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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国内情况。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但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对常委会纪录表态。（以下未经过录音核对）看了邓的讲话，我不认为会对学生采取什么行动，我当时的马上的反应是，恐怕又一场大的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会起来，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势头要受到伤害。对此我很担心。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反自由化不力。我当时认为学潮平息不是很大的问题，不管邓怎么讲啊，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现在没有闹啊，闹是426社论以后闹起来的吗。
下面主要是讲４２６社论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规模急剧扩大。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只要进一步做工作，学潮可以平息。但４２６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学生多年没听这种话，“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什么什么，多年没听这种话，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绪极为激动。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激怒了，被推到激进的一边。我从朝鲜回来以后，找几个大学谈过，他们都反映这个情况，426社论一发，包括机关也非常不满意，怎么搞这样一个东西！。427游行一下子上升到10万人。社论言辞严厉，学生以为这次游行可能受到镇压，所以游行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不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是可贵的，是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而是完全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表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十分激烈。政府这样，社会上更加支持同情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像可以看到，学生当时的游行沿街群众拍手欢迎，呼喊一些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自动加入游行队伍。
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弃了。本来布置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哪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生怕矛盾激化，因为小平讲了那么严厉的话，生怕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给小平打电话，听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了电话：“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个话不知准不准确。王震也主张抓多少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原来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哪。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来准备发生事情，结果游行这样胜利，回校以后当然是欢欣鼓舞哪，更无所畏惧。“4。26社论”激起了一个很大的行动。这个行动的结果，原来出校门时，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啊，党团组织啊，校长啊，教师啊，都拼命地拦阻，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啊，出去会怎么怎么样啊，学生回去后欢欣鼓舞，欢呼，搞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讽刺，感到很委曲，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他们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原来以为“4。26社论”调子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上线的老办法不灵了，来上纲上线的办法很灵。第二说明什么呢？425，426广泛传达了邓的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也说明再靠最高权威领导人的发话也不灵了，第三个说明什么呢？北京市政府刚刚发布了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了；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很担心，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跟427以前不一样啊，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以后什么都不怕了，他认为政府没办法了，政府的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出动军队了，但学生认为是不敢出军队的，以后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而政府只剩出兵这一招了。426社论给整个北京事情简直起了很坏作用，增加以以后解决问题很大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途径，要用强制的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途经沈阳，听了沈阳的汇报，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的同志也怀疑：还用这种办法行吗？
（将来写的时候不要写这一点，不要影响辽宁省委的同志），这样做适得其反，他们讲传达邓讲话时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就觉得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它办法都不灵了，就存在着大规模的流血可能。
原来邓说，鉴于解决耀邦问题的教训，解决赵的问题要符合手续。实际上解决我的问题也不符合手续，不是政治局委员也可以投票，也以退休的老同志也参加解决我的总是的投票。李先念还说：感谢李鹏给他们投票权。耀邦下台时，常委除了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陈云比较注意这个问题，小平不管这一套。
这次赵紫阳没有谈完。我说：既然这么麻烦，何必兴师动众。赵老会用录音机，让他自己录不就行了吗？以后我就没参加此事。听说赵也没有录。
附录四：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辩护发言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服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四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进行申诉就上街示威，我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极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得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稳定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因与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浑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由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当时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当然后来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一些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进“４。２６”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其它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上已过这点。
（二）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实相当紧张的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４月１９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竟见：①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②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③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枪、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也都同意。４月２３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４月２４日到３０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４月２６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４。２６”《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复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５月３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竟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有了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自由化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否定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有些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５月４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我在访朝归来之前，李鹏同志批发的《人民日报》第二篇社论（４月２９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