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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提醒国人要防患未然，假如国民缺乏谋求公益的道德，并无担当公务的知识与能力，一旦在国家权力支配下扩大“公生活”，结果“将养成新官僚派，或少数暴民，矫窃公意，成少数专制之局”。抚今追昔，这些恳切之语不禁让人无语凝噎。
就此，我们可以把《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资本主义欤社会主义欤》和《本报改造之旨趣》看作是胡政之一年半来欧美漫游、考察的总结，表达了他对世界形势以及改造中国、改革报纸的基本主张，值得深入研究。
由于胡政之出国日久，《大公报》景况已大不如前。正当他准备重整旗鼓、改造《大公报》时，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打响了。后来，皖系在战场上迅速战败，８月１２日，王郅隆在仓皇出逃日本前夕发表声明，宣布与《大公报》脱离关系，并提退股本。同一天，胡政之也发表《启事》，“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离开了他曾寄予希望的《大公报》。等到８月２０日，“改组”后的《大公报》复刊时已面目全非，“思潮”、“世界新潮”和“经济大势”这些栏目都消失了，连报头的字体也变了样。此后的《大公报》自然不会受皖系军阀的控制，更不可能是“安福系的机关报”了。
从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０年８月，胡政之第一次进入《大公报》，前后不足四年，其间出国一年半，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间不过两年有余，但在他的报业生涯中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为他六年后第二次入主《大公报》，以“四不”方针开辟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奠定了基础。
综观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其爱国热情丝毫不亚于其他进步报纸，新闻报道客观、详实，内容丰富、活泼，评论也能切中时弊，特别是对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以及对战后世界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都证明了这是一张站在时代前面的报纸，也证明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在这段经历中，胡政之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了，一张报纸如果不能经济独立，又与政治势力有扯不清的关系，一旦政局波动，报纸也就跟着跨了。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不是什么“安福系的机关报”，但其老板王郅隆与“安福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想完全摆脱一个政治派别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六年后，当胡政之故地重来，和张季鸾、吴鼎昌联手盘下已倒闭的《大公报》时，办一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民间报纸，走言论报国之路的酝酿早已成熟。以后《大公报》每一页的辉煌几乎都离不开胡政之的努力，他早年那些有益的探索、尝试（比如对经济新闻、国际新闻的重视等）几乎都派上了用场。
注释：
〔１〕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２〕载王芝琛、刘自立编：《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３〕“安福系”：１９１８年，皖系军阀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包办国会选举，史称“安福系”。
〔４〕〔５〕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页。
〔６〕《胡政之谈民元报业》，《人物》杂志第１９４７年１１期。
〔７〕《大公报》复印件，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１９１６年—１９２０年的《大公报》。
〔８〕李经羲（１８６０～１９２４），李鸿章之子，１９１７年６月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７月被免职。
〔９〕张弧（１８７５～１９３７），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兼盐政署署长、财政总长等职。
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
？ 范 泓不久前，读到过一篇杭州学者散木先生写的短文《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这是文章的主标题，副标题是“兼说从‘中统’专员到图书馆馆长的童世纲”。散木的文章说了两人，爬梳清晰，述要精辟，点到为止，其中谈到了当时胡适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也谈到了此时胡适之所以出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乃因生活拮据所致。文中这样写道：胡适之妻江冬秀“不愿和儿子儿媳一同居住在泰国……吵着要来美国，一人还好办，来去方便，夫妇两人的生活就不同了，胡适不得不考虑找个工作，好在他能上能下，下岗再就业对他不是难事”。这里所谓“下岗再就业”，指的就是１９５０年胡适受聘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这件事。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也谈及此事：“孰知他底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唐德刚出语一向轻松诙谐，话中有话，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胡适出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好像出自一种“无奈”似的。虽然美国人在面子上“还算相当尊敬”，但在敷衍胡先生之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氏之所知矣”。唐德刚由此举了一例：一次他和哥伦比亚大学一位高层人物共进午餐，此公这时正在罗致人才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唐德刚建议不妨请胡适来帮忙，谁知那人竟微笑着说：“胡适能教些什么？”胡适先生做过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校长，著述等身，又当过几年中国驻美大使，一些美国人对胡适却似有天然“隔膜”，如此“敬而远之”（唐德刚语），可见当时美国文化学术界在对待华人学者时的一种疏离态度。不过，具有远见卓识的胡适先生则不加理会，不仅做了近两年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还做了十年的“荣誉馆长”（１９５２～１９６２）。近读１９７５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期，刊有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先生撰写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文，方知胡适先生当年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屈就一个规模不大的“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其真正的动机和“需要”并不在于每年五千多美元的薪水，而是认定这并非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图书馆，目的是“为了保存及发扬中国文化，一定要使它具有特性，让它在众多的图书馆中放异彩，既成为研究中国医学、药学仅有的特殊地方，也成为传播中国一般文化的大众场所”（陈纪滢语）。１９５２年秋天，胡适先生在去职之前，曾经郑重其事地对自己的忠实助手、继任者童世纲说过：“您至少须在这里待上十年，才有成功的希望，将来您就是一位文化大使。”童世纲自接任馆长一职后，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退休，前后干了将近二十五年，远远超过了胡适所说的“十年”，还获得了“终身名誉馆长”之荣誉。童去世后，校方为表彰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馆内借书台上竖起了一个铜牌，有“凡来此借书者，都应该感谢童博士”云云。童世纲早年毕业于武汉文华大学图书馆系，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中统”的一位专员，估计没少做过违背己愿或众意的事情。但在历经了人生的沧海桑田之后，终于在海外“学以致用”，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归宿，其中无疑有着胡适先生对他多年的教诲和信任。童世纲后来编撰过一本《胡适文存索引》，是否抱以对胡适先生的一种终生感激亦未可知。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美国第二大收藏中国图书的场所。它的出现应当说是一个偶然，且又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这里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最初购买这些书籍的人是一位名叫邱昂·穆尔·葛思德（Ｇｕｉｏｎ ＭｏｏｒｅＧｅｓｔ，１８６４～１９４８）的美国建筑师、工程承包商。他是一个清教徒。当年他来华延揽生意时，因久患绿内障（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青光眼，作者注）而屡治未愈，对西医失去了信心。后与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上校义理寿（Ａｄｖｉｓｅｒ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Ｉｒｖｉｎ ＶａｎＧｉｌｌｉｓ，１８７５～１９４８）结识，在义氏的劝说之下开始试用一种由中国河北定州研制生产的品牌——马应龙眼药，想不到“霍然大愈”。从此，葛思德对中国药品顿生兴致，于是给了义理寿一笔钱，让其代购中国医书、医药资料等，特别是一些有关治疗眼疾方面的书籍，不期而然地便成了葛思德个人收集中国书籍之开始。后来有人寻思“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之兴起，发现这完全是由于一小瓶中国“定州眼药”而促成。这话其实并不为过。在义氏为葛思德所购买的这些书籍中，仅医药方面的就有五百多种，近二千册。与此同时，葛思德对中国的其他书籍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后来竟演变成一种投资，同时也是他个人在经济上一项不小的负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出现“大恐慌”，葛思德的财务状况有所拮据）。不过，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兴趣，尽管引发之因或许有点微不足道，但无形中却又是在孜孜以求地构建中国文化传递、交流、传播的“功德无量”之事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义理寿这个人。这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异常深厚情感的人物。他后来为了替葛思德购买中国图书，竟辞去公使馆海军武官一职，娶了一位满族中国女子为妻，并以妻子的名义在北京购置一所房子，从此专心从事中国图书目录编注的研究工作。义理寿原为国际一流的刑侦专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与之过往甚密。袁先生曾对友人说过：义理寿可以凭借放大镜对其手指之用力进行科学分析，当众表演判断一个人是否用了两台或三台打字机所打出来的文件，而且“屡试不爽”。后来义氏将这种“精确技术”运用于对中国书籍及版本的研究之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著名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的文集《冷庐文薮》，其中提及他曾经受聘（１９４６年）研究过葛思德图书馆中的中国善本。王重民对义理寿的目录学研究评价甚高。他说：“我已经又把义理寿所做项目的英文注解（自１０２９～３７０７）审查过了，我觉得他对中国目录学是非常的优异。在注解中，他几乎没有发生一点错误……”并且认定葛思德所收藏的这些中国图书有着极高的价值。“在所有我曾审查过的中国图书馆收藏中，我认为葛思德收藏是最重要之一。我曾在国会图书馆（指美国，作者注）审查过一千五百个图书项目。我又曾把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战时存放在美国的二千七百个书目加以审查，我已发现葛思德收藏的Ａ部分（古典文学）百分之七十，和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并未重复。Ｄ部分（文艺写作）有百分之五十不重复。这样足够证明葛思德收藏的价值了。”１９２６年，经由葛思德购买、义理寿整理过的这些中国图书暂时被存放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内，后正式开放为“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共有二百三十二种项目，包括图书八千册。到了１９３１年，葛思德的收藏已增至七万五千册（义氏为他购买图书的工作此时基本上已停止）。１９３７年，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得到洛氏基金会之助，获得了葛思德以上的部分收藏，并被辟为该校图书馆的一部分。这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系陶德先生（ＨａｒｏｌｄＷ．Ｄ０ｄ），他是葛思德的一位朋友。葛思德后来致信陶氏表示要将自己所有收藏的图书都卖给普林斯顿大学，陶德先生不置可否，无法认定这一大批中国图书价值几何，遂请胡适先生出面加以鉴定。对于医书部分，非胡适之所长，但博学的大师对此并不陌生；而国学部分，他“知道的当然很多”。胡适认为这些医书虽皆出自于中国，可是当时任何一家中国图书馆并没有像葛思德这样集中地收藏起来。他建议陶德校长不妨考虑这件事情。陶德先生欣然接受了胡适的这一建议，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胡适先生必须出任这个图书馆的馆长，“以谋继续发展”。胡适在其任上审查过义理寿的目录编注，对此留有深刻印象。他曾经以１３３７和１３３８号这两个项目的注解为例，以此来证明义理寿的研究方法是“优异的”。这两个专案为两套清朝选集，即“武英殿聚珍版重印丛书”。由于这些书系分别排印并刊行二十余年，一般人很难将之搜集成全套。曾任国民政府北京交通银行总经理、藏书家陶湘先生说过：“……这套丛书的单本时常发现，可是整套迄未被藏书家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