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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尽管现代遗传学关于一个新生命从其父母双方得到的遗传基因各占一半的论断，冲淡了中国人从父系社会沿袭下来的宗脉、血统和世系的观念，但传宗接代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所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仅成年人不可能背叛祖先，绝大部分中国男人也不会容忍自己的孩子不随自己的姓。除了来历不明的弃婴和不便明其来历的私生子，以及个别姓氏字义不雅、谐音粗俗者，建议人们放弃本姓另创新姓，是不大会有人响应的。就算你执意弃旧从新，你的子孙多半还会改回去，只当你是一时兴起，杜撰了一个“笔姓”，就像鲁迅之子又回去姓周了，茅盾之子又回去姓沈了，曹禺之女又回去姓万了，巴金之女又回去姓李了。
将父母的姓合为复姓，这一思路也似是而非。其不可行之处，除了化简为繁，还在于这种造姓方法不可能持续使用。例如，父姓“赵”，母姓“钱”，就让子女姓“赵钱”；父姓“孙”，母姓“李”，就让子女姓“孙李”，其下一辈不大会认为那“赵钱”或“孙李”是复姓，到了为孙辈取名的时候，多半又会改回原来的单姓。如果不改回来，那“赵钱”家的男人与“孙李”家的女人所生之子，再将父母的姓合为复姓，岂不成了“赵钱孙李”四字姓了？再下一代岂不成了八字姓了？
恢复少数民族原来的复姓、多字姓，也是没有可行性的。长姓缩减，如“爱新觉罗”改姓“罗”或“金”，就是因为嫌字数太多，啰嗦，不方便，不经济。既然历史上的满族“八大姓”已全部汉化，那是民族交融、文化归化的结果，又怎么可能倒行逆施，走回头路？少数民族的姓氏汉化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单于附汉，匈奴人逐渐弃本姓改汉姓，如刘、卜、乔、康、竺、支。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宏更下令鲜卑人改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由“拓跋”改为“元”，遂有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改为汉姓〔３〕。与宋对峙、军事上长期占有优势的金国，曾明令禁止女真人改汉姓，但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终于无法自持，其皇族完颜氏竟给自己“抢注”了一个最能表达其雄心霸气的汉家“王”姓。今天，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胡人血统，想要恢复先前的姓氏，化简为繁，化文为野，返朴归真，他知道怎么个化法、怎么个归法吗？举例来说，作家老舍（１８９９～１９６６），《骆驼祥子》、《茶馆》的作者，本名舒庆春，满族，姓舒。可是“舒”这个姓是由许多满族老姓氏简化、汉化而来的，这些老姓氏包括：舒佳氏、舒穆禄氏、舒舒觉罗氏、舒尔都氏、舒墨哩氏、书玛哩氏、舒穆哩氏等〔４〕。如果老舍先生的后人想要改回祖上的满族老姓，该如何回归呢？你能设想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忽然改名“舒穆禄乙”或“舒舒觉罗乙”吗？
如今，香港、台湾地区流行已婚女子姓名之前加上丈夫的姓。例如，宋美龄一百零六岁辞世后，港台媒体介绍其生平事迹，一口一个“蒋宋美龄”。那除了是陈腐的观念和习俗（夫权）使然外，可能还有一点作用，便是冠以夫姓易于辨识，可以告诉人们，那是嫁到蒋家的“宋美龄”，而不是嫁到别处的“宋美龄”。不过，这在讲究男女平等的现代人听来，总不免别扭和滑稽，妇女解放运动搞了这么多年，怎么越搞越转回去了？不是男女平权吗？不是还有女权主义吗？蒋宋联姻后，蒋介石为什么不改称“宋蒋介石”，偏要宋美龄改称“蒋宋美龄”呢？还有，幸好宋美龄恪守妇德从一而终，不曾改嫁，如果其婚姻多折腾几回，今天做王妃，明天进侯门，后天又落草为寇，做了押寨夫人，那岂不是要“王”宋美龄、“侯”宋美龄、“寇”宋美龄地改来改去？
总而言之，想要解决同名同姓问题，在姓氏上面并没有多少主意好打。把心思花在如何改姓上，用一句过去的套话，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何况，“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已是一门科学，据说“中国人姓氏的世代相传的形式类似于Ｙ染色体的遗传”〔５〕，将中国人的姓氏重新洗牌是不可思议的。既然如此，就只剩下另外一条路，只能到名字上去想办法。
选用冷僻字作人名，这是许多人都能想到的一个办法。《康熙字典》共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汉语大字典》（２０００年版）共收五万六千余字，均十倍于常用汉字。可见，如果可以充分运用冷僻字取名，重名率也可以减少到原先的十分之一。可是，这四五万汉字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人认识的“死字”，是不可使用的。何况冷僻字大量用于人名，会给人际交往和电脑处理带来数不清的麻烦。譬如说，你姓王名，这个“”字，谁都不认识，你到任何地方办事、报名、订机票，都得教人识这个字，都得教电脑写这个字，你烦不烦？尽管常用汉字有四五千个，除了“屎”、“尿”、“屁”、“奸”、“淫”、“嫖”、“偷”、“抢”、“杀”、“娼”、“妓”、“盗”、“贼”、“蛆”、“蝇”、“死”、“臭”……这些不洁不雅不吉利的字眼之外，可以用作人名的汉字尚有三千多个。但据统计，当代人名用字最常见的却只有四百来个，如“英”、“明”、“志”、“勇”、“芳”、“华”、“秀”、“丽”、“梅”、“兰”、“金”、“玉”、“春”、“秋”、“珍”、“淑”……用这四百来个义雅音美的汉字给自己命名的占了全国人口的近百分之九十。另一资料说，一千五百零五个常用字就覆盖了所统计姓名的百分之九十九。所以，用冷僻字作人名的思路似是而非。正如写诗不宜用生词僻典一样，取名也只能在常用汉字里，应平中见奇、巧妙组合、出奇制胜〔６〕。据悉，教育部、国家语委正着手制定《人名用字表》，对冷僻字及生造怪字叫停，这无疑是必要之举。不过，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表示坚决反对把人名用字限制在三千五百个常用字范围内，力主突破一万两千字。但愿这只是一家之言，不要影响到人名规范的最后决策。
今天，禁取单名（一个字的名）、倡用双名（两个字的名），其必要性显而易见。如果人名用字为三千个，像“李”、“王”、“张”这样分别占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七以上，即各自拥有上亿人口的超级大姓，如果人人取单名，则三千个单名就要供一亿人使用，平均分配下来，每一个单名都要被三万三千人共用（３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如果人人取双名，则可有九百万个双名（３０００×３０００）供一亿人使用，平均分配下来，每一个双名只被十一人共用（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００］）。二者的重名率相差三千倍！
古人曾以单名为时尚。《春秋公羊传》云，“讥二名，二名非礼也”。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以，三国人物多单名，也多重名。有人统计，《三国演义》一书中出现的同名同姓的人物就有十八对（组）之多，如“曹节”一为曹操的曾祖父，二为宦官，十常侍之一。“李丰”，一为魏国大臣，密谋诛司马师，事败被杀，二为蜀国大臣，李严之子，三为袁术部将，后被曹军所杀。大概也是嫌二名（双名）非礼、拗口，《水经注》的作者，北魏的郦道元，就一再被人简化为郦元。直到苏轼《石钟山记》，还在“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可见单名之尚源远流长。好在西晋以后，双名渐起。但唐宋两代人名，仍以单名居多。直到明代中期以后，双名才逐渐多于单名，成为主流。但字辈谱〔７〕的盛行，即姓名中嵌入特定的字作为辈分的标志，又使同姓同辈人的双名无异于单名。而且，单名至今仍有魅力（魅惑之力）。笔者自己，父母赐双名，用到成年，自拟笔名，竟鬼使神差，弃双从单。如今“毛翰”上网，启动搜索程序，虽小姓寡民，还是不时遭遇重名者，如南宋汉阳太守毛翰，与诗人杨诚斋连襟，在下每见此公名讳，心里总有些怪怪的，不知前世是否与之有瓜葛？
然而，拒单名，倡双名，双名的重名率比单名的低三千倍，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进一步倡导三字名（加上单姓，即四个字的姓名），尽管三字名的重名率比双名的又要低三千倍。为什么不能倡导三字名？因为决不会有超过“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的人群响应。为什么人们不响应？一言以蔽之：文化使然。
中国人认同单名和双名，抵制更长的名字，这决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什么固执保守。单名两个字，双名三个字，音节简短，明快，响亮，圆润，利落，叫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积淀在其中的民族审美心理或语言美感，不易作科学分析，却不难以直觉悟之。
君不见，中国的地名，除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译名之外，也多两字名、三字名，如“黄河”、“长江”、“松花江”、“泰山”、“黄山”、“昆仑山”、“巢湖”、“太湖”、“洞庭湖”、“枣庄”、“周庄”、“石家庄”、“珠海”、“南海”、“什刹海”、“金门”、“厦门”、“朝天门”、“兰屿”、“绿岛”、“钓鱼岛”……
中国神仙的取名，也与凡间人物一般无异，如“伏羲”、“后羿”、“赵公明”、“彭祖”、“钟馗”、“吕洞宾”、“吴刚”、“王乔”、“丁令威”。至于“太上老君”、“托塔天王”、“赤脚大仙”、“齐天大圣”，那都不是姓名，而是别称、雅号，相当于人间的“五柳先生”、“青莲居士”、“少陵野老”。
还有，中国人还总爱把一些冗长的名词加以简缩，如“人大”、“政协”、“海基会”、“青啤”、“二汽”、“亚运村”、“修宪”、“反腐”、“体改委”等等，甚至宁可简化到可能造成歧义或莫明其妙的程度。如“血防站”，乍一见其招牌，谁能猜出那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站呢？笔者初到“文联”大院，见“作协”、“音协”、“美协”、“舞协”……之外，还有“杂协”，以为那是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舞蹈家等以外的杂七杂八无类可归者的聚会之所，后经人一番嗤笑才明白，那居然是杂技家协会。
中国的格律诗，从《诗经》的四言体，发展到五言体、七言体，诗句就不再延长了，定型了，凝固了。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人籁乎，天籁乎，学语孩童诵之，即母乳般亲切可口。偶有延长诗句的实验，如元代天目山僧人明本的九言体《梅花诗》：“昨夜东风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虽文字浅显，仍不免聱牙，绝少有作者仿制、读者传诵。这大概就像中国人的姓名，从最初的一个字，发展到两个字三个字，是不肯进一步发展到四个字的。想来，四言诗即相当于上古的无姓单名，如“尧”、“舜”、“禹”，五言诗即相当于西周以后的单姓单名，如“姬发”、“嬴政”，七言诗则相当于两晋以后逐渐兴起的单姓双名，如“刘义隆”、“萧道成”、“陈霸先”。
汉人复姓改单姓的也屡见不鲜，如“高车”、“高堂”、“高阳”、“高陵”等均改为“高”，“卢蒲”改为“卢”，“司马”则改为“司”或“马”或“冯”。
可见，对一个崇尚简洁、惯于简化的民族，试图倒行逆施，倡导“去简就繁”的多字名，是多么的不现实！而像“田中慧子”、“王容海川”、“江三木罗”、“奥古辜耶”〔８〕之类，只能是出于个别人的一时偏好或怪癖，视为“搞笑”、“搞怪”，成为人们逗趣、解闷的谈资，绝不可能有多少人响应。还因为它带着化外番邦的印记，自然也受到中华文明的蔑视、反感和抵制。
那么，中国人同姓同名太多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办法当然还是有的！而且有一个现成的办法，那就是回归传统，恢复祖制，姓名之外，另取字、号，将“姓”、“名”、“字”三者并用，或者将“姓”、“名”、“字”、“号”四者并用。
“姓”、“名”之外，另取“字”，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