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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八中全会原来说是要讨论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由于支持邓小平的力量起作用，放弃了原来的议题，重新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当然是满意的。南巡时邓小平对左派发出警告之后，又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为改革者壮胆。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说“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在这里，邓小平又一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又批评了左派理论家，认为他们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主要是防“左”。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谈到经济特区，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都会不一样。
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都记得，当年陈云批示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把经济特区和旧中国的租界并提；大家也记得，当年邓小平要多搞几个开放城市，陈云提出了不要“口子开得太多”的限制。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我的一个大失误”，是明批自己、实批陈云。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忠于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杨白冰在北京警惕地掌握军事按纽。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香港《大公报》１月２３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深圳参观植物园动手植树》，１月２７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见面》，１月２８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参观电子公司游市容》。如影随形，２月１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二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报刊的着意宣传，是显示邓的力量，显示有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护航”。在这期间，杨白冰又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一说法虽然使杨家得罪了很多人，改革派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适，但对于反对邓小平改革思路的人来说，不能没有震慑力。
邓小平南巡，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广东、从香港传来了大量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大家很注意南方。很多人在传阅２月４日（壬申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
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２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牌。
当时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当作喜讯来传。也有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有人说，邓小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说的这些算数吗？也有人说，邓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不合适的。
邓在南巡讲话中有批评江泽民的内容。１９９２年４月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讲到，朱熔（金＋容）基懂经济，不服气不行。还说对朱熔（金＋容）基用晚了。人们猜测邓是打算用朱换江。江当时也感觉不妙。５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报告起草班子时，起草者看到他情绪不高，面色不好。他还对起草者说：“报告一定要写好。不管十四大谁来作这个报告。”他是总书记，还会有别人作这个报告吗？对政治十分敏感的“笔杆子”们感到：江泽民话中有话，他对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但是，邓“换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说：“事不过三，你已经换了三位领导人了”（注：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
面对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江泽民不得不重新权衡左右的力量对比。江泽民最终还是站到了邓小平这一边，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１９９２年２号文件下发到县团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３月９日至１０日，江泽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全体会议。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３月１１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长篇新闻。这等于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民通报。当时人们猜测，这次会议结果不是以会议公报形式，而是以新闻形式发表，是不是还有保留呢？
第3节改革发起派全面反攻
１９８９年以后三年改革的倒退，企业界和知识界感到十分压抑。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论界在小范围内不声不响起重新拨旺改革之火。这样的小会我参加了几次。我们自己也举办过这样的会。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经报社领导同意，《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当时我是理论部主任）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在新华社新闻大厦１０５会议室召开的。我们请来了薛暮桥、厉以宁、董辅（衣补加乃）、季崇威、戴园晨、张卓然、杨培新、陈吉元等１０多名头牌经济学家，当时薛暮桥、厉以宁还刚刚挨了左派领导人的批评。在座谈会上，他们一吐为快，发言激烈。我们还请他们每人带来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记得是１１月１６日）我们在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这些学者的发言摘要。在整理这篇摘要时，我把“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放在旁边作为“尺子”（“六。四”后邓小平曾肯定了这个报告），“把政策用足”，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在这以后，每天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们交来的文章。一连登了十多天。没想到，十多位学者的发言摘要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国外有四大通讯社发了消息，有的通讯社还以“中国的改革者发起了反攻”为题。有两家外国报纸还全文转载了我们的发言摘要。外电对中国事情这么强烈的反映，按过去通常作法，新华社应当收在《参考资料》中，但这次并没有收进去。因为这是新华社自己点的火，在当时那种反和平演变的气氛中，上面看到了可能给新华社带来麻烦。但在国内企业界反映强烈。后来厉以宁见了我说：“你们发了我的文章后，我收到了这么多读者来信，都是企业写来的。”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足有半尺高！可见学者的发言表达了企业界的心声。
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旋风从南方刮到了北京。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真正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再没人提了。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到处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们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石３月初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左”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更富有挑战性。他说：根本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了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没有想一想大好形是怎么来的，大好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所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留恋阶级斗争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都不敢干，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