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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不报告中央书记处，也不经校务委员会讨论，也没有和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商量，直接命令教育长宋振庭给中组部打电话，通知将吴江、孙长江、阮铭从党校调出。这三人正是《理论动态》２８２期事件以后进行特别调查的对象（宋任穷说是“正常考察干部”）。与此同时，胡乔木在书记处会上提出调蒋南翔任党校第一副校长（实际是顶替冯文彬）。
孙长江给本书作者讲了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笑话。王震说：“孙长江不能在党校教书，把他调到一个小的大学里去。
”孙长江说：“感谢王震同志对我的关心，没有把我调到一个大的小学里去。”６月２６日，王震在党校部、室主任会上宣布三件事：１，蒋南翔要来担任第一副校长；２，吴江要调离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不进领导班子；３，阮铭这个造反派头头要清除，清除后向中央写个报告。他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我要和这个造反派头头较量较量。”王震限令三天开除阮铭党籍，并通知在海南出差的阮铭迅速回来。王震批示的关于阮铭的材料不给阮铭看。后来阮铭从其它渠道看到了，他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连他在１９８０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海外转载）也成为“反动文章”。阮铭上诉到中纪委，同时把申诉材料送胡耀邦一份。几天以后，中纪委书记李昌接见了阮铭，说胡耀邦有批示，要中纪委开常委会研究处理。中纪委常委会成立联合调查组处理这件事。李昌主持调查，他说：“现在再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王震找陈云制止调查。陈云对王震说了三句话：“阮铭不能留在党内。阮铭不能留在党校。全国报刊不能发表阮铭的文章。”王震立即在党校传达。还说：“谁不同意陈云同志这三句话，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阮铭就被开除了党籍。
王震以阮铭为突破口，打孙长江，打吴江，实际是打胡耀邦。其实，阮铭在文革初期参加过造反派，很快被“王、关、戚”打倒，受审七八年。阮铭有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胡耀邦欣赏他的文章。吴江是党校理论室主任，孙长江、阮铭是副主任。对阮铭问题胡耀邦主动承担责任，以保护冯文彬、吴江。他在有关阮铭的调查材料上批了两句话：“阮铭当编辑是我的主意，文彬、吴江没有责任。”《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的一个内部刊物，由党校理论室编辑出版。这个内部刊物是胡耀邦用来反对“两个凡是”的重要基地，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立了大功。当时邓小平曾说《理论动态》“政治上强”。王震说理论研究室是胡耀邦的“智囊团”（其实，胡耀邦没有“智囊团”），他在党校的会上说：“听说胡耀邦在这里有个智囊团，我就是来砸烂这个智囊团的！”一边说，一边就用他手上的拐杖“当，当，当”地狠凿地板。
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后，他们反过来再查《理论动态》２８２期文章的写作意图，仍无所得。他们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要把理论室的盖子彻底揭开。”最后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王震还是下令解散了理论室。
７月２０日，党校中青干部训练班１４２名学员毕业，要求党中央主席胡耀邦来讲话。胡耀邦这次拒绝前来党校，而是把学员请到中南海作了一次讲话，他说：要同一切错误和邪恶作斗争，也就是要坚决相信真理与坚持真理。在我们的事业面前，任何时候都会有极端错误的东西、极端邪恶的力的干扰破坏。任何时候都不要向他们低头和投降。歪风邪气、丑恶现象、邪恶力总会长期存在的，要想经过几次斗争就消灭干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方针，是要经过努力，经过不断的斗争，把它们缩得小而又小。……今后几十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风大浪大概不会再有了，但在某个地方，某个单位，则难免可能发生大风浪。作为一个革命者，要站稳脚跟。……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体制改变，不再设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大后，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到任。在党校大会上，王震说，党校仍有造反派在捣乱（指阮铭），并要求将他的发言印发大会，意图是为难胡耀邦。吴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文章，王震连夜训斥《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们还要不要脑袋？！”吴江被一撸到底，调出中央党校，政协委员被撤销，连《哲学研究》的客座编辑也撤销。按王震的意思，不再给吴江分配工作，调出北京，但他的想法没有实现。孙长江从中央党校调到了一所“小的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王震到党校开紧急会议，说是有要事传达。他发表讲话说：“吴、孙、阮三个人，他们在三中全会前后写过一些正面文章，但他们的表现不好，在党校工作不合适。先生不好，学生也教不好。”“看人要看本质，不能看现象，这三个人以调出党校为宜。”“他们写信批邓力群（吴江说没有此事，可能是邓力群辅导《陈云文选》时学员写的信――本书作者注），可是邓力群还替他们说好话。邓力群是正派人。胡乔木、邓力群是经过考验的，还得依靠他们，不能依靠吴江等人。”参加会议的冯文彬向胡耀邦汇报王震这次讲话内容。胡耀邦在电话记录上批道：“对吴、孙、阮等同志的问题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核实后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不能个人说了算！”但最后还是王震个人说了算。当然，王震也不是“个人”，他背后还有一批人。他只不过是拿大刀打前锋的周仓。实际上，在这次会上他传达的是陈云的意思。
１９８５年５月，胡耀邦受香港《百姓》记者陆铿的采访时，当陆铿提到胡耀邦和王震是浏阳老乡，胡答：“是的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说：“啊，那是南北呼应。”胡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
第2节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
如果不讲清背景，很多人不知道“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为什么会在中国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情还得从马克思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６５页）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9７２年，第４４１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须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同上书，第３４８页）
这样，“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没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
在马克思经典作家那里，商品经济一直是共产主义的异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商品经济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不能消灭它，但要限制它，一旦条件具备，最终还是要消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否定更加强烈。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圣殿里一个心怀叵测的“异教徒”。不赶走这个“异教徒”，社会主义圣殿就纯洁不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有“产品”（没有“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不能有“商品”。“产品”是计划调拨的，“商品”是按价值交换的。但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商品交换行不通，所以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但不承认“商品经济”。这是因为，前者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后者是一种经济性质。所以，坚持“商品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要不要“商品经济”的争论就成了政治斗争。
１９７９年４月，近４００名经济学家在无锡市举行了半个月的大讨论。讨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问题”。这是一次盛会。中国的第一流经济学家，诸如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等都参加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在半年之内召开了几十次不同规模的价值规律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几乎接触到在以后十几年经济改革中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是一种什么关系；国营企业是不是商品生产者；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是怎么形成的，等等。
建国以来，由于实践上不可能消灭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约束。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第一次大讨论。当时起主导作用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经济受“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支配，价值规律只起辅助作用。认为价值规律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不起调节作用。当时的经济学家还认为，“在过去漫长的史中，价值规律是同私有制相联系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自发地对生产和流通起调节作用，成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杠杆。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虽然‘改土归流’，……但毕竟是‘野性’难除，如果不注意加以限制，它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乃至泛滥成灾。”（关梦觉：《关于当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经济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２期）对客观规律进行“限制”，竟出自知名经济学家的笔下。
６０年代，在讨论管理国民经济要不要运用价值规律时，孙冶方主张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主张经济管理应以利润为中心。不久，这个观点就被斥为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无产阶夺取政权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是政治统帅经济，还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坚持无产阶政治挂帅，还是实行‘利润挂帅’，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理论上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用价值规律调节、支配整个社会生产。”（《红旗》杂志１９７０年第２期：《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过去长期违反经济规律所造成的恶果，各方面都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哪些经济规律办事呢？胡乔木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指出，第一是按“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第二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见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６日《人民日报》，据于光远后来在一次会上说，这篇文章是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个人写的，在发表时胡乔木只署自已一人的名字）。这篇文章当时还算思想解放的代表之作。
其实，在经济运行中，只有“按比例”的规律，并不存在“有计划”的规律。“按比例”的规律，主要是通过价格变动来实现的。“有计划”是人们的主观行为。而人们这种“有计划”的主观行为，阻碍了“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杨继绳：《对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再认识》，载天津《中青年经济论坛》1984年第3期）。强调“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实际就是强调“计划第一”。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不同意把价值规律放在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