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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枪是把事态压下去了。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失太大了。这样的搞法只有邓才下得了决心。几十万军队，调动了好几个军区的力量。
我在解放前也闹过学潮。组织学潮搞无限期罢课最不得人心，是得不到支持的。学生还是要念书的。“五四”前学生已经闹够了。他们不会无限期罢课。政府退一步，给学生个台阶，就可能平息。用不着动武。
怎么退？在５月１７日晚的常委会上。我说后退我承担责任。小平只要讲这么一句话：“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当时学生游行的口号中有拥护改革开放，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尽管他们有些口号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小平可以接过来，用来缓和矛盾。只要小平讲了这么一句话，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直到最后我还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案。军管就要流血。确定戒严后我给邓写了一封信：我担心出现更严重的后果（我是指工人罢工）。
后来有一种说法，说镇压是被迫的，是无奈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有多次机会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关键是我们的措施不对，方针不对。
事后也证明，哪有什么黑手？哪有什么组织、领导？真正有组织、有领导就好办了。他们的领导也是当时产生的，甚至一天换一个。
我当时就说，我们是执政党，谁能有组织、有领导搞么大的事件来？
说开枪是没有办法是后来讲的。一开始是说动乱就要镇压。后来才说镇压是不得已而为之，说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
谁克制？要不是我从中做工作，早就这么干了。李鹏还对外国人说，我们没有橡皮子弹。
学生中也有激进分子，他们怕学生不闹，一会搞自由女神，一会搞绝食。
你问对付学生为什么要调这么多军队，开始军队开不进来，后来才越调越多。调少了也怕军队发生变化。这时我已经下来了，具体情况不清楚。
５月１６日，上午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下午我会见。晚上开常委会。在这之前，我已很明确地提出“４。２６社论”要讨论。这天的常委会上我正式提出“４。２６社论”要有个说法，定性不恰当，要改。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改“４。２６社论”的定性，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这天晚上我和李鹏发生争论。他说，没有必要让你承担责任，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他说，“４。２６社论”是邓的讲话。我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鹏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决定是常委作的。
第二天，我给邓写信要求面谈。邓通知了几个人：李鹏、姚依林、胡启立、石、杨尚昆和我。我们去了邓家。本来是我要求谈话，他通知了这么多人，显然不是听我的意见。我还是重申了我的意见。姚李说，学生动乱不能制止，是赵在亚行会议的讲话引起的，这个讲话使学生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我表示，××××，对搞军管我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很难执行。胡启立也反对军管。石原来不赞成军管，在这个会上也赞成了。杨尚昆原来反对军管，后来也赞成。最坚决的是姚、李。其实，这几个人的态度无所谓，就是五个人都不赞成也可能实行军管。在邓家开会之前，我的意见是多数，我，启立，石，尚昆，都是一致的。在这之前他们和我一起根据这个意见做了很多工作。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复想过。不赞成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所以，对下台我并不闷气。
这件事不像别的。不像过去搞运动作检讨。过去搞运动我作过不少检讨。那时总认为毛主席是对的，自己可能有错误。包括文革，我作检讨也是这样。这一次我不这样看。当然，这和文革后思想解放有关。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
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
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劝我不要讲话，劝我作几句检讨，不深刻也行。他们没有想到我在会上有这么个发言（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他们几位在这个会上的发言都印发作为中央全会的材料，我的这个发言开始也印了，后来又收回了。原来要给我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我有这个发言，就不保留中央委员了。那一天姚依林主持会，我要讲话，他说，“不讲了吧！”我坚持讲。姚让我讲１５分钟。我事先准备了稿子，２０分钟念完了。我一讲话，他们很不高兴。开完会我就走了。第二天复会，把我中央委员也没保留了。关于我的问题组织处理进行投票，我没举手。我说：“不当总书记我可以举手。说我分裂党、支持动乱我不接受。”在整个动乱期间小平一直在北京，并不是传说中他在外地。
问：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１９８３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这封信全文如下：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敬礼！
赵紫阳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６日访欧前夕这中间有个误会。确定耀邦下台以后，１９８７年１月，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有人批评耀邦不受约束，好即兴发言，对重大问题轻易表态。我也讲了这方面的问题。我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我说，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邓写过一封这样的信。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
他在日本访问，一下子就邀请了３０００名日本青年到中国访问。一回来就忙得一塌糊涂。他到朝鲜访问答应金日成派飞行员到中国受训，可以开中国的飞机。小平对他这一点很不放心。
吴江的书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实际上没有念。当时要念了就不会产生误会了。
说邓要退下来胡举双手赞成，我不同意他退。事实并不是这样。
耀邦是否说举双手赞成我不知道。因为耀邦下台之前邓没有说他退的问题。
１９８６年２月，耀邦到我家对我说，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耀邦当时是接受的态度。耀邦还说，这样安排以后，你当总书记。我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我们俩是一个年龄杠杠的人（在６０－７０之间），没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让启立来接吧。”他说：“让启立马上接还不行。”我说：“能否十三大不设总书记，由常委来轮流主持，轮流值班。”他说：“这个意见好。”小平没有同我谈他退不退的问题。
我不赞成邓退出常委，那是胡下台以后的事。１９８７年夏天，成立７人小组，负责为十三大人事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这次小平讲，十三大他不做常委（军委主席还做）。当时我不赞成。理由有二，一是小平还是要管事的（他自己说过），与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内管事。何况在很多老同志还在的情况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分量太轻。但我主要的看法是在常委外面管事不如在常委内面管事。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六四”就有人说“垂廉听政”。
（杨问：为什么小平从一开始不自己担任党的主席？）这一点我说不清，只能是猜测。大概是考虑舆论吧。一开始叫华国锋下台，胡和我都不同意。不管怎样，华在粉碎“四人帮”时还是立了功的。胡不愿接党的主席。胡说，华在台上并不妨碍我嘛！邓不接受胡的意见。陈云坚决要华下来。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小平册志商量好了再开。”陈云听后重复我的话说：“大秘书长一个。”。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
１９８６年还有这么一个情况。胡访问欧洲时，多次向记者讲十三大老人退不退的问题。我外出访问时一概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是总书记回避不了。是否有人从这里觉察出我们对邓下台态度不一致？
胡下台不是讲邓退下来引起的。小平的心胸不是那么狭窄，他还是伟大的嘛。他对胡很了解，只是认为胡不够持重。
关于对学潮的态度问题。在１９８６年闹学潮时，１２月３０日，邓找我们（还有何东昌等）开了一个会，讲了一篇很严厉的话。说这次学潮是长期对自由化放纵的结果。还说，我讲过多次的王若望等人的问题为什么不处理。当时我插了一句：刘宾雁找了费孝通、钱伟长，商量１９８６年要开一个会，纪念反右斗争30周年。费、钱二人觉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没有搞成。小平说，费、钱不错。
我没有批评胡耀反自由化不力。１９８６年学潮是我和耀邦、启立三个人一处理的，没有分歧。所以，学潮问题我不会批评耀邦。
关于１９８３年陈云联我倒胡的问题。
说1983年陈云倒胡没成功，说有三次常委扩大会在经济问题我批评耀邦。事实是，有一次常委听财经小组汇报，汇报的中心内容是“经济指标不搞那么高，定低一点，让下面超额完成，比高指标好处多”。这是我安排汇报给小平听的。小平说指标定得太低。这次汇报是对小平这个问题的回答。
那天主要是计委的姚依林和宋平汇报。小平主持。我插话：前几年我们带有还帐的性质，所以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会上没有争论。就在这个时侯，陈云拿出讲稿，针对胡耀邦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１０条（也可能是７条）批评意见。如耀邦曾说过，财政赤字不可怕，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