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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军队里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这期间，华国锋还到其它部队视察过，所在部队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华国锋在军队里的活动使邓小平十分警惕，加强了剥夺华国锋军委主席的决心。
真理标准讨论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深入，是争夺中央最高权力斗争的继续。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光明日报》文章的批评，６月２４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20多年以后，这篇文章的作者吴江在他北京雅宝路的家里，对本书作者谈起了他写这篇文章的情况。他说：真理标准讨论过程有两件事起了推动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于光远就说过，他以为这是常识，并不在意。吴冷西发表了那么强烈的反对意见，上纲上得那么高，这才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汪东兴的高压，中宣部的高压，引起了反弹。吴江说，有了吴冷西的强烈反对，有了中宣部的高压，我就想写一篇文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写成了给我的老同学姚远方，他当时是《解放军报》的副总编。由于6月2日邓小平在总政会上讲了话，他和华楠总编同意发我这篇文章。我建议他们送给罗瑞卿看一看。
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解放军报》是代表枪杆子的，人们认为“枪杆子说话了”，所以各地相继表态，汪东兴也不再批评了。一是吴冷西的强烈反对，二是“枪杆子说话”，这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两件事。
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召来中宣部长张平化，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９月９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９月１０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１０月下旬，井岗山时代的老革命家谭震林，给《红旗》杂志送来一篇文章，内容是纪念毛泽东８５周年诞辰。这本是《红旗》编辑部约请的。但谭老先生却在文中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编辑熊复要删去这一段，责任编辑不同意。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谭震林自己又送来了修改稿。把这部分内容写得更突出，更明确了。这使熊复哭笑不得。
他写了两点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跟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定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除有关段落；二、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
１１月１４日，谭震林对编辑部来做工作的人说：“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坚持不删。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只好给汪东兴写一封信，讲明事情来龙去脉。并把稿件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理。
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的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该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也同意发表。熊复还是不敢作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去问怎么办，汪东兴也只好同意。这篇文章在《红旗》12期终于发出来了。
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中国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执掌最高权力。一位权威人士一语道破了这场争论的尖锐性：“这是针对两位主席的。”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华主席。
远离权力最高层的老百性，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政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多数人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他们期待改变现状。一些思想敏锐的人，首先挣脱精神枷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召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会上支持这篇文章的人居多。
自然科学家积极参加了论战。他们用自然科学史的大量事例来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新的科学实验发生冲突时，科学家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的。他们用这些事实来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科学发展的实例言之凿凿，说服力强，他们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有方励之发表的《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严家其发表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严家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哲理小说《跨越时代的飞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因其文笔犀利又通俗易懂被广泛传。
社会科学界一时非常活跃。邓力群、冯定、童大林、于光远等人发表了充满新思想的见解，积极支持《光明日报》的文章。
周扬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科学无禁区”的看法。认为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就不应当设置禁区，限制人们去讨论。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文化部长。他参与制造了很多文艺界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遭受打击。在这次讨论中却喊出了思想解放的最强音。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各省、市、自治区及军区党政要人纷纷表态。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辽宁出版的《理论与实践》上发表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省委书记杨易辰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其它各省市政要接二连三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一发消息，首都报纸作为要闻争相刊登。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声势。
突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们，以后的改革深入中出现了分野：是走五十年代的路，还是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两支队伍泾渭分明，互不相让。这是后话。
第5节政治路线大转变
“两个凡是”业已突破，“凡是派”已经失去了理论上的王牌。要开辟新的航道，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讨论。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时３６天。到１２月１５日才结束。
所有的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以对于三中全会以前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共有２１２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原来计划这次会议讨论经济问题。１１月１０日，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三项议程：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但是，会上还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１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工作重点转移是邓小平９月视察东北时提出的，当时就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常委的支持，华国锋也接受了这个看法。
会议外面有“西单墙”，会议内面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会上天天有“西单墙”的最新消息，成了会上会下的重要话题。西单墙的大字报和会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也不能统一思想了。
大家是同意工作重点转移的。但是，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怎能实现转移？大家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去了会议控制权，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在讨论经济工作的会上却不谈经济工作。１１月１２日，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这个决定的第三条是：“凡在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是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年＇，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８页）
陈云这里指的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名卑鄙的政客。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整人的阴谋家。胡耀邦曾说他比“四人帮”还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寿终正寝。死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周之下，为第三号人物。追悼会上给予极高的评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秘书李鑫极力为他掩盖罪行。在李鑫主持编写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写进了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人们看了这个材料以后纷纷提出疑问：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史问题，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为什么不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这个材料中的一个标题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和其他领导同志”。在起草十一大报告中，李鑫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的行列中，讨论时大家有意见，才改了过来。李鑫的种种努力也掩盖不住康生的累累罪行，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把康生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极权政治是阴谋家的沃土。康生是这块沃土的长出的毒菌之一。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
井岗山时代就有相当高的地位的老革命家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凡是派”：“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不能指责的，不能做任何违背他的思想的事；谁要是批毛主席史上的错误，谁就要冒杀头的危险；进行这种批评就等于不尊重和亵渎皇上和最高权威，并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的。如果这样，难道毛主席比耶苏、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还高贵，比高贵的皇帝、马克思、列宁还神圣不可侵犯吗？”他接着提出了为“二月逆流”（１９６７年２月，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在怀仁堂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因而被称为“二月逆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的问题。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七。二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