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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虽然写得隐晦，但却透露了尼采的真实意图。第一，是书的写作是同普法战争有关的；第二，他是在“十分茫然而苦恼”的精神状态下开始此书的写作的；第三，此书所关涉的乃是一个“极端重要、有吸引力，而且是个极端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三者联系起来思考，则不难发现尼采写作此书的意图，以及他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虽然他说他要讨论的是一个“极端个人的问题”，但就这三者的关系而言，尼采的写作动机绝不在纯学术的研究，亦非就悲剧谈悲剧。悲剧的诞生甚或衰落，从一般意义而言，纯系艺术与美学的问题，怎么可能同战争联在一起呢，又怎么会导致尼采“十分茫然而苦恼”呢？这其中的答案只能是：尼采写作此书的冲动乃是因为普法战争激发的对德意志民族之前途的忧虑。其实，在《悲剧的诞生》的后半部分，尼采把自己的写作意图已交待得清清楚楚：
我们有一种从亚历山大的时代回返到悲剧的时代的倾向。我们禁不住感觉到一种新的悲剧的时代即将来临，这是德国精神之自我回归，并且是其自己的真面目之一个值得庆幸的再发现。因为在一个过渡的漫长的时间以来，外来的许多强有力的压迫，已经使得一向生长于野蛮而无形式的日耳曼精神卑屈于其形式之下了。但是最后，日耳曼精神终将立于其他诸国之前，从罗马文化的拘束下解脱出来——倘若它还能继续从希腊这个民族学习到什么的话，就它而言，学习乃是一个高尚而稀有的事情的。〔5〕
显然，尼采写作《悲剧的诞生》，意在激发德国人向希腊人学习。而且在他看来，德国人不仅有此条件，而且有此必要。就条件而言，是因为以康德和叔本华为代表的“新的德国哲学”已“成功地摧毁了主智的苏格拉底主义”，而且此种新的哲学又同瓦格纳的音乐“神奇的联合”，从而使德意志民族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就必要而言，尼采认为，德国人虽有上述条件，但却没有好好地把握，因为，“自从古典主义的时期以来，我们的文明已有了如此惊人的腐化”。或者说，从歌德、席勒和文克尔曼之后，“德国人对于步趋希腊的努力已渐渐地削弱了”。而希腊文化，具体说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文化，乃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充满着无所畏惧的斗志和惟我独尊的自信。此种时代精神也就是酒神精神。希腊人因为此种精神，曾打败强大的波斯；德国人如果能学得这一精神，又何愁不称霸世界。在下面这段话里，尼采说得就十分裸露了：
我愿意再重复地说，只有希腊才能够教导我们，悲剧的诞生对于一个民族之心灵有着多么不寻常的意义。这个神秘的悲剧的民族与波斯之争战，而一个领导此种战役的民族便需要悲剧的兴奋剂。谁曾经期望此强大的、稳健的政治的感觉，这种自然的爱国主义，这种从战斗之中获得直截的愉快，谁曾期望一个曾经进行了数代之久的最激烈的狄奥尼索斯的痉挛呢？我们现今已经知道，不论何时，只要有一个群体它一旦被狄奥尼索斯的情绪深深地触摸一下的话，则从个体之束缚中的解放将导致一种冷漠的，甚至怀有敌意的政治本能。〔6〕
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如果具备了悲剧精神，那么他或他们就会自然地把邻国当敌人，且能在同邻国的战争中，无畏无惧，杀人如麻。而且他认为，此种精神乃是德意志民族人人都应该具有的。他称之为“自然的爱国主义”。
这可以说是尼采写作《悲剧的诞生》的真实意图，也是他一生苦苦思索的主题。他的任何一部著作，无不以此为主轴。他谈哲学、美学、宗教、伦理、艺术乃至男人和女人，都不过是工具性的铺垫，目的无不在于建构他的“新型的”政治哲学，并由此而培育德意志民族那种“冷漠的，甚至怀有敌意的政治本能”。
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
大凡文明的民族，做人做事都需要理论上的根据，更何况战争与政治之大事。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而且是政治中的重头戏。故而任何战争在发动之前，都要寻找理论上的支持。如是，方可称得上“义战”或“仁义之师”，方可动员民众心甘情愿地捐躯沙场。
相对而言，在文明民族，日本人是一个理论思维欠缺的民族。当年侵略中国，只是编造了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谎言，没有丁点儿理论色彩。而其他文明民族则大不一样，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都要尽可能地为自己找个兴师动众的理由。比如中国改朝换代的内战，大多是在“汤武革命”、“替天行道”的旗号下进行的。此种旗号既是道德上的，又带有本体论的内涵。因为中国的治道乃是同天道相结合的，政权的合理性需要天道的说明。又如西方世界的宗教战争，无一不是在捍卫神圣的口号下进行的，即将信仰同战争相联系。
德意志民族在近代西方历史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相对于英、美、法等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高，经济落后，国力不强；二是它强于思辨，哲学的成就为西欧诸国所不及。这两个特点的同时存在，便产生了尼采独具风格的政治哲学，即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
从苏格拉底的时代起，西方人对政治事务就有一种特别的关心。古代世界，人们关心的是城邦政治，思考的主题乃是如何才能达到一邦之内的和谐。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视为代表性的作品。中世纪，人们所关注的，一是神权与俗权的关系，二是一国之内各个社会等级的关系。到了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得以产生，其关注的重点乃是民权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尽管我们今天可以将其分为“积极的自由主义”（即可能导致政治极权的自由主义）和“消极的自由主义”两种，但这二者在基本的政治理念方面，则是相同的，即对公民的民主和自由之基本权利的捍卫，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然而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蓬勃发展的同时，民族主义政治哲学亦悄然而起，这二者可以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思潮。前者看重的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以及国家权力的制衡，防止的是权力因其膨胀而腐败，因而它着眼的是一国之内的政治。而后者着眼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看重国家的统一和富强，其政治理念往往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意识形态相结合。它不是以个体或社会为本位，而是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在此旗号下，要求个体之“小我”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民族之“大我”，以牺牲个人而成全集体。
严格说来，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并不始于尼采，早在马基雅弗里那里，就已经有了端绪。只不过，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没有多少哲学意味，还谈不上是地道的政治哲学。然而马基雅弗里的政治学思考却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学原则：一，以性恶论作为政治的理论基点；二，权力来自于自由竞争，来自于武力，而无须教会的授予；三，政治高于道德，可以不择手段；四，政治人物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在价值上是等同的。他说：
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别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7〕
所谓“后者”，马基雅弗里比喻为“狐狸和狮子”。君王之所以应效法狐狸，乃是因为狐狸“认识陷阱”，不被人家所欺骗；之所以应效法“狮子”，乃是为了“使豺狼惊骇”，即使臣民产生畏惧心理。马基雅弗里的学说在近代早期的西欧影响很大，对于王权的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他的理论毕竟是肤浅的，缺乏形上色彩，尤其为德国人所轻视。
真正将民族主义的国家学说哲学化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论的情结，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最懂得“自由”的精义。他把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即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在他看来，“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在这里，宗教达到了它的最高形式，艺术达到了它最完美的天地，国家达到了最完善的政权形式。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为他的民族主义政治哲学服务的。他认为，代表时代精神的是国家的理念，人类的自由精神也只有通过国家这一载体方能体现。因之，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黑格尔是位国家本位论者，认为市民社会应该从属于国家，而不是相反。他认为市民社会是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和非理性的产物，因而仍是作为“必然”而存在的，尚未进入真正的“自由”的阶段。如若没有国家这个统一体，他们的自由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国家是第一位的，其利益高于一切，同时它亦可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市民社会为之做出牺牲。很显然，此种理论所营构的社会只能是极权的社会，而不可能是民主自由的社会。正惟如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才招来了思想界的严厉批判。
霍布豪斯就有过这样的评断：
现在时兴把德意志军国主义想像为俾斯麦时代以前盛行的一种美好感伤的理想主义引起的反作用的产物。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政治上的反动，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他的学派自始至终都拼命反对发源于十八世纪法国、十六世纪荷兰和十七世纪英国的民主观念与人道主义思想。正是黑格尔的国家观企图证明自由和法律是一致的，藉以削弱民主的原则；想用纪律的观念削弱平等的原则；要使个人成为国家的一个部分，以削弱个性的原则；把国家推崇为人类社会最高和最后的组织形式，以削弱人性的原则。〔8〕
如果我们今天对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略加回顾，不难发现这样一种颇有意思的现象，即英、美均奉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而德、法诸国皆奉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而形成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原因是，英、美为濒海的国家，发展主要在海外，国家政治的重点是对公民利益的维护和对政府力量的限制，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及其处理显得并不怎么十分重要，故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哲学传统。而欧洲大陆的德、法诸国，彼此接邻，既有历史的瓜葛和宿怨，亦有现实的领土之争和霸权之争，同时又有民族统一和民族凝聚力之形成的迫切要求，所以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也就必然地以民族和国家的军事实力的增强为轴心，其政治哲学也就必然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像卢梭、黑格尔等人的政治哲学，不过是欧洲大陆诸国政治思想的典型代表而已，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的民族心理基础。而尼采亦不过是立于这一基础之上，将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推到一个更为偏激和更为极端的理论形态罢了。
尼采是一位忧患的思想家。他所忧患的既不是传统思想的困厄，亦非普遍性的人生观和道德观问题。他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对基督的敌视，以及“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表面看来是呼吁人性的复归，重建价值体系。而且，他自己也是这么反复申明的。可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尼采真正忧虑的乃是德意志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对于德国，尼采的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认为德意志乃是优等民族，理当成为世界的主宰、“地球的主人”。或可说，在尼采眼里，德意志原本就是一个做主人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只配做奴隶。但另一方面，尼采又对现实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德国人极为不满和极为失望，认为他们平庸、肤浅、粗俗，没有血性，没有激情，没有男人味，“透彻地说，它是一种使我惊骇的面目全非的东西，在精神事物中的那种德国的严肃、德国的深刻、德国的热情正在每况愈下”〔9〕。
尼采的忧患意识，既出于对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关系的思考，亦来自法国人的挑战和刺激。法、德两国，既为近邻，又有着长期的积怨，而且各自的势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大体相当。因之，对于德国人来说，法国乃是最大的敌人，最主要的对手；德国要想称霸欧洲，乃至全世界，首要的便是扼制法国。然而自十八世纪以来，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由于拿破仑的军事成就，法国一下子跃到了德国的前面。这在德国人看来，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事情。作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家的尼采，更不能容忍。在他看来，德国是欧洲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