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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复课。
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等。他们先在新华社门前集合。新华社的人当时没有参加，事后溜出来，到天安门才进入队伍。新闻工作者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周围的人热列鼓掌欢迎。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钦本立，你没有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下午５点半，一支学生队伍到新华社南门齐声高喊：“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北京的新闻界为什么要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事情是这样的：４月１９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为“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会议由《新观察》主编戈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昌、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秦川、吴江、严家其、苏绍智、戴晴等五十多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耀邦同志是在一个并非非常时期，完全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的手段，让他被迫提出辞呈书，而且被迫地作违心的检讨，这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事。”“他是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待遇，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的。”“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转移，对中国、对我党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今天有助于我们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他的不公平待遇，应当重新评估。”这些发言预计在《世界经济导报》4月２４日出版的439期登出，大约两万字左右。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发表悼念胡耀邦文章。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市委书记江泽民。21日下午，江泽民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承认要发表4月19日北京座谈会的发言。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世界经济导报》的清样尽快送审。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钦本立强调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由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曾庆红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如此坚定，就搬出了《世界经济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坚持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搬出党性原则要钦本立服从市委决定。当江泽民和汪道涵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纸。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影响已经造出去了。上海市委批评钦本立违反纪律，钦本立认为报纸是按正常的出版时间出版的，谈不上违反纪律的问题。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泽民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对《世界经济导报》决定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遣散了《世界经济导报》员工。钦本立已是癌症晚期住院，陈至立在病床前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世界经济导报》这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从此停刊。上海当即发生了大规模游行，打出“还我导报”、“言论自由”、“立即恢复钦本立职务”等口号，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浪潮。北京1013名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问题。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就导报事件两次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发来呼吁书。呼吁书说：作为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我们深切关心上海市《世界经济导报》禁止出版的事件。对钦本立被停职表示“深感不安”。指责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准则”，并请中国政府重新考虑。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出于江泽民的意外。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40多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有些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心情。江泽民受命到上海当市长时，是李锐代表中组部找他谈的话。他现在遇到困难，找李锐是很自然的。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们，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江泽民很难回答。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江泽民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们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泽民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当时，江泽民政治上处于危险状态。他没有想到，决定他的政治命运的老人们很喜欢他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强硬态度。他更没有想到，这件事为他以后晋升中共中央总书记创造了重要条件。当然，他也因此忌恨赵紫阳。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忿忿地说：“他想要我的脑袋！”，十年代还说“要像关张学良一样把赵紫阳关到死。”这是后话。
５月３日，赵紫阳还向青年发表了一个纪念“五四”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鲍彤起草的。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赵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这句话。赵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小平对青年的关心的内容。因为４。２５讲话公开以后，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就加上了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希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几天以后，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和４。２６社论的精神是一致的。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他实际否定了赵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人们猜测，一个教委副主任公开否定总书记的讲话，一定有更深的背景。可能高层对赵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讲话有不同的看法。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４。２７游行后，学校党委灰溜溜的，他们也希望死守４。２６社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不代表中央。因此，学生继续向中央施加压力。赵访朝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香港工委书记许家屯，让他来北京。５月３日，赵在他的中南海住宅里和许家屯谈了近两个小时。赵先问许对学潮的看法。许说：“这是爱国行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许告诉赵，社会上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党政机关干部。许表示，４。２６社论，把学潮定为“动乱”，激化了矛盾，这是不明智的。他认为是李锡铭和陈希同夸大了情况，小平上了他们的当。许还说：“我们再不能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赵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对许讲，现在主要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常委里，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是李鹏、姚依林。
许受托后，第二天就和杨尚昆在杨家见了面。许把他和赵的谈话内容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许，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了赵紫阳对亚行年会代表的谈话，讲得很好。也碰到石，也很赞许。赵在亚行的讲话是鲍彤起草的，在常委上讨论过。讨论时姚依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内容，赵说，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杨尚昆对许说“我去同老爷子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得进去，也可能听不进去。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许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斩钉截铁地说：“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３７２－３７４页）
５月８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７５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和财产；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五、司法独立；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以上意见由新华社发通稿，明天见报。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常委会上没有讨论。人大常委会开会要发表这六点意见，李鹏不同意。后来经过袁木删节，只在５月１２日的《人民日报》一版不显着的位置用三号字的标题发了３００字。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用大字标题登出《人大常委八次会议的议程深得人心》。
但是，赵紫阳缓和矛盾的作法无法实施，矛盾继续发展。学生要求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这边有些人一边收集一些有剌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里送，一边发表一些剌激学生情绪的话。这样，学生的情绪越来越激烈，邓小平镇压的决心也越来越大。李鹏对赵紫阳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
第5节从“5。13”到“5。19”：空前规模的绝食与声援
经过几天表面平静之后，波澜陡起。５月１３日，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前绝食，抗议政府对学生请愿采取的冷漠态度。
５月６日，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有２３所高校的学生签名。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本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确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顺利进行。“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访，并向全国公开准确地进行报道（我们准备５月８日下午３左右前来听取答复）。”但是，在什么人参加对话，多少人参加对话等具体问题上一直达不成协议。这具体问题的症结是，政府只愿意同全国学联、学生会这样的官办学生组织对话，不愿意同自发的学生组织对话。因此，对话的事一直拖延下去。这是学生提出绝食的理由。
５月１３日下午，学生“绝食团”在天安门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