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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盅罄习宓幕缎模约旱拿指奈⑽牡摹癉AVID”，用中文念起来就是“大卫”的谐音，可是他的洋老板卫门由于发音的原由，却将他唤作了具有嘲讽意味的“大胃”。事实上，小说主人公的改姓名行为潜藏着更深的涵义。众所周知，随着60年代以降到外国留学，或在台湾的外国机关、跨国公司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台湾精英知识分子取洋名已是蔚为风潮，陈顺德的改名为大卫？陈，不过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乃沧海一粟而已。但小说却在主人公改姓名的问题上，做了一篇很诙谐辛辣的文章。主动把自己民族和家族的名字改为殖民者的名字，当然是与殖民者同化的象征，但在汉语汉字环境中，“DAVID”被讹为“大卫”甚至“大胃”，却带有嘲讽意味。目前流行一时的“后殖民理论”就指出，被殖民者在“复制”殖民者的文化、语言时，往往掺入土著文化的“异质”，使殖民者文化走样变质。然而“改姓名”确实使陈顺德忘乎所以，丧失自己的认同。因为当被殖民者被迫用殖民者的语言、名字取代自己的身份、历史、传统和文化时，被殖民者终将丧失证明自己的独立主体和历史意识。当别人叫大卫？陈的洋名和中文名字时，他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叫洋名时他笑脸相迎，以中文名“陈顺德”招呼他时，竟会回不过神来，“通常地一声是听不见，第二声的时候他会在心里想一下；第三声，他会因厌烦而焦急，但仍然装着听不见”，甚至谎称一边耳聋以掩饰其不满；而且他还会神情不悦地说，同他一样叫“陈顺德”的人太多了，“好久就没有人叫我陈顺德，叫我大卫”。自从改用洋名字，陈顺德“脱胎换骨”，“着实地扎根在”洋机关的“工作环境”中了。但他的这种彻底同化的行为并没有使他获得洋老板真心的对待。洋主子只不过是觉得大卫？陈这个标准的“买办”好用，推行业务的能力高超，对公司在台湾的“洋务”推广和拓展具有“多角性利用价值”，而且大卫？陈对洋上司百依百顺、逆来顺受，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有一种别人望尘莫及的“韧功夫”；然而即便是这样，洋主子仍然对他充满了鄙视，洋主子卫门夫妇私底下始终以猪、狗指称已经改名为大卫？陈的台湾人“陈顺德”，并且丝毫不忌讳对他的嫌恶。尽管刻薄的洋主子将大卫？陈当成一头“猪”或一条“狗”来看待，他却恬不知耻地把这当作是同洋上司之间的一种“友谊”的体现。很显然，在殖民者和力求同化的被殖民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小说虽然是以极度夸张的形式激烈抨击大卫？陈极端崇洋媚外的丑恶行径，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的真实。
小说作为对台湾经济新殖民地问题进行剖析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就集中在滋生于这上面的一个特殊阶层——洋奴买办因“文化认同”的错位而导致的精神与道德的沦丧方面。正是这种渗透和积淀在血液与骨子里的“崇洋情结”，使大卫？陈奴颜媚骨地成为了一种被鲁迅所痛斥的“可恶奴才”——“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鲁迅：《忽然想到》（七），见《鲁迅全集？华盖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为了从洋主子那里获得更多的残羹冷炙，多啃到几根主子丢弃的“肉骨头”，因此他的奴性便集中在对于洋主子的种种媚态上。因为大卫？陈从自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当好了洋主子的奴才，才能成为自己同胞的“主子”，所以他除了名字洋化外，还摸熟了一套取悦洋上司的手段。列宁曾这样说过：“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美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乐善好施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5—1959年版，第36页。而大卫？陈的确就是列宁所说的“无耻之徒”！而这种无耻的奴性使大卫？陈迅速成为洋老板最喜欢“用”的人，他的薪水和职务也迅速看涨，生活水平一年上一个新台阶，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洋房和汽车，逐步地实现着他所向往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梦。就在大卫？陈雄心高涨、踌躇满志之时，一向“赏识”他的洋老板卫门与露西夫妇却要卸任离开台湾返回美国了，大卫？陈免不了表现出恋恋不舍之情，他不仅挖空心思地给露西送了一对手镯和两件订做的旗袍，而且还外加一幅价值四千元的“白石翁的残荷临摹”古画，以此为诱饵向卫门夫妇邀宠；而且还处心积虑、死乞白赖地缠着洋老板卫门夫妇，恳求他们将其豢养的一只价值不过六百元的杂种洋狗——“玛莉”留给他，大卫？陈甚至不惜花费两千元台币巨款为“玛莉”修建了一座新狗舍。卫门夫妇本来就无意多花数百美元买机票把狗带回国，因而也就答应了大卫？陈的要求。卫门太太临行前曾特别嘱咐他：“狗，跟人一样，你爱它，它就爱你。”“玛莉最近发情，你可不能让它随便跟土狗交配，一定要找一只有血统证明的狗才可以。”大卫？陈将洋主子的这段临别赠言奉为圭臬，始终遵行不悖，而这段话亦为故事后续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大卫？陈终于将“玛莉”过户到自家门下，除了借此达到光耀门庭、抬高身价的目的之外，其实他领养“玛莉”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是他所进行的一项长期的“感情投资”，“玛莉”是他未雨绸缪预先留下的一着暗棋，一方面可以继续和洋老板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则出于醉心于美国式生活方式的愿望。他更期待的是，一旦有一天洋老板再次回来时，会因其“忠狗”的行径而大大褒赏他，从而实现他心里早就制定好了的“在这外国机构爬升的事业”。他曾向妻子玉云透露其心机：“你以为我喜欢养狗吗？我只想养卫门家的狗。”“卫门虽然回美国，但是还是跟我们有关系，并且他可能还有回到台北的机会。”换句话说，因为“玛莉”是洋主子的象征，伺候它就等同于服伺洋主子，而一旦洋主子再度调回台湾后，“玛莉”就将成为他同洋主子之间的一种粘合剂，可以继续巩固两者之间的主仆关系；显然，大卫？陈的前程跟这条名唤“玛莉”的狗确实结下了不解之缘，故而他才会把领养“玛莉”视为至高无上的幸事。很显然，大卫？陈是把这条狗看成自己日后在洋机关卖力爬升、炫耀身份地位与事业前途的希望所在，因此他会认为“玛莉”神圣不可侵犯，爱“玛莉”远胜过爱自己的妻儿。大卫？陈为了讨好洋主子，求人不得而求其狗的行径，呈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无奈的卑微，而是可厌的卑屈了。当大卫？陈如获至宝般将“玛莉”用车载回家时，此时的他，真是得意非凡，踌躇满志，“很清楚的自觉得，他的生活又往上跳升了一格，越来越像美国式的生活了”。具体来说，就是他的生活更加美国化了：他梦想着尽快在台北的“天母”外侨住宅区拥有自己的房子，并像在台北的洋人那样带着狗开着欧洲轿车，让洋狗“玛莉”向车窗外伸出半个脑袋，招摇过市。这无形中表明进入美国公司工作四年以来，他已经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显然深刻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殖民地体制下，被殖民者，特别是那些受到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所蛊惑的殖民地精英，亟思同化于殖民者来改变自己卑下的处境。若用“后殖民理论”大师弗？法农的话说，就是要在自己黑色的脸上戴上殖民主子白色的面具。他们全心全意学习和模仿殖民者，并且在模仿的过程中，急切地否定、拒绝、唾弃自己的种性、文化和传统，还用背弃和否定自己的方式来全心倾慕、谄媚和崇拜殖民者，从而否定真实的自我。这些试图以改换姓名、改变头发和皮肤颜色，以及改变生活习惯等同化手段来改变自身命运的“被殖民精英阶级”，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认同方面，是完全惟西方殖民者马首是瞻的，他们完全以殖民者的是非、善恶、美丑标准作为自己判断是非、善恶与美丑的标准；与此同时，他们甚至于会将自己的民族、家族，乃至同自己民族相关的一切历史、传统、文化都当成落后、丑陋和羞耻的东西，从而产生憎恶感，觉得无法忍受。归根结底，这群所谓的“被殖民精英阶级”是竭尽全力来离弃和憎恶自己的祖先与同胞的，希望以此受到殖民者的青睐，并被殖民者所完全接纳。历史地看来，这样的“被殖民精英阶级”几乎从没有成功过。他们那种焦虑、谄媚奉承、奴颜婢膝以乞求同化的心态与行为，不仅没有被殖民者所接纳，反而遭到殖民者更深的鄙视、不齿、厌烦与排斥。反过来说，被殖民者以背弃自己的同胞与历史文化，向往同化于殖民者的奴性行为，既没有从殖民者那获得等值的回报，又为自己的同胞所不齿，自己的同胞也以敬而远之来回应他们，最后那扇“同化之门”仍旧是被殖民者冷峻、倨傲地紧紧关闭着，而这样的殖民地精英因而也就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独、尴尬境地参阅了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前言》中的相关内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7页。。旧殖民地精英如此，改变策略后的新殖民地诸关系下的精英资产阶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爱玛莉》这篇小说就以生动的形象说明了台湾新买办阶级的处境。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一层层深入揭示出这种主子与奴仆之间畸形关系的实质。“玛莉”到大卫？陈家之后，大卫？陈立刻将它视为新的主子，极尽奴性地宠爱和伺候着这只狗，甚至视自己的妻小都比不上这只杂种狗，任凭该狗搅扰家人，让妻儿全都受尽了“狗罪”。由于大卫？陈内心深处极度“崇洋”，这使得大卫？陈在对待“玛莉”和家人时，采取了大相径庭的态度，但大卫？陈始终未对此进行理性的反思。他只是直觉地感到“玛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高过家中的一切，小说中有一段描述很贴切地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糟蹋玛莉，在他社会性的本能上，觉得是在糟蹋他的前途，甚至于过去一切辛劳。”由此可见，在大卫？陈、洋上司、妻儿，以及“玛莉”之间萦绕着几重特殊的“人——狗”关系。具体而言，洋上司的宠物中，不仅有一条杂种“大狼狗”——“玛莉”，实际上洋上司还有另一条宠物“哈巴狗”——大卫？陈；而大卫？陈对待妻子、儿子的关系来说，他无异于是家里的“大狼狗”；当他奴颜媚骨地甘为洋上司“哈巴狗”的同时，反过来又要求自己的妻儿当他的“哈巴狗”。当洋上司回国以后，“玛莉”就成了他的新主子，大卫？陈则再次蜕变为“玛莉”的“哈巴狗”，显然，当惯了奴才的大卫？陈不可一日无主子，而且已片刻离不开主子了。而大卫？陈的妻子在他的强迫和压制下，只能无奈地伺候“玛莉”这个大卫？陈的新主子。换言之，大卫？陈不仅在洋上司面前把自己降低到了狗的地位，而且为了个人私欲，还要将自己的妻子降到比狗还低下的地步。这恰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则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鲁迅：《谚语》，见《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小说通过大卫？陈对洋上司，以及作为洋上司象征的狼狗“玛莉”，同自己的妻儿之间判然有别的态度，不仅尖锐讽刺了小说主人公的奴性，而且对这种妻不如狗、人狗易位的畸形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这种“将狗拟人化”和“将人拟狗化”的隐喻性艺术描写，的确生动勾勒出了一幅“人狗颠倒”的处于异化状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虽然卫门夫妇和大卫？陈之间的“主奴”关系因洋主子的回国而暂时结束，但作为奴才，那是一刻也不可少了主子的，因此大卫？陈迅速与象征洋主子恩德与权威的杂种狗“玛莉”建立了新的“主奴”关系。这使“玛莉”一进大卫？陈的家门，立刻就成了家中的“太上皇”。这条大狼狗不仅给大卫？陈的家人带来无尽惊吓与恐惧，而且还将家里的陈设毁坏殆尽。第一天，“玛莉”就把大卫？陈像命一样宝贵的三十多盆宫兰和报岁兰全部打翻在地，还摔破了十多盆这些珍贵的兰花，平时孩子不小心弄坏了一点，都难逃挨打的惩罚，但“玛莉”摧毁、弄碎了几乎所有的兰花，大卫？陈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