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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旗帜不是愈举愈高，而是愈举愈低。作家批评家躲开它，躲开社会主义。如果说程度如何估计说不清，但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如果对这事实都不注意，我们的革命良心就存在问题。如果认为良心可以安，那么这样的同志的革命良心是值得分析的。已经那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东西，怎能视而不见。不忙作结论，不忙批评？（说这些话时胡乔木提高嗓门，声色俱厉）攻击不限于来自文艺界，但比较起来文艺界突出。……我认为我们文艺界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事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可怀疑的，是童话。说我们相信童话太多了，六十年是童话，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童话，对这样的论调采取自由主义，慢慢讨论吧，我不赞成这样的态度。我对朱某某讲，四项基本原则要是可以放弃，只有我们解散共产党。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解散的，所以四项原则不能放弃。
他接着说：对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对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我赞成少写。如果将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错误，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也要占百分之五十五，那么，这样也就是党本身的错误了。……张某某这样的作家，把党的错误充分描写，无异是教育青年怀疑共产党。
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注：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胡乔木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要坚持一些东西，也要反对一些东西。双百方针是有目的的，不然就同战国时期一样了。双百方针不是独立的，不能认为文艺就是一个双百方针，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存在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想不反对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主观上想不轻易反对一些人，但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一些人。这些人存在么。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然有所坚持，就必然有所反对。对专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以至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不能容忍，不能采取宽容的态度。……有一位知名人士写过一篇大学教育方面的文章，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要我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继承北大老传统。当年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是进步的，但要在今天的大学实行“兼容并包”，就是要在我们的大学里允许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倒退。
（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85页－88页）
1983年8月10日，胡乔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谈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首先把王若望发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大形势之中：“一方面由于你个人的遭遇，使你写了一些文章，说了这样一些话，反映了全国的一股大潮流。不仅是文艺界，还有哲学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比这更不好的，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也许他自己说他是共产党员。这股思潮经过1981年的批评有所下降。受了批评的有进步，但是没有受批评的却越来越厉害，越走越远。”胡乔木在这里表扬了钱钟书，说王若望没有像钱钟书一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王若望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歌颂这个好时代。胡乔木批评王若望：“你很少读书，发议论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颠倒，你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你已不像党员了。”“你提倡无为而治（指对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预――引者注），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共产党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组阁。”“你又提倡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到中年》这部片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样的煽动性的话一说，你就成了专门制造党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作用的人，这是可耻的，还不说是危险的。对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险的。”“你的《三步曲》内容可能是真实的。看了你的作品，人们会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日本的监狱还残酷。”胡乔木的谈话又从批评王若望转而批评文艺界其他人。“茹志娟在文学技巧上进步了，但对生活冷眼旁观。……现在有些作家一味寻找生活中灰色的东西，或者一味模仿西方文艺的技巧。”“《文艺报》对徐迟的批评是正常的，他文章中的错误是很可笑的。我很客观地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正常的，怎么说是围剿呢？”“《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是一个青年，宣传宗教思想，贾平凹也宣传宗教思想。还有人宣传存在主义思想。很多出格的东西都放出来了。”胡乔木说：“现在文艺界混乱比之1981年思想战线座谈会时的情况严重得多。”他说：现在要大喝一声，共产党员站出来，不然社会主义文艺就要名存实亡！
1983年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览》时发表讲话说：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这不是和平演变吗？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我们是执政党，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非常乌七八糟的事情，不像样子的事情；这些事情是解放以来没有的。有问题的人要检讨，要整风、整党。闹的笑话很多，这方的材料宣传部都有。不能马马虎虎地过去，要研究处理。
还有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真正离经叛道的文章，他们也敢发。……大学教授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出格的文章，教育部要管，要加以追究，要批评。
1983年8月20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一、文化系统有几位演员表演得很不像样，要适当批评，还应重一些。有奖无惩难以治天下。
二、文物部门外行领导，急功近利，考古界甚为不满。挖掘草率，保管不善。
三、出版方领导太弱，对西方现代派思想横流，负有很大责任。
1983年月27日，胡乔木在《李大维：祖国统一三点建议》材料上批示：建议切中时弊。
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建议中央加以控制（不是封锁，现在是泛滥成灾）。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宣传（与其让美国文艺传播，不如让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教育了我们好几代人）。
胡乔木在1983关于文艺的谈话、批示、信件，火药味很浓，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一些政治敏感的人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新闻界：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斗争胡木一手抓文艺界，另一手抓新闻界。他在新闻界抓的是“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批评“不听话”的报人，极力保证党委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中国新闻界一直把党性看作最高原则。什么叫党性？理论上的回答是，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对于办报人来说，党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严格按各级党委的要求办报。发什么，不发什么，包括版面安排，完全听党委的。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翻开１９５５年的报纸，可以看到连篇累牍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史证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纯系冤案；翻开１９５７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势如洪水的反右内容，史证明，６０多万“右派分子”全是错案；翻开１９５８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对“大跃进”的齐声赞扬和放高产“卫星”的连连喜讯，实际上，“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人饥饿而死；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更是不堪入目。可以说，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报纸，真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有良心的报人回头翻阅报纸，无不感到羞愧难当。
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几十年，过去一直很听话。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想到几十年来《人民日报》种种有损人民利益的宣传，开始独立思考。从１９７９年开始，他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他说：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报呢？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如果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就失去了党性。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
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历史上也有不统一的时期。
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个凡是”阶段《人民日报》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的实例以后说：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共产党是不是革命党，不能决定于自己认为如何，而决定于人民群众承认不承认。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期，尽管他们把自己吹上了天，吹成世界上最革命的党，但人民不承认；那个时期他们把持的中央党报，自己也吹上了天，认为办得最好，最有党性，但人民不承认。事实说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分不开，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帮下台》，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胡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活中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有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的羞耻。”中宣部向各单位传达了胡乔木这个讲话。胡绩伟对胡乔木的批评不服。２月８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作了一番辩解以后说：“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把它列入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自由化’之内，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信发出去以后没有回音，胡绩伟又写了一篇题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表述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１９８２年２月４日，将此文寄给胡乔木，并附一封信。３月２６日，胡乔木回信。否定了胡绩伟这篇文章，说“不要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没有完。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材料。“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是批判的靶子。这个材料的按语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胡绩伟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大批判对象，时年已到６６岁，也是出于是拥护中央６５岁退职的号召，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的请求。他想，与其受批判后下台，不如主动退下来。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胡乔木受书记处的委托召开会议，正式宣布胡绩伟的错误。胡乔木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原则问题。……绩伟同志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这个口号的，而且被大力宣传，这点，我没有夸大。因为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已经散布到全国，不能说每个省报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
这是对党的性质发生动摇。
胡木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表述是否科学上做文章，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实质的问题是，办报人听不听党委的话，“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是个星期天，胡木和邓力群到了人民日报社，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胡木首先宣布了中央书记处１０月２０日上午的会上关于人民日报的一项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并决定将他调离人民日报社。因为胡绩伟已经是人大常委了。原总编秦川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庄任总编辑。决定将副总编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社，暂时不安排工作。他们二人仍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活动。
接着，胡木作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