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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的知青们，现正值事业的顶峰，大都忙于大把挣银子、占位子，他们中有好思者思来想去，弄出一份“青春无悔”的报告，以此显示自我的尊严和中年的大度，算是对历史有了一份交待。为了表示这些新贵们的不健忘，他们中有人在都市里开知青饭店，挂些水壶、草帽、蓑衣、军装之类，作为相聚喝酒时怀旧的点缀和招揽顾客的卖点。我们这些在“嘿”声长大的“文革”同龄人，大都陷在生活的“八阵图”中，很难分辨来时的道路。所谓历史经验，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化妆术，谁都可以用来自我涂抹一番：有人对历史化淡妆，有人对历史化浓妆，有人对历史进行脸谱化，有人对历史进行妖魔化。历史的真实面目在他们的伺候下开始变脸，我们分辨不清，也懒于拔云见日。对于巴老先生的动议，我的一位教育界的同龄朋友就说，花这笔怀旧的钱，还不如建几所希望学校。
中国的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坏到让老百姓绝望过，任何专制、腐败、黑暗和吃人，他们都挺了过来，加之，他们颇具集体遗忘的本领和乐天知命的习惯，希望于他们，是对现实的一种温和的否定。但是将历史遮掩着的希望和夜幕下晶亮的冰雕差不多，一遇热冰雕就会化为一滩冰水，和底下的黑泥一同泛滥，让我们立足的地方一次次动摇和污秽。最要命的是，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红尘万丈中，我们听到了一个既年轻又沧桑、既本真又做作的声音：“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漂流若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放逐，还不失“诗意栖居”的意味，但它往往是随波逐流的遁词。随波逐流，多的是无奈的理由，但它仍然是“自由选择”，这笔账挂在别的户头上可以，本金和利息最后还得由自己支付。现在，我们好像并不缺少自由，而是缺少承担自由的心理准备和作出自由选择的行为能力。昔日，红卫兵们挟风雷扫荡牛鬼蛇神的自由，只是政治蛊惑和操作下一时的狂热和快意，他们很快就不自由了。我们中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被放在平口锅里过多炒作，我们自由唱着流行歌，放任着情感的流变，但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面目可憎和颓唐失意呢？如果说，昔日大串联的人流是一大群迷失的羊羔，那么现代“淘金记”中，我们这些阵容强大的演员们又在演出什么活剧又将出演什么角色？我只有疑问，没有结论。
近日，某位打“草原牌”的当红歌星来小城演唱，我处在演出现场，充分感受到了新青年的真诚和狂热。他们的喉咙被歌星调动起来，跟唱声一波高过一波，我想回忆一点别的，以便同现场保持距离，任我的思绪一次次转空，喉咙里冒出的声音却执着地飘向虚构的“天堂”，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却无法自制。演唱会后，我久久不能入睡，随手又翻到了吴小龙先生的那篇文章，有一段话让我心惊肉跳：“……整个民族，成为一个伟人的诗意激情的献祭，为一个执着的虚构而打成一团；近十亿人，为了一个他们今天看来绝对匪夷所思的目标而付出了他们的真诚、狂热、思索、才智，甚至鲜血和生命。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的荒诞戏。”这一幕远逝的荒诞戏，谁能保证它不会扩展舞台浓墨重彩地重演？谁能保证自己的喉咙因为滋润与保养的需要而不同台呐喊？我想，只有一个人不会再呐喊了，他就是躺在上海某病室里靠打点滴维系生命的巴老先生，这个世纪老人躺在雪白的床单上，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和墙壁，在雪白一样的静谧时分，他在想些什么，他会想些什么？或许，他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能想了，什么也不能说了，什么也不必说了。
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
——写在诗集《独自打座》出版之际
？ 张远山
我学过音乐，没有成为音乐家；我学过书画，没有成为书画家；我爱好数学，没有成为数学家；我酷爱围棋，没有成为大棋士——但这些都不必我特别声明。然而，惟独我写过诗但不是诗人，却需要我在许多场合反复声明，仿佛我学过诗属于原罪，而声明我不是诗人，可以赎我这个原罪。谁需要我这么声明？是许多我认识的当代诗人。
语云“愤怒出诗人”，诗人总是容易愤怒的。诗人们对我这个逻辑头脑入侵他们的领地当然要愤怒。我对诗人们非常理解，因而对诗人们非常抱歉。我热爱诗，因而爱屋及乌地热爱诗人，为了使我热爱的诗人们息怒，我愿意向每一个愤怒于我的诗歌思维方式的诗人反复声明：我不是诗人。我的诗歌思维方式纯属一己之怪僻，“只可自愉悦，不堪持赠君”。任何人、尤其是诗人完全有权不喜欢，我从未企图向任何一个诗人示范我的诗歌，所以你们不必为我的诗歌不讨你们喜欢而愤怒。
诗人们似乎误以为诗坛是个梁山泊，只有一百零八把交椅，仿佛最后一把交椅一旦被我坐去了，会把他挤出去。诗人们实在有些多虑，我对诗歌江湖不感兴趣，我对诗坛交椅更不感兴趣——我只对好诗尤其是杰作感兴趣。我非常希望每个诗人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诗，只要能写出好诗，只要能写出杰作，我就愿意为任何人写出的杰作高声礼赞。借用我的诗歌习作《没有什么》中的一句话来说：“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我不在乎自己没有成为音乐家、书画家、数学家、大棋士，更不在乎自己没有成为诗人。我不希望看到诗人们在无人喝彩的诗歌江湖中自相残杀，我只希望看到汉语诗歌的夜空中群星灿烂。我希望听到夜莺和云雀的不朽鸣啭，而不希望听到乌鸦和麻雀的无尽聒噪。
我对当代的汉语诗歌杰作的崇高礼赞，收在拙著《汉语的奇迹》（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里；而我的不同于绝大部分当代诗人的思维方式的诗歌习作，则收在我的诗集《独自打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里。《独自打坐》对我个人的意义，稍稍大于《汉语的奇迹》；正如《汉语的奇迹》对于中国的意义，远远大于《独自打坐》。我感谢属于心灵的诗歌，更感谢我与全体同胞共享的美妙母语。谨以一首短章表达我对诗歌和母语的无限感激之情：
守 望 长 夜
逃出黑夜
月光下有一座白色城堡
紫藤从梦的边缘攀爬过来
枫树如一朵红云
升起在你的窗前
蛩声嘤咛的金色夜晚
一个牧童在你窗下伫立良久
脸上长满绿色植被
重读《金蔷薇》
？ 朱亚宁
不管约翰·沙梅的故事（见《珍贵的尘土》）带有多大比例的虚拟成分，都不能减弱它的神圣意义和打动人的情感力量，除了惊赞爱的伟力（作为滋养人性及生命的活水）外，更让我叹惋的是世势与人性变易的无情，不要说苏姗娜，且看我们自己和周围的朋友熟人吧——稍加打量，就可以发现欲望与岁月在他（她）们身心两方面留下的是多么深重可怖的刻痕！
更无奈的是，眼下恐怕已绝少有人像沙梅那样怀着一腔坚韧的爱与理想去寻觅、积攒、打造金蔷薇了——无论是从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述的传奇事件角度还是从与创作过程相似的譬喻意义而言都是如此。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据巴氏考证，“使命”一词在俄语中源出“召唤”，因此，“从来不会号召一个人去做手艺匠的工作，只有号召人去完成天职和艰巨的任务” （《碑铭》）。如今的文人恐怕多会对这样的说法嗤之以鼻。
良知、正义、沉重、苦难、忠诚、舍身抗暴、披肝沥胆、十年磨剑、拈出灵魂和血肉……诸如此类的字眼儿已经同我们久违，有的只是瞎逗、掉花枪、虚张声势、逢场作戏、仿制剽窃、舔读者或编辑的肚脐，装嗲装浑装纯情装老粗装庸人装天才装白痴乃至装孙子装恶棍装流氓装胆小鬼王八蛋等等。当“作家”一道已被等同于卖笑拉皮条坐官衙开公司烙大饼兜售狗皮膏药大力丸时（此说并无“万般皆下品”之意，而只是想声明创作毕竟有着区别于其他社会职业的精神性特质），当某类文人屡次三番认同现状认同平庸甚而不惜将自己的位置（精神定位）摆在公众的水准之下时，你对近年间文坛的自恋自淫与喧嚣骂战只能是无话可说。
“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像谎花一般虚度一生。”
谁没有过自己的童年？
童年的欢乐、忧伤、迷恋、向往、自尊自闭、异想天开，尤其是对生活中不断发生的一切（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的新鲜感，在许多人那里都会伴随并影响他的一生。
童年的我读过些什么？见过些什么？（实际上冷静梳理回溯起来，那是些多么贫瘠的岁月）记忆在被有意无意触动后，各色画面及连带的情感便联翩浮现于脑际：冬日，垭口岩檐鼻涕样的冰凌；春寒里粉白如霜的桐花芽苞；蛇信般满坡满岭快活蹿跳的烧荒野火；山雀的褐色眸子在指掌间惊慌的一轮，以及单调雪天对远山远树无休止无目的的呆望……更有饥饿的漫长煎熬、第一次上学领到新课本的欣喜、对县剧团或电影队下乡演出／放映的渴盼、大规模武斗降临前的惊惧张皇——出现在童年少年时期的所有情感事象，似乎都不同寻常，闪烁着异样动人的光彩。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它极有可能成为某些人的“前写作状态”或“前写作时期”。
巴氏从小就有读地图的爱好，他说他可以几个小时不离开地图，“就像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似的。”在读地图的过程中，那些陌生之地的山川森林、海洋岛屿等无不在想象中伸手可触、栩栩如生。成年以后，他常在动身去某个新地方前详尽地研究地图，尽管实际的所见并不完全跟行前的想象重合甚或会大相径庭，但这却使旅行者能够更敏锐地观察它——那些想象中没有的东西给他的记忆留下特别强烈的印象。
在浪游式的旅行生活中经历、存积、构想、酝酿和写作，是一种叫人动心与神往的方式。巴氏多次谈到他短期寓居在陌生的地方，在不同的季节、气候、气氛、环境中写作的情形。的确，影响作品最后面貌的不止是构思及决定选用承纳的材料，而是包括整个具体的写作过程——细小到作者当时置身的生活环境，诸如房间的大小、光线、温度、布置的格调、天气、周围的自然风物、接触的人事以及由此造成的写作情绪心态的起伏变化等等。颓旧的花园，僻远的小城，乡间腐朽破败、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波浪声日夜可闻的海滨，看林人的小屋，寒冷的、冰封雪冻的北方，秋意肃杀的山中，都是巴氏和他的同时代文人们滞留写作的好地方。这种自由自在、极度放松懈怠同时又紧张集中的浪游对于敞开人的心智与感觉，积累从自然、社会、历史到人事、民俗、语言等各个方面的印象、材料、知识与细节，无疑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所周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时局动荡不宁、物质生活窳陋。巴氏曾追述过他为了写作中篇小说《卡拉布迦日海湾》去里海海岸旅行时，因用度困窘，不得不羁留在阿斯特拉罕为当地报刊写随笔，以获得继续向前走的微薄川资的情形。更为突出的例子是他笔下那位“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普利什文，巴氏称其一生“是那摈弃沾染来的、环境硬加到他身上的一切，只‘按照心意’生活的人的榜样”。普利什文出身于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农艺师，然而就在这种一切“正常”、合乎生活规范的发展进程中，他突然“扔掉工作，带着一个背囊、一支猎枪和一个笔记本，步行到北方，到卡累利阿去了”。归来之后，处女作《在飞鸟不惊的地方》写成；再往下，普氏远离都市，走遍了整个俄罗斯中部、北方，哈萨克斯坦和远东，他的全部作品几乎都产生于漫游祖国的过程中。 “按照心意”生活也即是按照内心世界的需要生活的人毕竟是强有力的，生活的困窘和动荡不宁并未妨碍他们生气勃勃、乐观健康、真实自然地投入自己所热爱的创造性劳作，较之我们这类处在物质与实用时代的小器猥琐、深谙钻营算计之道的精明文人，其间的差距之遥何啻霄壤！
据巴氏叙述，他和作家盖达尔有一次曾在森林中无目的地乱走过一整天和几乎一整夜，时近黎明才来到一条蜿蜒曲折的林间小河畔，生起了一堆篝火。两人在星光下火堆旁长久地沉默、吸烟，听河水在一段横阻的残树底激溅潺流，还有偶然传来的一声麋鹿的哀鸣，直到东方放亮泛起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