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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忌不答应，长孙无忌所希望的下一任太子是晋王李治。且不管他支持李治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国舅的意见的确很重要，李泰觉得有些不自信了，他担心弟弟李治会对他有威胁，所以开展恐怖主义手段，对李治进行恐吓。李治果然十分恐慌，忧形于色，这是个极好的解忧方法，同时对李泰则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令李世民很担心李泰当了皇帝之后李治的安危，再加上种种原因，李泰终于与太子之位无缘。非但无缘，连本来已有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被降为东莱郡王。尽管后来又有几次改封，也只能说是改变一下生活质量而已，而且他一直是个政治敏感人物，最后太宗去世时下诏让诸王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也就是最后都不肯给他机会。
那么随着两个哥哥的倒台，李治成了这次斗争的最大赢家。嫡子之中只剩下他，即使李世民曾想过吴王恪，但这却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吴王恪得不到朝廷中像长孙无忌这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从贞观十七年当太子开始，至贞观二十三年，李治当太子是相对比较安稳的，加之他一直都很恭敬谨慎，倒也不用怎么担心自己的地位，算是大唐三百年中少有的几个地位稳固的太子——李世民和李隆基都是有比较强硬的手段，李亨则当得心惊胆战，连头发都吓白了，只有李治，实在是难得地舒服。
太宗死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按说这个年龄不小了，可是太宗死时李治是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最后把无忌哭得有点儿烦了，说主上把社稷交给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这也就是舅舅敢这么说。于是止住悲声，火速回到长安，一切安顿得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接着就是顺利即位，可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高宗即位后首要的当然是先任命大臣，长孙无忌不必说了，李世NFDD0——或者确切来说是李NFDD0，李是皇家赐姓，那个“世”字此时则是无论谁都不能再用了，为了避讳嘛。想想李世NFDD0真是可怜，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自主权，本来叫着徐世NFDD0二十年左右好好的，降唐后就受到赐姓这等待遇，这样又叫了二十多年，然后就要把世字去掉，直到死后也不安宁，孙子一造反，又回到徐世NFDD0了，这倒也罢了，只是后世人说书，不喜用名喜用字，害的我以为茂公就是他的名……不过高宗毕竟初登大宝，所用之人也只能是顾命大臣。
郁闷三人组·李治、李显与李旦（2）
李治当太子虽然有点晚，但六年的学习也可谓效果显著，基本上继承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当然这和老一辈的执政人才是分不开的。永徽年间，文治上的事不多说了，基本是国泰民安。可见李治文治上的功夫学得还是可以的，而武略上李治却没有这方面的锻炼机会，另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不一定说他率军打仗就一定失败，只要朝中有能打好的将领并且他不多加干涉，像杨广灭陈那样挂个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李治倒还是很有扩展唐版图的雄心，事实上征高丽时他曾想过亲自率大军随后出发，却被武则天劝了回去。太宗时期未解决的高丽、西突厥都是在高宗朝攻下来的，虽然有太宗的准备在前，为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是高宗打下来的，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继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之后，高宗朝又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唐代的版图，在高宗时期为最大。有人说，唐代最繁荣的时期，其实不是开元，也不是贞观，而恰恰是在永徽，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运气好也罢，说是捡便宜也罢，李治其实都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另外，高宗还完成了一件太宗几次想做没做成的事，就是去泰山封禅。从个人能力等方面来讲，高宗当然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从当时国力来看，高宗的确应该去封一次，怎么说也比宋真宗的时候强了很多很多呢。
唐朝平定高丽的大将军薛仁贵像
在宗室的问题上，李治也是比较开明的。李治对待李泰，还是满不错的，在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这时皇帝是李治了，年号一般都是次年修改），“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确实像太宗生前所料，“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不过，李承乾没有活到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于贞观十九年就去逝了，而李泰也在永徽三年死去。李泰和李承乾两人都是死得很早，三十多岁，这样的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如果不是别人陷害，那么必有原因。推测都差不多是心情郁闷，“若加挫抑，恐有不测之疾”这句话的适用还是很有广泛性的。假使当年李渊也像李世民贬李泰这样贬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只怕活得时间更短。至于高阳公主和李恪等人的死，一方面是高阳不该谋反，另一方面长孙无忌这时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好的。李治从中受益无疑最大。其实不管李恪有没有罪，李治杀他也在是情理之中。李恪和李泰的意思不一样，李泰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从人望上已经从一个很高的高度重重地跌了一次，再想起来的可能已经不大了。李恪的威胁相对就大得多了，如果说借这一次的事而除去他的话，怎么看怎么划算，这也并非李治“良心大大地坏了”，毕竟为了自己的生存。有了长孙无忌，李治这次省了不少力气。也许这么想把李治想得太有心计了，但李治其实真的不傻。此外，对于宗室中违法的人或行为，李治也加以惩诫。比如李治的叔叔（当然不是同祖母的叔叔了）滕王元婴，劳扰百姓，他就写信告诫他；而元婴与李治的异母兄李恽两人都好聚敛，所以李治有一次赏赐诸王时唯独不赏他们两个，因而使得这两人很是羞愧。这种惩罚是精神上的，但效果却比物质上的更厉害。这很类似于李世民对贪污的长孙顺德的手法，可见李治确实还是有乃父之风的。
问题是，李治学到的功夫慢慢体现出来的，更多却是李世民后期的拒谏饰非。李治有一次说：“杨广因拒谏而致亡国，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李世NFDD0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实在是很搞笑的一段记录。李世民也是常常提起杨广，李治竟然也常提这位老前辈，不能不说是受了影响。只是和乃父相比不同的是，三十八岁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多人给提意见的，而李治三十八岁时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想当初李渊当了皇帝后，就有了听不进话的苗头，李世民到最后也是没人敢再说什么，如果下一代是李承乾，只怕情况更糟，他才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备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NFDD0在这紧要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NFDD0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郁闷三人组·李治、李显与李旦（3）
其实李治是有点儿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得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地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得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已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性地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这点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地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得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得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得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以来，权力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