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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漩涡中去的，由于他对社会转型和新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导致他陷入了艰难的生存挣扎和难以自拔的精神自虐处境中。作者以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透过坤树的境遇观照了后来日趋繁荣强大的消费社会里人们的普遍境遇。从坤树这一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台湾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尴尬问题。坤树为了生活不得不屈辱地从事一种“丢人现眼”的职业——广告人。但他心里却时时充满着难言的痛楚，备受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折磨。本来生活就已把他从人变成了“鬼”，在社会上他失去了人的地位，只能以“鬼”的形貌出现，只有到了家里，他才能卸下面具复原成“人”；可不懂事的儿子看惯了他的鬼貌，拒认还原为“人”的父亲，而这全是因为贫穷使然。这是何等悲凄而令心灵战栗的事啊！正是社会的不公使坤树失去了做人的地位和权利，让他连躲在自己家里都无法恢复自尊。换言之，对坤树来说，儿子的拒认使坤树做人与做父亲的尊严丧失殆尽，因此为了取得儿子的认可，坤树不惜重做小丑。失去尊严正是为了获得另一种尊严，被社会异化了的“小人物”，即使用畸形的方式也仍然在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这个角度来看，坤树这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人情世态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不仅透露了转型期台湾社会纷纭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而且呈现了普通民众身上的宽容温厚、坚忍自尊的美好品德。
从这篇在喜剧性的滑稽中蕴涵了悲剧性结局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黄春明小说的背景已经由家庭扩展到了社会，人的尊严问题也随之深化了。坤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忍痛失掉自己的人格尊严做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广告人”，打扮怪异，浑身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各种广告牌，走起路来像木偶，成天在烈日、饥渴的煎熬下蹒跚游荡于小镇的街头巷尾之中。这种既没有尊严，又不能自主的职业，不仅惟一的亲戚大伯仔因他干的“没出息的鸟活”而同他断绝了亲戚往来，而且连街上的孩子、路边的小贩、花街上的妓女，甚至外乡客都对他投以冷酷的目光，拿他来开心取乐。“贫穷”像一条鞭子把坤树赶入丧失人的尊严与人生意义的险恶处境，贫困所带来的悲屈使坤树饱受着肉体与精神双重痛苦的煎熬；换言之，坤树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一切，是为了家人的温饱和养活子嗣的严肃理由。然而，就是这个被社会所严重侮辱与损害的坤树，体现出了纯朴的人伦美德与人格尊严。不过，小说在表现人的尊严这一严肃的主题时，却采取了颇为奇妙的喜剧方式。坤树由于一直找不到事，不得已出此下策当了令人耻笑的广告人，为了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得不装扮出异于常人的滑稽模样，但这却是他内心所极不愿为的，可为了生存又不得不为之，这就是尊严与生存无法兼及的矛盾。朱光潜曾经指出：“我们已经承认审美经验与道德经验是大为不同的，也认识到了真正的悲剧快感不依赖于道德的考虑。但我们也强调指出，纯粹的审美经验其实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活当中，如果道德感没有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或至少不受干扰，审美的一刻就永远也不会到来。”朱光潜著、张隆溪译：《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11页。他又说：“我们仍然觉得，在看到痛苦和不幸场面时，正义观念的确常常在我们头脑中出现。人毕竟是有道德感的动物，对于悲剧鉴赏中审美态度的产生、保持或丧失，他的道德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①。显然，理性与道德是悲剧意识产生的必要前题。从小说中所叙述的坤树的经历，不仅可以看到坤树在现实中的无奈，而且还可以看到他在理性的挑战与执著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对生命和尊严的重视。坤树这一形象透露出的那份沉重和辛酸不仅使人潸然泪下，而且那份做人的尊严和责任感亦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人们从中体味到的不仅是含泪留下的笑，而且还有含笑留下的悲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坤树在生活和社会的逼迫与重压之下，虽然能够自始至终追求着做人的尊严，然而使他苦恼的既不是外人对他的议论和冷漠，也不是夫妇之间的争吵，而是心爱儿子阿龙将身为父亲的他当成陌生人的痛苦。小说细腻而动情地描写了坤树与阿珠这对在艰辛生活重压中难免时有龃龉的贫贱夫妻之间的误会和谅解、痛苦和挣扎、内省和自责，以及体贴和慰藉，展现出了“小人物”心灵上那方光明温馨的天地。小说以一种悲悯的情怀传递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卑微人物的心灵呼声，以及他们人性深处闪烁的崇高道德光辉。对于坤树来说，家是他心灵的港湾，只有在家里，他才能恢复人的尊严，然而就是这样微小的愿望竟也因稚子的无知而被剥夺了。当他恢复本来面目，不用再装扮成小丑游街，自认为找回自尊时，儿子阿龙却吓得哭闹起来，因为只有当他挂套着广告牌扮成“小丑”的模样出现时才能被他的儿子所确认。儿子之所以会把父亲的假面当“真面”，恰恰肇因于父母的穷苦；此时的坤树只好踌躇地重拾粉块，再次粉墨登场，以丑怪的假面博取儿子的欢心，获得儿子的认同。它说明，这个世界只认“鬼”，不认“人”。它已容不得真正人的存在。扭曲的生活也扭曲了父亲的形象，贫穷不仅使身为父亲的坤树异化成了家庭中儿子的玩偶，也同样使他异化为社会的玩偶。具体来说，就是他对于社会的价值，只不过是在小镇的大街上充当公众的玩偶罢了。坤树的深沉悲哀就这样被包裹在一个外表滑稽可笑的玩偶里了，小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这个令人悲喜交加的故事里，忧郁和欢娱交织在一起，深沉的父爱和冷酷的社会相互映衬，不仅形成了震撼人心的强烈艺术效果，也传达出了转型期台湾社会底层“小人物”所坚守的信念——只有忍辱负重才能够生存下去。因此即便是靠背着广告牌游街过活，坤树也仍然没有放弃追求生命中最基本的一样东西——“尊严”。作者对这位不仅是社会的玩偶，而且回到家中还得当儿子玩偶的“小人物”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与敬佩。坤树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他的命运发出来的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抗议之声。
除了上面各节所具体介绍的黄春明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之外，还有一篇小说《阿屘与警察》也值得一提。这篇小说虽然不像其他各篇一样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却也是记录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页。故事写的是警民之间的一则小故事，但这个小故事却隐含着浓厚的人情味，道出了社会转型的尴尬。故事情节主要由两个人物的对话构成——非法摆菜摊的阿屘和执法的警察。执法的警察取缔了违法卖菜的阿屘，但在警局作笔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景。当警察依循程序询问阿屘的姓名与住址时，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流错位的情况，警察要求阿屘用便于行政管理的地名来回答，可是目不识丁的阿屘却只知道地名的俗称。小说以幽默的方式将两人之间鸡同鸭讲的情形表现了出来，隐喻了官僚体制与民间生活之间的距离与冲突。最后警察在无奈与同情的情绪下，决定对阿屘网开一面，不再对阿屘罚款，还让阿屘将没收的秤带走，并叮嘱阿屘出去以后要说已经罚过款了。可阿屘还茫然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是好人啊！”小说生动表现了警察在情义与法理交战下的心理冲突，警察终于选择了人情。让人们于冷冰冰的官僚体制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70年代，台湾社会在世界形势冲击下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台湾连连遭逢外交变局而引起严重的内外危机。1970年发生了“钓鱼岛事件”；1971年台湾失去了联合国的席位；随后美国政府迫于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和多重利益的考虑，其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联合公报”。中美、中日先后建交，而台美、台日断交；至此，那些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也先后与台湾断交，台湾在国际外交上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这种连锁反应使台湾从社会结构到民众心理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激荡和震撼。面对台湾社会的剧变，敏锐的黄春明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将笔触从熟悉的农村乡镇转向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城市。这一时期他小说的社会批判色彩进一步强化，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民族尊严的主题代替了以前的个人尊严的主题，并构成了这一阶段他作品的思想基调。这个阶段的黄春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甘庚伯的黄昏》、《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以及《小琪的那一顶帽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新殖民地化的台湾社会的深刻反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民族受辱的现实，揭露了各种有损于民族尊严的现象、人物及思想，批判了“全盘西化”和“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这些对于唤起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以及维护民族尊严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蒙意义。特别是《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和《我爱玛莉》这四篇作品，都隐含着寓言的方式，将台湾殖民地的主体性置于小说的叙事脉络之中，展现了黄春明作为第三世界文学家的强烈反殖意识，揭示了在新殖民历史阴影下台湾社会“小人物”的生存悲境。具体来说，就是黄春明对台湾经济新殖民地色彩进行剖析的焦点，是集中在对洋奴买办的嘲讽和作者自身民族感情的抒发上。而且在这个阶段，黄春明除了进行现实批判之外，也不忘历史批判。《甘庚伯的黄昏》就是一篇揭露日据后期台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篇章。也正因为如此，陈映真曾高度评价了黄春明这一时期的作品，他这样说：这些作品所以能使我们看到“人们素朴、正直的面貌，看见我们自己民族最真切的喜、怒、哀、乐”陈映真：《建立民族主义的风格》，见1977年10月《中华杂志》171期。，“和我们所日日居息的土地，和我们所日日相遇的同胞有心连心的感情”同①。，所以“才和自己的民族血脉相通，才能在弥漫的外来影响中，为淡漠、漂泊甚至失丧的民族感情，找到一个稳固的、中国的归宿”同①。。总体上来说，黄春明在这一时期观察生活的眼光更加开阔敏锐，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更为深入，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他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前进中所取得的新成就。
第一节 《甘庚伯的黄昏》
发表于1971年的小说《甘庚伯的黄昏》，虽然延续了黄春明小说创作第二阶段的乡土风格，但在优美、瑰丽的田园风光中却折射出了一幕悲悯的乡土人物悲剧。小说在着重展现乡土社会人性美和道德美的同时，含蓄透露出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批判，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恶。这篇小说中的批判尽管不及黄春明此后创作中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那么犀利，然而即便是这样，它依然是相当深刻的、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因为它虽然带有浓郁的乡土风情，但却是从现实回溯的角度批判日本殖民主义的作品，这是一种历史的批判，更是一种批判的历史。换言之，在台湾社会沦落为美、日经济、文化新殖民地的背景下，将旧殖民主义的罪恶重新拿出来示众，将日据台湾时期的军事殖民台湾的祸害延伸到今天来继续批判，的确揭露了新、旧殖民主义乃一丘之貉，带给台湾人民的其实都是绵延不绝的流毒，从而警醒人们不要忘记和背叛民族的苦难历史。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描写了主人公甘庚伯与他四十六岁的疯儿子阿兴的故事，将几十年的事情浓缩于极有限的空间里，结构相当严谨。小说在赞颂乡土社会风物人情美的同时，运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娓娓叙说了一出哀痛凄凉的人间悲剧。
小说一开始就以简洁生动、质朴平易的语调描绘出了一幅优美的田园风景画：
连着几天晴朗的日子，野草的新芽喝过几颗露珠以后；这段时间，在粿寮仔农家的心目中，又是一眨眼的功夫。本来灰色沙砾地的花生园，却正变得一片青翠。他们不慌不忙又等了几天，当这些杂草抽身得比花生苗还高一些的时候，所有农家的五抓扒都给搬了出来，大大小小也都为了除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