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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喻权域争论的一个焦点是承不承认间接担税者也是纳税人。喻权域根据承不承认这一点来划分什么政治学中的纳税人与税务学中的纳税人，此乃无稽之谈。前面的论证已充分证明，纳税人天然的就是政治性的，根本没有什么纯税务学的纳税人。此处要进一步论证的是，为什么必须承认间接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
首先，这是基于对一个重要事实的尊重：国家财政收入乃由直接税和间接税共同构成。但两种税之间一个重要差异使间接税真正担税者处于不利地位。纳税义务人和实际担税人在直接税中是统一的，而在间接税中却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使得一些间接税在法律上的纳税义务人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纳税人，其所纳税负最终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所以最终承担了税负的消费者才是真止的纳税人。他们同纳直接税的那部分纳税人一同充实了使政府得以运作的国库收入。鉴于此，即使在所得税成为主要税种的国家，不承认间接税的真正担税人是纳税人也有违公正原则，在我国不承认他们是纳税人就更不公正。如前所说，我国税收体系以流转税为主。这种按商品和劳务流转额征收的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我国对商品交易和进口普遍征收增值税，这附加在价格之外的税，基本税率高达17％，它们最终是要落在消费者头上的。部分消费品不仅征收增值税，还交叉征收消费税。至于不征收增值税的劳务和第三产业（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文化体育、服务业等）则征收营业税。我国流转税所涉范围很广，任何人不遇上这种就碰上那种，可谓从生到死都在无形中担税，然而，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却被隐在了流转额背后。不仅如此，由于我国流转税对实际担税人来说毫无透明性，以至于连人们纳税的事实也被隐去了。正因为间接税具有对纳税人身份的遮蔽性从而具有对人们“纳税人意识”〔5〕的遮蔽性，西方各国过去以消费税和关税为主的税制曾遭思想界尖锐批评。据约翰·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介绍，在十九世纪英国人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争论中，支持直接税的人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在直接税制下人人知道自己实际纳了多少税，如果所有税都是直接税，人们对税收的感觉会比现在强烈得多，在使用公共支出时就肯定比现在节约。当代日本著名税法学家、“北野税法学”创始人北野弘久更是系统剖析了间接税弊端，尤其是它的政治后果，指出，在间接税情况下，纳税人在法律上被置于“植物人”地位。他根据宪法原理对间接税作的考察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国民主权原理和和平主义原理的考察。就前一考察，他指出：“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这种国民主权原理的理念在间接税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从和平主义原理出发的考察，与十九世纪英国争论中的看法相似，认为直接税是增强人们“税痛”和“税意识”的法律制度，且能从法律上保障人们作为纳税人的地位，“所以具有阻止租税国家中‘大政府’和‘军费大国’出现的机能”。他的结论是：“最好能形成一种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租税体系。间接税在理论上应处于补充这种直接税体系的地位。”接下来揭示的是大幅度消费税的政治后果：“只要消费税占据了国家财政的中枢，就会造成人们不能监督、控制租税国家运行状况的可怕状态。”〔6〕直接根据个人所得课税的所得税恰恰相反，它最能增强人们的税意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主权者意识。正因为如此，所得税作为主要在十九世纪初才出现的后起的税种，虽历经屡兴屡废，但最终在二十世纪成为西方各国的主导性税种。如今，发达国家采用的都是直接税为主，其中又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系。而且，即使处于辅助地位的间接税也因透明而使人们清楚知道自己在纳税。正如一位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所记叙的，衣食住行，只要花钱消费就得上税，吃一碗面，打一次“的”，买一瓶水，甚至进“一元店”采购，电脑一算账，总数后面总有个“Tax”多少多少。一位叫凯茜的经济律师在回答这位作者的问题时这样说道：合理的税收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美国人为什么可以随意对国家领导人品头论足，甚至破口大骂，因为他们是纳税人〔7〕。
关于间接税真正担税人也是纳税人的第二方面证明可以从思想家的论述中获得。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论赋税时提出了良好税制四原则。即，赋税平等、赋税确定、纳税手续方便以及征税过程的节约。在对四条原则的阐释中，任何一条都是把以各种方式纳税的人包含在纳税人之内的。例如第三条：“各种赋税完纳的时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便利。”接下来的具体说明中，无论房租税、地租税或消费税的担税者都在他说的“纳税者”范围内，而并未把其中任何一种排斥在外。其中还特地提到，对消费品的赋税，最终要出在消费者身上，“征取的方法，一般都对他极其便利……每购一次，交纳一次”。讨论间接税真正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之所以引述亚当·斯密的看法，乃因为他的税制四原则正如约翰·密尔在论课税原则时所说，“已被后来的著作家普遍接受，可以说已成为经典性原则”。包含于四原则中的“纳税人”的广义性也同样受到普遍尊重。密尔自己在论多种赋税时，就把任何一种赋税的实际担税人都视为纳税人。如果说十八、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是承认间接税实际担税人的纳税人身份的，那么北野弘久则是当代为这部分人作强有力辩护的著名税法学家。这位把税法视为纳税人的权利立法的学者不仅指责消费税等间接税中纳税人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还在论述“纳税人基本权利”这一“新型人权”时声明：“笔者的‘纳税者’概念包含广义上负担‘公金’的人，所以实质上和作为观念上的‘国民’概念没有差异。”〔8〕由于北野注重纳税人权利，而在纳税人中则注重弱势群体，由他开创的北野税法学被认为是宪法论的税法学，是站在纳税人立场的“非官方税法学”。这一税法学的特点正如他的研究者所说：“不是站在征税权力方面而是站在纳税人一方，在纳税人中也不是站在大企业、资本家、高收入者一方，而是站在社会中、经济中的弱者一方来考虑问题”〔9〕。
总之，无论国家政权怎样界定纳税人范围，有良知、负责任的著作家是不会不承认那些只通过消费等渠道纳税的人的纳税人身份的。在现代社会，这部分人主要是底层民众。
说间接税担税者也是纳税人，还有一个重要证据，这就是，在税收透明度高的国家，公民由实际税感而产生的纳税人身份的自我认知。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消费就在纳税，即使收入未达所得税起征点的人，也明白支撑政府运作的资金中有自己出的钱。所以，在这些国家，消费税税率与所得税税率一样是敏感问题。1996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从次年4月1日起将原来3％的消费税提高到5％，结果引发大规模抗议。由于人们在个税之外的其他环节，比如购物中同样具有的“税感受”，收入未达个税起征点的那部分人是决不会自我排除于“纳税人”之外的。他们在说自己是纳税人时与纳了个税的人一样的理直气壮，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上一样的底气十足。刚才所引经济律师凯茜那番话就是很好的旁证。
但喻权域针对我文章中主张未交个税但通过购买而纳税的人也是纳税人，发出如下议论：“可惜，1964年1月23日以前的美国法律不承认肖先生的高论。如果某个美国公民在1964年1月26日之前去对美国政府或法院说：‘我虽然没有交纳人头税，但我买了消费品，我是纳税人，应该给我选举权，美国的政府和法院是不会给他选举权的。”在他笔下，只通过消费纳税的公民很可笑很自不量力。这且不说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话中的一连串常识性错误和概念乱搅拌，尤其是隐含于内的特殊心态。其间，主要的常识性错误，一是把个税误当人头税。此前，他称纳税人指交纳了个税的人时，在个税后面专门注明：它“在美国叫‘人头税’，法国叫‘直接税’”。然而，无论美国、法国或别的西方国家，个税是多种直接税的一种。而在法国，人头税在大革命前只由平民负担，这是地位低下的标志。在美国，人头税按固定金额对每个个人征收，个税在西方各国则都根据收入按不同比例征收。人头税不论在什么国家采用，它在各税种中最具分配不公性质，分级累进的个税恰恰相反，着眼点在公平上。第二，喻权域在上面那段话中作的所谓美国政府和法院给不给选举权的时间画线，是根据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生效日期。但该修正案宣布给选举权附加“人头税或其他税”等纳税条件为违宪，却并不意味着有五十个州且各州自主权极大、各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选举法的美国此前所有州都一直对选举权附加纳税条件。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主要是南方诸州把人头税作为投票选举的先决条件。它起因于当时西南部人民党与民主党的斗争，是民主党在人民党失败后乘机修改州宪法时把人头税作为选举附加条件，旨在剥夺黑人政治权利以及削弱成为人民党骨干的贫穷白人的政治地位。直到一战后南部一些州仍在征收人头税。而其他许多州早已陆续废弃。所以，且不说喻权域把人头税混同于与其性质和作用截然相反的个税，仅就选举权与人头税挂钩早就只是少数州的规定而言，所谓“1964年1月26日之前”谁谁谁跑去要选举权而“美国的政府和法院不会给”的假设就很可笑。而且，之所以有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恰恰是国会以及喻权域所说“不会给选举权”的法院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机构对南方部分州在选举权上保留纳税附加条件进行了持续的抨击。此外，在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之前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联邦根据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专门设置机构，援助被无理剥夺选民登记权利的人。喻权域似乎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否则，怎会以如此假设来证明他的观点？在他的假设中，最有意思的是他使用的措辞于下意识间流露的心态和思维习惯。这不仅指他笔下的美国公民可笑而不量力，还在于“政府、法院给不给选举权”之说。喻先生怎么就不明白，在宪政民主之下，公民享有什么权利乃通过法律来确立，政府也好，法院也罢，只有保障或违背的问题，没有“给不给”的份；公民该享有而又未享有的权利，则要由公民自己去争取，而不是仰赖谁赐予。看来，喻先生是在一个很不恰当的问题上由此及彼了。
喻权域否定间接税实际担税者的纳税人身份，还有一个论据很有意思。在《为人民服务还是……》中，据他说，从1964年以后，“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官员就不大说‘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的老话了”。这里跟他证明“摆正了关系”一样，又是用谁谁谁说（或者不说）什么话来“论证”。但奇怪的是，口口声声讲“为人民服务”的喻先生怎么既不在乎构成人民的每个个体消费就在纳税的事实，也不在乎像亚当·斯密、约翰·密尔等重要思想家基于事实和学理对通过消费付税的低收入者纳税人身份的肯定，甚至也不在乎西方国家普通公民的纳税人身份的自我认定，却偏偏就那么在乎“政府和官员”怎么说呢？
三、怎样看待西方国家曾经有过的选举权限制
“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法、选举法中的‘纳税人’指的是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的人”——我不得不一再引用的这句话，算得上喻权域否定未纳个税者纳税人身份从而否定“政府为纳税人服务”时拿出的最重要论据。鉴于这个说法的笼统和来路不明，我批评他：“此说依据了西方哪一政治学派别或者哪一国、哪一时代的宪法和选举法，喻先生秘而不宣。”不料，喻权域在《反驳肖》中信心十足地把西方政治学、宪法、选举法以是否交个税来确认纳税人的话重复了一遍，还把他紧接这话列举的英、美、法国的选举法或宪法如何规定“交纳了多少个人所得税的人，才有选举权”等大段大段内容也重复了一遍。接着，更信心十足地宣布：“我讲了这么多，列举了这么清楚的论据，肖雪慧先生居然没看见”，还表示，“真叫人‘跌眼镜’”。但很遗憾，不管列举了多少论据，全都文不对题。他的论据说的是这些国家在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