说这样写坤树的心理活动：“要的，要是我有了钱我一定要。我要找仙乐那一家刚才依在门旁发呆的那一个。”“走过这条花街，倒一时令他忘了许多劳累。”性冲动是人的本能，坤树经过妓院时看见了女人的大腿，对在烈日下忍受着饥渴严重折磨的坤树来说，这种原始的本能冲动是他身心遭到外在压力下的一种心理发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社会要大家有修养，遂对于性的问题撩而不张。”可是小说中这段关于坤树“性冲动”的描写并非无的放矢的随心一笔，实质上依旧是对坤树双重性格的又一次深入挖掘。不过小说对于坤树身为“两面人”的窘境的揭示并未到此为止，真正的高潮出现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当坤树在他儿子阿龙面前想找回真正的“自我”的时候，他卸下了脸上所戴的面具，然而儿子阿龙看到他不再是小丑装扮而觉得生疏，竟以挣扎和哭闹拒绝了真实的他，此时坤树找回真实自我的短暂快乐迅速结束了。小说以一段催人泪下的描写终结了故事：
“傻孩子，爸爸抱有什么不好？你不喜欢爸爸了吗？乖乖，不哭不哭。”
阿龙不但哭得大声，还挣扎着将身子往后倒翻过去，像早上坤树打扮好要出门之前，在阿珠的怀抱中想挣脱到坤树这边来的情形一样。
“不乖不乖，爸爸抱还哭什么。你不喜欢爸爸了？傻孩子，是爸爸啊！是爸爸啊！”坤树一再提醒阿龙似的，“是爸爸啊，爸爸抱阿龙。看！”他扮鬼脸，他“呜鲁呜鲁”地怪叫，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阿龙哭得很可怜。
“来啦，我抱。”
坤树把小孩还给阿珠，心突然沉下来。他走到阿珠的小梳妆台，坐下来。踌躇的打开抽屉，取出粉块，深深的望着镜子，慢慢的把脸涂抹起来。
“你疯了！现在你打脸干什么？”阿珠真的被坤树的这种举动吓坏了。
沉默了片刻。
“我，”因为抑制着什么的原因，坤树的话有点颤然地：“我，我，我……”
在小说结尾这一段中，“我，我，我……”这样含蓄的句子，对于失去了父亲尊严和爱儿子权利的坤树来说，的确包含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言外之意。其实当坤树“踌躇的打开抽屉取粉块”，并“深深的望着镜子”时，他的神情就已经凸显了内心的激烈冲突。为了使儿子阿龙不哭，他必须重新粉墨登场，丑化自己；但这又实在是“深深的”触动了他心头那不能成为真正自己的创痛。在外边他为了妻儿可以忍受失去尊严的工作，但是在他心灵的港湾——家中，竟也仍然无法做回真正的自己，不懂事的稚子不认父亲的哭闹拒绝则再次使他失去为人的尊严，天地何其之大，却没有一块地方可以让他真正当回自己。底层社会中，“人的处境”真是何其之惨啊？难怪坤树的“心突然沉下来”，涂抹的动作会是“踌躇”的，以至当妻子阿珠对他发出惊诧的疑问时，他会心头起伏难过到“颤然”语塞，难以成句。坤树这一次重拾粉块、丑化自己的行为，不是由于生活鞭子的驱使所导致的，而是为了取悦于不懂事的幼儿。虽然坤树重新涂脸竭力想让儿子阿龙认得自己的行为，也许只是一种情绪激动时无法自制的下意识行为，儿子阿龙对他的拒绝也绝对不会演变成无法挽救的父子悲剧，然而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激烈打击，仍然活生生显示出穷人连最起码的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乐都无法抓住的深沉悲哀与无奈。很显然，儿子阿龙对取下了面具的父亲的拒绝，就是对面具后面“真正的“坤树的否定。这对坤树来说，无疑是异常悲哀的，他极力想找回真正的“自己”，却又不得不在儿子的目光中失落了“自己”。由此可见，坤树所戴的这个“面具”后面，不仅隐藏着他的双重人格，而且揭示了转型期台湾社会中“人被异化”的严肃问题。无论是戴着面具的坤树，还是隐藏在面具后面的真正坤树，呈现的都是“人的处境”不断恶化的情形。众所周知，通常面具、脸谱都是以隐喻的方式来显示其象征意义与内蕴的。按照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来看，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大部分的人都是以两种面貌来处世；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戴着一副“面具”，面具内外呈现的是“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不同意识。这诚如台湾著名戏剧家姚一苇所言：“当一个人生下来，他就必须开始接触社会，于是他就无意的，或是有意的被戴上面具。这些面具，有的是自己带上去的，也有的是别人给戴上去的。不妨请大家冷静地来观察一下，不管是你，不管是我，哪一个人没有戴上面具？事实上人人都被戴上了各种面具，包括你和我在内。”小说中坤树所戴上的面具是被夸张化、戏剧化了的“面具”，这和一般人所戴的“面具”有所不同。一般人戴的是无形的、抽象的面具，并不会遭致尴尬的处境；可是坤树戴的是有形的、具象化的“面具”，这就不同寻常了。如此“另类”与“异端”的面具，自然而然会招来世俗的非议与嘲弄，这恰恰是坤树内心的真正悲哀。坤树是为了养家糊口，更是为了自己未来生命的延续——儿子阿龙和尚在妻子阿珠肚子里未出生的胎儿，才被迫戴上这副与众不同面具的，他孤独地穿梭在人群之中，忍受着各式各样的奚落、鄙视、嘲弄与讥讽。虽然最后电影院的经营者决定改用三轮车来做宣传，从此他将不再是那种以身体做广告的难堪的“Sandwich—man”了；对坤树来说，这当然是对以往那段日子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一种消解，但也在同时表明了他在自己家庭中所担任的一个重要角色的消失，他再也不是“儿子的大玩偶”了，所以当他还原成本来面目之后，儿子反而因感到陌生而大哭起来，导致他作为父亲的身份也相应地面临了缺失的危机。这是何等残酷与惨烈的深哀巨痛啊！由此可见，这篇小说的魅力既不在于它的情节奇特，或富有戏剧性，也不在于它采用了“意识流”等的新潮写法，更不是人物性格挖掘得多么深入，而是由于小说生动具体地描绘了被贫穷生活所扭曲了人性、失去自己做人本色的坤树内心啼血般的痛楚，因此格外震撼人心。
就艺术方面而言，小说采用了特别的叙事方式，不仅通过叙述者来揭示人物的活动，而且用加括号的内心独白形式来直接袒露人物的心声，括号外表现人物的行动、对话和作者的叙述；括号内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和心理活动。小说对此用了大段的篇幅予以呈现：
“老板，你的电影院是新开的，不妨试试看。试一个月如果没有效，不用给钱算了。海报的广告总不会比我把上演的消息带到每一个人的面前好吧？”
“那么你说的服装呢？”
（与其说我的话打动了他，倒不如说是我那副可怜相令人同情吧。）
“只要你答应，别的都包在我身上。”
（为这件活儿，他妈的！我把生平最兴奋的情绪都付给了它。）
“你总算找到工作了。”
（他妈的，阿珠还为这活儿喜极而泣呢。）
“阿珠，小孩子不要打掉了。”（为这事情哭泣倒是很应该的。阿珠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吧。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软弱而嚎啕的大哭起来。我知道她太高兴了。）
想到这里，坤树禁不住也掉下泪来。一方面他没有多余的手擦拭，一方面他这样想：管他妈的蛋！谁知道我是流汗或是流泪。经过这么一想，泪似乎受到怂恿，而不断地滚出来。在这大热天底下，他的脸肌还可以感到两行热热的泪水簌簌地滑落。不抑制泪水涌出的感受，竟然是这般痛快；他还是头一次发觉哪。
“坤树！你看你！你这像什么鬼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摸样呢？！”
（干这活儿的第二天晚上；阿珠说他白天就来了好几趟了。那时正在卸货，他一进门就嚷了起来。）
“大伯仔……”
（早就不该叫他大伯仔了。大伯仔。屁大伯仔哩！）
“你这样的打扮谁是你的大伯仔！”
“大伯仔听我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难道没有别的活儿干啦？我不相信，敢做牛还怕没有犁拖？我话给你说在前面，你要现世给我滚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污秽人家的地头。你不听话到时候不要说这个大伯仔翻脸不认人！”
“我一直到处找工作……”
“怎么？到处找就找到这没出息的鸟活干了？！”
“实在没有办法，向你借米也借不到……”
“怎么？那是我应该的？我应该的？我，我也没有多余的米，我的米都是零星买的，怎么？这和你的鸟活何干？你少废话！你！”
（废话？谁废话？真气人。大伯仔，大伯仔又怎么样？娘哩！）
“那你就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
（呵呵，逼得我差点发疯。）
“畜生，好好，你这个畜生！你竟敢忤逆我，你敢忤逆我。从今以后我不是你坤树的大伯！切断！”
“切断切断，我有你这样的大伯仔反而会饿死。”
（应得好，怎么去想出这样的话来？他离开时还暴跳地骂了一大堆话。隔日，真不想去干活儿了。倒不是怕得罪大伯仔，就不知道为什么灰心得提不起精神来。要不是看到阿珠的眼泪，使我想到我答应她说：‘阿珠，小孩子不要打掉了’的话；还有那两帖原先准备打胎用的柴头仔也都扔掉了；我真不会再有勇气走出门。）
显然，在上述片断中，括号内呈现出来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包括了坤树对往事的回忆、对无奈现实的愤慨，以及内心的深切感动和无声的社会批判等许多方面，展示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心灵分裂性与复杂性。譬如“那么你说的服装呢？”这句话其实是心中的问句，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坤树内心的不愿与外表的欣然接受却都呈现出来了。再如“早就不该叫他大伯仔了。大伯仔，屁大伯仔哩！”则是心底早就积存的怒火以无声反抗的方式发泄出来了。这种无声独白往往与真实情境相反，或者与外现行为相反。这种采用括号形式，零星地插入主人公的所忆所感来呈现人物内在心境的方式，在小说中所起的并非一种简单的说明和注释作用，而是作为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出现的，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据心理学上的解释，人类的精神动向具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两种：意识的是人类精神的觉醒状态，是整个心灵的表层，如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无意识是指人类处在入睡、失神，或发狂状态时，在知觉的水平下面潜伏的状态，就像冰山藏在水底的部分。小说通过括号内外截然相反的内容，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将主人公坤树“无意识”的心理世界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显然，小说在叙述方法和叙事角度的探讨与突破上是卓有成效的。这种艺术形式虽然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方法，但它又很中国化，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
随着黄春明对社会思考的深化及其生活视野的扩展，透过这篇小说，人们可以发现作者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社会进化在思想领域引发的对旧式人物和传统观念冲击的一面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台湾社会的转型在经济领域中带给饥寒交迫穷人的严重伤害，以及对其人性扭曲的一面。换言之，这篇小说通过细致刻画了一个最早扮演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进驻台湾乡土前驱的小镇“广告人”坤树的境遇和分裂性格，敏感反映了转型期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它所导致的人与环境的冲突。小说中的坤树是在懵然无知的状态下被卷进历史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