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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永远不是在牧歌的旋律中前进的，资产阶级从掌握了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没能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新贵族与贫民之间，斗争自始至终存在着。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开始恶化。人们对新的统治者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
1831年到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了两次起义。与此同时，英国的工人阶级发动了著名的宪章运动。欧洲底层社会与上流社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与矛盾，在精神领域也有了强烈的反映。德国的古典哲学，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其影响力极为深广。对现实的批判，成为这些学说，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最主要的内容。人们开始从经院哲学，走向了生活，由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转向对现存社会的批判。这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动荡的岁月里，文学家是尴尬的。传统的写实精神，已显得苍白无力；而浪漫诗人的呼号，终究还是显得单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杰出的作家，大胆地扬弃旧的文学方式，他们把笔触，由生活的表层伸向内在结构；把情感，由小我推到大我；把人物形象，由类型化转到典型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真实地捕捉到生活的本质内涵，揭穿蒙在人们身上的遮羞布，无情地拷问人的心灵丑恶的东西。他们使高贵者现出窘态，他们使圣灵的卫道者露出俗容。他们在无情地揭露生活黑暗面的同时，把最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传染给人们。在这些伟大的作家面前，单纯的狂热、盲目的乐观、田园的雅态，统统被冷峻的、忧郁的、悲伤的情感代替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欧洲文人对自我，对人生，对社会的失望，它的深切的同情心，博大的人道感，积极的参预精神，构成了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辉煌的乐章。
可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它不再是机械的反映生活，而是渗透了人的主体精神；它摈弃旧唯物论的静态反映论，注重反映论中的典型性；它不美化生活，而是复制，抄写生活的本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曾说，他的创作，是充当法国社会的书记员，编制恶习，和德性的清单，搜集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主要事件，塑造典型性格。也就是说，在写社会的风俗史。巴尔扎克的话，典型地表达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可以说，这些资产阶级的叛逆者们，他们的作品，具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他们的杰出作品，被后代人视为了解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百科全书。
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是欧洲文学艺术的高峰期的杰作，它是欧洲文化的硕果，也是人文主义的产儿，它对世界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文艺思潮，至今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本书仅对这一思潮的特点、创作成就、和美学价值，进行大致的勾勒。倘佯在西方文学的黄金时代，你或许会发现一个新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充满魅力的。
直面人生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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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观点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生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把创作比喻为是社会的表现，国家的镜子。他还认为文学的使命是描写社会。巴尔扎克很少留心于社会之外的神的东西，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社会思考的劳动中。他不仅成为法国社会的观察家，而且也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大师。俄国的托尔斯泰也和巴尔扎克一样，认为文学艺术是生活的镜子，如果生活丧失意义，镜子的把戏就不会令人喜欢了。托尔斯泰逝世后不久，列宁高度地评价了他的成就，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这表明，在这些作家作品的哲学背景上，都受到了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信心十足地在哲学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虚幻的心灵冥想，被实践的感知过程代替了。人们对身外的世界的注意，有时超出对形而上学王国的思考。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开始被艺术家们所接受，他们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把反映现实的苦难，看成自己的使命，人们把他们的创作，比喻为社会生活的万花筒。这些文学，以深广的社会生活，复杂的矛盾，形象的风情，展示了欧洲社会的历史。巴尔扎克曾把自己的作品总书目，题名为《人间喜剧》。法国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的生活图景，一切苦难的人生，尽收在《人间喜剧》里。在电视、无线电等现代传播媒介不存在的情况下，《人间喜剧》是历史的最生动的摹写本。法国的斯丹达尔、莫泊桑，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人，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浓缩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和表现，比以往任何一个作家，都要深刻。马克思、恩克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等人的创作时指出，这些作家笔下提供的材料，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合起来所提供的还要多。作家们承担了社会百科全书的任务。把人生的种种形态，都摄入自己的笔端。他们面对历史、面对眼前的一切，用清醒的目光，发现着生活的底蕴。
坚持像镜子一样去反映生活，就必然表现艺术的真实性。真实性，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些作家追求的目标之一。托尔斯泰明确告诉人们，不要向读者撒谎。他在提起笔时，首先关心的是俄国人的现状。每一个平凡人的悲剧，都会引起他的深思；每一个非人道的故事，都引起他心灵的震颤。他把自己所闻、所见、所想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形象地写到小说中去。托尔斯泰从来不封闭自我，他的眼界极为开阔。在《战争与和平》中，他以惊人的笔触，再现了俄国生活的众多领域，其场面之大，人物之多，形象之真实，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少见的。托尔斯泰做到了现实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俄国各个阶层的状况，在他那里被准确地表达出来。列宁曾经说托尔斯泰不仅记录了俄国的历史，而且也记录了民众的心理，他主要属于1861—1904年这个时代，他完整、惊人地体现了俄国正反面的生活。这些作品，对俄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俄国的契诃夫在论述真实性指出，文学所以叫艺术，是因为它按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必须把生活写得跟原来一样，把人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而不是捏造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准确地表现客观世界，是作品深刻与否的前提之一，只有把握了生活的规律，才可能深入地探索人物的课题。法国、英国、俄国等作家，在对生活的把握思考的过程里，他们自身的努力和贡献是惊人的。就其冷静、客观的程度而言，是令后人敬佩的。
但这些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们，反对机械地复制生活。实际上，他们比任何一个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更有精神的能动性，他们或多或少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以批判为前提的。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这一学说用试验的方法勾勒一个完善的社会。在这个完善的社会蓝图面前，一切现有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尽管这一学说有片面的地方，但对现实的否定精神，无疑是启示人们改良社会的武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充满了苦闷、冷酷、探索的精神，它一方面记录了生活的现状，另一方面，洒下了作家悲愤的泪水。它的否定现存社会的精神，是其深刻性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会感到何等的激动、压抑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对人的虚伪性、欺诈性的描写，会使你感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残酷现实。人们除了金钱交易外，难以找到生活的愉悦。卑鄙、冷漠扼杀了人的纯真情感。俄国的果戈理用“含泪的微笑”，揭示了地主贵族丑陋的嘴脸。而在托尔斯泰笔下，俄国上流社会，流满了污秽、丑恶，人们被私欲冲昏了头脑。生活已丧失了崇高性。挪威作家易卜生，用他无情的笔，揭穿了资产阶级市侩精神，他的戏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对社会不合理性的表现是入木三分的。在美国，杰克·伦敦的写作，则以他的丰富性、深刻性、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恶的形态。他的社会空想小说 《铁蹄》，对社会尖锐的阶级对峙，进行了形象的体现，成为人们了解美国当时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因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既忠实地摹写现实，又以创造精神表现自己的倾向性。不过，这种倾向性并不像浪漫主义那么直接了当，而是无声地潜移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他们在人民的苦难中，认识到资产阶级创造力的衰弱，他们对生活的描绘是十分广阔的，上至贵族，下至贫民，都得到了有力表现。这些文学，特别着眼于对普通的人物、普通的事件的描写。在常见的事物面前，往往可以表现出生活的普遍性的东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观纺织到作品里。在那些阴暗世界和生命的底层中，是焦虑、失望；是抗议、是呼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真实的人的文学，它是人的健全理性的反映，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的标志。在认识论的角度上，它是十九世纪社会风俗的摄像机，在它那里，社会的所有丑陋，都被形象地曝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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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家在论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时，把典型性问题看成它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看法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性，即通过人或物，反映了它的本质性的东西。例如写一个农民，那么这个农民就应具有许多农民的特点；写一位金融家，就应把许多金融家的阶级品性、身份特点表现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做到了这一点。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就是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影，他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野心，是对法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的主人公，那种贪婪吝啬，是千千万万个守财奴的共性。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市长，那种卑鄙无耻的心理，是俄国农奴制下贪官污吏的代表。这种通过一个人物折身全体阶级特点的手法，就是文学的典型性。
典型性的提出，自然就要求作家塑造形象时，做到一致性和目的性。批评家莱辛说，一致性，就是人物不能自相矛盾。一个人无论怎样变化，他的核心的东西，是稳定的。而目的性，则反映写作时的主观因素。人不能为了摹仿而摹仿，那就成了照相。作家应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做到了这一点，作品才有它的教育意义，才有艺术的深度。罗曼·罗兰在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主人公的个性，一直在符合生活的逻辑前提中发展、变化着。作者在刻画人的命运时，没有忘记生活的规律。主人公的“反抗——失败——妥协”的过程，具有辩证的特征，它是生活的反映，也是生活的概括总结。
典型性的问题，在哲学的意义上，就是个别与一般的问题。普遍性的东西，是从特殊性那里总结而来的。也就是说，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文学创作的典型性，就是要求文学形象表现出该事物的本质。人们说这个人物写得好，是因为他有代表性。果戈理笔下的地主形象许许多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贵族的典型。他是一个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生活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思想很困惑。他在上层社会环境中长大，但却厌倦那个社会的一切。他眼里缺少崇高，没有神圣，他无聊地欺骗别人，也害了自己。这个“多余人”的形象，是对俄国贵族青年的写真。在他那里，可以看出俄国上流社会一些青年的影子。
普希金在描写奥涅金时，做到了一致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作家在他的身上，表达了一种失望，一种哀叹。读过这部长诗的人，都会被诗人的现实主义精神所震动。普希金像哲学家一样，勾勒了俄国人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