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袄贼伪命，枢密院得宋人书，有干涉行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时为尚书省令史，亦命别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职官论罪，多从的决。伏见大定间世宗敕旨，职官犯故违圣旨，徒年、杖数并的决。然其后三十余年，有司论罪，未尝引用，盖非经久为例之事也。乞详定之。」行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书省。至是，宰臣奏：「自今违奏条之所指挥、及诸条格，当坐违制旨者，其徒年、杖数论赎可也。特奉诏旨违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尝谕宰臣曰：「自张行信降黜，卿等遂缄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知，岂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尽言，毋复畏忌。」
行信始至泾，即上书曰：「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臣自到泾，闻陕右豪民多市于河州，转入内地，利盖百倍。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于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疋，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势陵夺，遂失其和，且常患银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疋，机会不可失，惟朝廷亟图之。」
又曰：「此者沿边战士有功，朝廷遗使宣谕，赐以官赏，莫不感戴圣恩，愿出死力，此诚得激劝之方也。然赠遗使者或马或金，习以为常，臣所未谕也。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况今时务与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或莫能办，则敛所部以应之，至有因而获罪者。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
又曰：「近闻保举县令，特增其俸，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然自关以西，尚未有到任者，远方之民不能无望。岂举者犹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诏内外职事官，益广选举，以补其阙，使天下均受其赐。且丞、簿、尉亦皆亲民，而独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给，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谓国用方阙，不宜虚费，是大不然。夫重吏禄者，固使之不扰民也，民安则国定，岂为虚费。诚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军充役，举家廪给，军既物故，给其子弟，感悦士心，为国尽力耳。至于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此何谓耶？自大驾南巡，存赡者已数年，张颐待哺，以困农民。国家粮储，常患不及，顾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是耳。如即罢之，恐其失所，宜限以岁月，使自为计，至期而罢，复将何辞。」上多采纳焉。
元光元年正月，迁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未几，致仕。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为尚书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颇减。寻复致仕家居，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葺园池汴城东，筑亭号「静隐」，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
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两登相位，殆若无官然。遇事辄发，无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为动色，行信处之坦如也。及薨之日，虽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
赞曰：高汝砺禔身清慎，练达事宜，久居相位，虽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张行信砺志謇谔，言无避忌，然一簉政途，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论事稍不及前，岂以汝砺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谏，汝砺不谏，又沮和议。胡沙虎之恶未著，行信两疏击之。汝砺与高琪共事，人疑其党附。优劣可概见于斯矣。
金史卷一百八
列传第四十六
○胥鼎侯挚把胡鲁师安名
胥鼎，字和之，尚书右丞持国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进士第，入官以能称，累迁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国卒，去官。四年，尚书省起复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为人甚干济。」上曰：「著作职闲，缘今无他阙，姑授之。」未几，迁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递铺转送文檄之制，上从之，时以为便。至宁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元年十一月，出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兗州管内观察使，未赴，改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贫民阙食者众，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师官民有能赡给贫人者，宜计所赡迁官升职，以劝奖之。」遂定权宜鬻恩例格，如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官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全活甚众。四月，拜尚书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将南渡，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钞法、版籍之类，上颇采用焉。又言：「平阳岁再被兵，人户散亡，楼橹修缮未完，衣甲器械极少，庾廪无两月食。夏田已为兵蹂，复不雨，秋种未下。虽有复业残民，皆老幼，莫能耕种，岂足征求。比闻北方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绛、解、河中，遂抵河南。战御有期，储积未备，不速错置，实关社稷生灵大计。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数亟给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抚使，兼前职。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岭外军已皆南徙，代为边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损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阳以代为籓篱，岂可撤去。」尚书省奏宜如所请，诏从之。又言：「近闻朝廷令臣清野，切谓臣所部乃河东南路，太原则北路也，大兵若来，必始于北，故清野当先北而后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无所掠，则势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而谷草委积于北，是资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抚司矣，乞更诏谕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赐诏奖谕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镇方面，式固边防，坐释朕忧，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节，以收绥静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后宠。」寻以能设方略退兵，进官一阶。
十月，鼎上言：「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上从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骑六万围平阳，急攻者十余日，鼎遣兵屡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赏，预张文榜，招还胁从人七千有奇，绩至者又六千余，俱令复业。窃谓凡被俘未归者，更宜多方招诱，已归者所居从便，优加存恤，无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时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许，因进拜焉，且遣近侍谕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执政时，因有人言，遂以河东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无虞。方国家多难，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虑社稷之计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时河南粟麦不令兴贩渡河，鼎上言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农民浸少，且无雨雪，阙食为甚。又解州屯兵数多，粮储仅及一月。伏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皆邀阻粟麦，不令过河，臣恐军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听其输贩，以纾解州之急。」从之。
又言：「河东兵革之馀，疲民稍复，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须，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盖绝无而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谋安集，而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甚可怜悯。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彼不是务，而使疮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弊也。愿朝廷亟止之，如经费果阙，以恩例劝民入粟，不犹愈于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楼岭诸厄，戍卒几四千。今兵既去而农事方兴，臣乞量留侦候，余悉遣归，有警复征。既休民力，且省县官，万一兵来，亦足御遏。举一事而获二利，臣敢以为请。」诏趋行之。
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俱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