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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邓小平的上述讲话。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会上认真讨论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要求各纪委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讲话，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
１０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很少发表评论的新华社，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同一天，文化部长朱穆之在一个会上发言讲到，将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
１１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哲学家邢贲思同记者的谈话，指出理论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的前列。他说，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精神污染相当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污染面广，包括理论、文艺、新闻、教育、政法等方面，都有精神污染；一是某个领域污染程度相当深，像“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主义论，理论上很玄，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方面。
１１月３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提出，各团组织，要动员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地积极地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前列。
１１月５日，周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他所发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据说这是被迫的。
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农村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闭幕。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说，对农村精神污染现象不能低估。
１１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
１１月２０日，文化部长朱穆之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防止精神污染。当前主要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这一切紧锣密鼓的宣传。使人们感到，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各省，也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我当时出席天津市委的一个报告会，由市委第二书记张再旺作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我习惯开会带一本书，以便在会前的等待中打发时间。这天我带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写的《第三条道路》。没想到，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一系列有精神污染的书，其中就有《第三条道路》。此外，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一大批书都列为禁书。在工厂里，清除精神污染就针对青年工人的头发和服装了。有的厂党委书记上班前拿一把剪刀站在工厂门前，凡有穿喇叭裤腿来上班的不让进，或者干脆拿剪刀把裤腿剪开。有些对外开放的单位和“三资”企业，也搞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出现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据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期间，派人对基层的反精神污染情况作了一些调查，发现了反精神污染的扩大化现象。这种扩大化危及到改革和开放。他们把清除精神污染中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怕影响改革开放，才点头车。
这时，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开始向后撤退。１１月２８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和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说：“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１１月３０日，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总政党委扩大会上说：一、清除精神污染态度要坚决；二、要严格掌据清理的范围和界限；三、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四、要严格区分矛盾的性质。
１２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清除精神污染，划清政策界限》的评论中指出，“我们要在经济战线继续进行改革，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或正在探讨的问题，更不能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
１２月７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同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时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其实，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农村改革没有污染问题”。
１２月１３日－２２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宣布：“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中不提反对精神污染。”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的领导人谈话。他说：“清除精神污染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接着，他讲了8条具体意见：不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对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着不能封闭。电影、戏剧、曲艺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滥砍；等等。在这次谈话６天以后的１２月２０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上说：上次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中出了漏洞：一个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香港，１９９７年，第３３８页）
从此以后，报纸上就很少出现“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字了。这场来势很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悄地结束了。作为这次斗争的文字结果之一，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要求各高等院校把这篇文章作为政治课教材，组织学生学习。胡乔木这篇文章是专为批判周扬而作的。为了这篇文章，他动用了8个单位的人力，集中了一批“秀才”，帮他起草。“时三个月，四易其稿”。这篇文章在《红旗》、《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以后，又发单行本，１９８４年１月出版，印数达2000万册。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接受他的这篇文章，很快被人淡忘。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以后，又给他的对手施加一点抚慰。１月２６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以春节的问候：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诗中的“你”大概是指“异化论”，胡木也承认这个理论的锋利，但必须放在“剑匣”里收藏。“我的好友”是指周扬。可是，周扬是看不到“雨后的阳光”的。他曾在1983年11月５日，以向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对“异化”问题作了检查，这个检查经新华社发通稿，为各家报纸采用。这次检查是违心的，被迫的，是痛苦的。熟悉他的人说，他从此被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重创，郁闷成疾。（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115页）从此一病不起，“伤口会愈合”没有实现，僵卧病床数年而终。
清除精神污染实际只搞了几十天（有人说只搞了２８天），无疾而终。
为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这么快就结束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联合抵制的结果。胡耀帮１９８９年４月５日在自己家里同李锐的一次长谈中说：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这三人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抵制，其它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２８天，停了下来。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２９７页）
清除精神污染很快夭折。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占多数）比较高兴。一部分人很不满意，还总结“中途夭折的教训”，并把这笔帐记在胡耀邦身上，到１９８７年１月批判胡耀邦时算总帐。
第3节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胡耀邦始终是一位焦点人物。他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突出的，因他而引起的政治争议和政治风波也是突出的。
胡耀邦这个人廉洁奉公，思想开放。在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眼中，他是一位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人，是一位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独立思考，为人直率，敢于直言。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两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立了头功。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亲自主持下，单是解放出来的高干部，就有６０００多人，为改革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在这两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做好了这两件事，使压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释放了出来。这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当然不会让步的。但他思想比较解放，对知识分子比较宽厚。因而对批判文艺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够坚决。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的一些老人对他早就不满意。邓小平对他也不满意。他也有缺点，如好即席发言，轻易表态，难免有疏漏，被人抓着了不少“辫子”。知识分子却喜欢他这样，认为这才是平民领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记者张戈非的一篇纪念胡耀邦的稿件，表达了知识分子上述看法：“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
为了进一步研究胡耀邦这个人，２００４年６、７月间，我两次访问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绩伟。他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我们是同行，他对我谈话很坦率。他认为，胡耀邦注定要被整下台。为什么呢？他不仅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他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极权，而且反对树立新的个人极权统治；他不仅要纠正毛泽东那一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反对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任何变了新花样的假社会主义。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胡耀邦最终成为某些人推行新的专制主义的政敌。胡绩伟借给我他写的一本书：《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其中就有他说的这一段话（第３０４页）。
胡耀邦虽然使一大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平了反，复了职，但由于胡耀邦有了上述思想，有些老干部复职后对他并不满意。左派们不时地向胡耀邦发起攻击。１９８１年初发生的“社论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较量。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组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写成的，其中有些话是胡耀邦的原话，这些话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也讲过，稿件由胡耀邦审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作《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可以说，这篇社论完全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
为便于局外人理解，我对中国这个时期的“左”、“右”稍作解释。简单地说，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就是右，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就的左。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左当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号，表示“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进改革者被说成右，顽固保守者被人称为左。中国的改革过程应当以反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