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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知识者的失望，是这些文学家的内心冲突的结果，那么，在普通人的“平常悲剧”里，则体现出作家的慈悲的心理。内心冲突，导致作品的崇高感的弱化，而慈悲心理，却具有布道精神，它在社会普遍不合理性中，发现恶的根源，并把仁爱思想传递给读者。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通过奥利弗曲折的生活，谴责了社会摧残儿童的罪恶。那些天真的孩子，很小就丧失了学习的机会。他们流浪街头，受冻挨饿。济贫院也无情地虐待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些无辜儿童非人的待遇，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刺。连儿童的基本生存权利都保护不了，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公理！《雾都孤儿》的故事是悲惨的，作者将社会最基本的道义问题，摆在读者面前，其悲剧的效应是很强的。这些作品中，作家有很强的参预意识，社会的黑暗，与作家的人格情感，在这里撞击着，产生了特有的悲剧美。
那么，这些悲剧是怎样产生的呢？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方面指出是社会的结果，一方面认为是人性的缺陷导致的。易卜生在话剧《玩偶之家》中，把娜拉和海尔茂的家庭悲剧，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作者在海尔茂身上也揭示了人自私的天然性。人是有弱点的存在者，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成为一个恶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对人性的这一弱点，深信不移。他对人内心世界的挖掘是惊人的。疯狂、烦燥、恐怖、失常……人的心灵不都是圣地，也有沟壑、有沼泽、有阴云。可以说，当作家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时，内心是悲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既是社会的歌哭，也是人性的歌哭。人如果在社会和自身中找不到光明，那么黑暗将永远主宰着一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人类走进迷津的产物，这里处处是尖锐的对立：灵与肉的对立，人性与兽性的对立，爱人与害人的对立。人类好像注定要在这种对立中驶过一样，美丽与庄重、理想与信念，在这里蒙受着空前的践踏。
毫无疑问，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象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形象、最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全面危机的过程。在众多作品的悲剧意识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资产者在拥有了大量财富的同时，却失去了人类某些良好的东西。西方的作家们，用自己的创作对社会进行了否定性的评判。他们认为，这样的社会是非人道的，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类如果不克服社会的这些弊端，就无法跳离这些可怕的宿命之网。
所以说，在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方面，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深刻的。它几乎包括了人生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宗教……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它比浪漫主义深广，比自然主义成熟，虽然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它的博大精深的内涵，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无法企及的。人类的文化从这时候起，已不再那么单薄、幼稚了。
法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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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过程里，法国文学占有极特殊的地位。这是法国文学界群星灿烂的时代，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等，用自己的作品创造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峰。
1830年的七月革命，波旁复辟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新的统治集团七月王朝，并没有给法国带来福音。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标志着社会危机加重的来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陷入混乱之中。1851年12月，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不久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第二帝国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在它的统治下，生存现状开始恶化。这时候，共产主义学说已在工人阶级中流传，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法国社会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经受着各种考验。
动荡的时代，是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法国的文化人在黯淡的环境中，深深地思考着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专制使人渴望平等。独裁让人追求自由。在政治反动的时期，作家却表现出进步的品格。1825年以后，法国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品，这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立的时期，它一开始就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气魄来。此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在社会拥有广泛的读者。
考察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我们首先要提起斯丹达尔 （1783—1842）。他不仅是法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冷静的社会批判者，而且也是揭示为人生文学的理论思考者。他用自己的理论和小说，奠定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
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格勒诺布尔。他的家庭并不贫困，是律师世家的贵族子弟。然而他少年很不幸，八岁失去了母亲，跟着外祖父长大。他的父亲是信仰宗教的律师，对孩子十分冷漠、严厉。斯丹达尔少年时代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的敏感、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和反抗的心理，使他最后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文人。
他的经历十分有趣。1800年，他加入拿破仑的部队，曾参加过多次战役。不久又去巴黎进行深造，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小说，对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发生兴趣。1806年，他又以军人身份，在德国做了三年王室领地总管。1812年，他随拿破仑军队打到莫斯科，经历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件。在从莫斯科撤退过程里，他掌管三个地方的军需仓库，为军队立下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他曾得到过拿破仑的重用，但随着拿破仑的垮台，他的仕途之路被堵死了。从此，他成了一个文人。
斯丹达尔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政治上，他反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在文艺上，他蔑视古典主义文学的矫揉造作。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发表的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被史学界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宣言。这部著作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学创作的原则，认为“文艺应像一面镜子。”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在他看来是脱离现实的。他觉得作家要“表现人民的习惯和信仰的现实状况”，不要去模仿古人。如果作家不去研究生活，体验生活，那他的创作就失去了意义。斯丹达尔是借用浪漫主义的一些观点去反对古典主义的，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就是后业人们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宣告了一个新美学原则的诞生，它是斯丹达尔后来从事创作的理论基础。
斯丹达尔的文学创作，在数量上远不如巴尔扎克，但他作品的力度是不可小瞧的。他选后写下了《阿尔芒斯》、《红与黑》、《法尼娜·法尼尼》、《吕西安·娄凡》、《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巴玛修道院》等，给法国文学带来了震动。《红与黑》则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红与黑》被誉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作者在自序中说，《红与黑》是在描写“1814年至1830年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是为了“认真地描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小说自始至终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意图。作者用精炼的笔法和辛辣的笔调，展示了波旁王朝时期人的精神风貌，为法国人的心灵画了一张栩栩如生的画像。
《红与黑》是一部迷人的长篇作品。它的人物不多，情节没有传奇性，可作品的调子却是特别的。故事发生在法国法朗士——孔德省一个叫维立叶尔的小城市。市长德·瑞那先生的家里，请来了一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年纪很轻，还不到二十岁。他叫于连·索黑尔，是本市木匠老索黑尔的儿子。于连对自己的出身有一种自卑感，很小就养成了虚荣、清高的个性。他的早年环境十分不幸，对自己的家庭有本能的敌意。但于连十分用功，精通拉丁文，他心目中只有一个英雄，这就是拿破仑。他梦想能像拿破仑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可是这梦想毕竟是梦想，现实给予他的完全是另一种环境。他无法像拿破仑那样驰骋疆场，社会的等级制给他以沉重的打击。当时查理第十登上了王位，教会的特权越来越大，成为社会的特权。他萌生了一种报复、向上爬的心理。并想用恶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进入市长家做家庭教师，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千方百计地施着手段，想敲开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他很幸运，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与市长的夫人混熟了。德·瑞那夫人十分美丽，大于连将近十岁。她在修道院里长大，思想较为单纯。她拥有一笔可观的产业，很小就成众人娇惯的对象。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她的天性容不得世俗的侵袭，而丈夫身上的市侩气，使她的生活变得黯淡起来。于连的出现就像平静的水面荡起了波纹一样，德·瑞那夫人的心骚动了起来。很快，两人就掉进了情网。
他们的私情很快就败露了。市长十分恼怒，在这种情况下，于连只好出走。
雄心勃勃的于连开始了新的选择，他来到了省城的神学院学习。“在拿破仑的旗子下，我会是一个军官，在这些未来的神甫中，我将是一个主教。”他心中装满了晋升的奇想，想迅速爬到神甫的高位上。可是又一个打击来临了，由于教派间的内部斗争，他又被迫走出了神学院，被介绍去巴黎的大贵族示尔侯爵那里做私人秘书。这次他有了新的机遇，由于出色的工作，他受到了信任。并与侯爵的女儿玛特儿相亲相爱。于连几乎成了腰缠万贯的贵族了。
正当于连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收到玛特儿一封信，信中说她父亲接到了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他的隐私被发现了。于连恼羞成怒，他差不多丧失了理性，匆匆赶到维立叶尔，向德·瑞那夫人开了枪。
于连被判了死刑。他的野心，他的欲望，像梦一样消失了。他在法庭上说道：“我是一个乡下人，不过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罢了。……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宽恕。因为事实上，审判我的不是和我地位相同的人，……而是清一色令人气愤的有产阶级的人……”
于连的一生是具有悲剧性的一生。在他身上，最典型地反映了查理十世统治法国时期的社会形态。斯丹达尔看到，这个时代是扼杀个性的时代，人没有正常的生活选择，要么沉沦下去，要么依附统治阶级。于连选择了后者。他反贵族的思想是可取的，但他的动机、他的品行，却是十足的可悲。在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愿望发展成了野心，机智演变为阴谋，这正是社会畸形发展的表现。于连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他的不择手段向上爬的行为，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悲剧。作者在主人公的毁灭的道路上，暗示了法国社会的衰败性。
斯丹达尔是位禀赋很高的人。他对人的心理的分析是很高超的。他把人的心里的变化，写得维妙维肖；把社会风情在人的精神上的烙印，写得很深。通过于连一个人，把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图景，都串连了起来。《红与黑》描写了法国社会贵族阶层糜烂的生活，人们的道貌岸然，相互残杀，给人的感觉是阴森的。而教会阶层同样黑暗透顶，贝尚松神学院的互相倾轧，让人意识到天主教统治在当时的虚伪性。于连眼中的世界，充满了铜臭气，充满了冷淡，人与人的关系被等级制、金钱所钳制。在于连的内心独白里，你可以感到，一个稍有思想的人在那时生存得极为艰难。人们几乎得不到友谊，得不到爱。于连顺利时，他的父亲搜刮他；而当他入狱后，其父却没有施舍一点父爱。于连在一片无望的苦海中呻吟着，他的毁灭，可以说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
1838年，斯丹达尔写出又一部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巴玛修道院》。和
《红和黑》一样，《巴玛修道院》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小说以拿破仑时代到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对整个欧洲的黑暗进行了批判。《巴玛修道院》的基调与《红与黑》是相似的。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一个于连式的人物——法布利斯。法布利斯也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十六岁就去投奔拿破仑，可他从意大利一到法国，就被当成间谍投入监牢。拿破仑失败后，法布利斯返回意大利，却经历了一段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