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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台湾人也部分地给予接纳。
招致台湾人民强烈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殖民者对汉文的压制政策。日据初期，为了对抗地方传统书房的影响以将学童招徕到公学校学习，总督府对公学校的汉文教育曾采取宽容的态度。1904年公学校规则颁布后，日语教学开始逐渐占据压倒的地位。1922年新教育令实施后，台湾学制进一步日本化，汉文改为选修课，升学考试必须用日文进行，青少年一代懂汉文的人越来越少，台湾同胞对此忧心忡忡，他们说：“汉字本来是世界上最深奥的文字，不容易明白，而且学生时代既没有受过汉文教育，那里会懂汉文的理义。汉文这样难懂又没奖励的机会，所以我们台湾的兄弟自二十年来已经废弃不惯了。噫！我想到这个地方，泪珠儿直滚下来了！”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6页。于是，文化协会、民众党等民族运动团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振兴汉文汉字。《台湾民报》积极推广白话文，介绍大陆作家作品，他们呼吁在学校恢复汉文为必修课，增加教学课时；文化协会组织了汉文委员会，研商普及汉文方策，开办讲演会、研究会、编辑汉文教科书，民众党纲领中则写进“公学校应以汉文为必修课”的主张。此外，分布各地的读报社还组织民众阅读祖国大陆报纸，中央书局、文化书局大量进口中文书籍以满足岛内的需求。总之，“汉文保存，乃是台湾民族运动的一大眼目”。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56页。
前面已经谈到，日本殖民者在发展台湾教育事业时，着重防范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而刺激台湾人的政治觉醒，故在高等教育领域处处限制台人。事实与殖民者的愿望相反，新一代台湾知识分许多成为民族运动的中坚力量。日本前内阁拓殖局长滨田恒之助不得不叹道：“台湾总督府为本岛人的‘幸福’而大力教育彼等，盲目地打开了本岛人的眼界，结果，反而培养出对日本统治带来不利的人。今后对本岛人为使之同化于日本而施行的教育越普及，这种人将越多，日本的统治便愈益增加不便。这样，总督府处心积虑，最后却酿成与期待相反的结果。”滨田恒之助：《台湾》，富山房，东京，昭和3，第644～645页。叶荣钟、蔡培火、蒋渭水、黄呈聪、连温卿等等，即是此类令日本人头痛的人物。这表明，日本殖民者的政策是失败的。
不过，致力于推动地方自治的稳健派人士的教育诉求，与祖国派有所不同，他们更注重于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1928年成立的草屯番仔田共荣会夜学会即较具代表性，其教学科目为国语（日语）、汉文、法律、农业四项。日语请公学校教员授课，按草屯自治运动领导人洪元煌的理解，不懂日语便无法有效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并不一味地排斥日语；汉文是台湾人自己固有的文字，应学习中国白话文，以保持民族性；法律的学习是为了根治台湾人的“奴隶根性”，促其政治的觉醒；农业科则是学习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 驹込武：《抗日运动中的教育要求与总督府的教育政策》，《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在这里，台湾人对日本人带来的新式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适应模式，他们既要求学习汉文来确保民族性不致失坠，又试图通过掌握日语在既存的架构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子，并以此为工具向统治者发难，要求政治权力。
就绝大多数普通台湾民众来说，他们一方面追随民族主义者研习汉文，自愿参加各类讲习班、研究会，阅读汉文报纸书籍；另一方面在日语普及运动的影响下，又不能不参与学习日语，尤其是日据后出生、成长的青少年一代，日语关系到他们的入学、升学、求职、升迁乃至事业经营、人际应酬等等切身利害，且身处殖民统治机器的高压下，因此要完全排斥日文是不可能的。何况日语还是他们获取新知识，睁眼看世界的途径。在民族性不迷失的前提下，于闽南语、汉文之外多一种语言技能，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日据时期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接受日语教育的民众数量逐年上升，尽管在熟练程度上不尽如人意，毕竟日语作为法定的官方语言，是台湾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在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环境和统治机器的高压下，台湾人被动地掌握了日语，这丝毫不代表他们在思想上也认同了日本，相反，祖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始终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他们的心情，由台中庄遂性的一番话表露无疑：“我在国外和异民族相处时，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国人，在国内和国人相处时，则我心安理得地当一个台湾人。并以能心安理得地当一个‘中国的台湾人’而觉骄傲。”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152页。难怪日人称：“（台湾人）表面上虽说是日本国民，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人却并未怀有这种心理。”松井石根：《台湾统治四十年的回顾》，《东洋》（特辑号）昭和10，第113页。
日据时期台湾人的日语教育，是近代意义上的所谓“第一次国语教育”。此前台湾的语言环境较为杂乱，既有北京官话，又有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除原住民外，通行的书面语言基本一致，但口语则异彩纷呈，日本人到台湾的初期严重依赖“通译”居中沟通，十分不利于殖民统治的展开。因此，加速殖民地人民日语的普及也是日本在台统治的现实需求。日据时期的日语普及运动借助政权机关的强力干预，得以实施并获得相当的成效。但需明白的一点是，这时的日语是外力强加给台湾人的语言，就绝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学习或掌握日语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这导致了他们对日语的领悟能力和记忆意愿相对于日本人来说，要低下得多。1936年曾有位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持续四十年的国语普及事业可说徒具虚表，而未具实效，盖其只可说是学校的国语、日人的国语、国语演习会的国语、广播节目‘国语普及之夜’的国语、商用的国语等，加以连教师均对之不关心，故学生只在上课时使用，一走出教室，每只使用台语，其所以成效不彰毋宁是当然之事。”周婉窈：《台湾人第一次的“国语”经验》，《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87页。这一批评当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它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日语仅仅是台湾人的实用语言，而不是他们的思想语言、思考语言，更没有成为他们的民族语言。今天的人们尽可不必戴有色眼镜去看这段历史，就让事实恢复其本来面目吧。对待会讲日语的台湾人的态度，应该像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把他们当作是“留东五十年的老留学生”，光复之后“毕业回国了”。孝绍：《试假定我是台湾人来提出三项管见》，《台湾民声报》1945年6月16日。
台湾的教育系统是日本殖民者运用政府权力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它以日语、修身、历史等课目的教学，力图促使台湾人常用日语，培养其作为日本臣民所必需的素养，以达到同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利用手中的统治机器，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制造人为的不平等状态，对台湾人和日本人实施差别对待。日本人作为殖民地统治民族，在教育上、继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
尽管日本殖民者不时强调要达成“内（日）台如一”的目标，但正如矢内原忠雄所指出：“盖在经济及教育，同化是日本及日本人的利益，拥护这种利益的武器，则在政治的不同化，即专制政治制度的维持。”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84页。换句话说，所谓的同化教育，就是要台湾人无条件地、单向度地向日本文化同化，是要培养出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经济上却能为殖民者创造剩余价值的有文化的奴仆，日本殖民者之所以在台湾发展教育事业，原因即在于此。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的教育经验是双元的，一则有书房的汉学传统教育及家庭中华文化的传承，二则有新式学校的近代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因此，两种文化的撞击、冲突、摩擦，导致新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二重性格。他们中有人竭力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吸收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并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的台湾人”为荣。但在殖民者政治压迫和统治者优势文化的冲击下，有人心生苦闷，感到迷惘，柴田廉称之为“迷失的羔羊”。柴田廉：《台湾同化策论》，晃文馆，台北，大正12，第50页。这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也出现了一小部分殖民统治的“协力者”。尽管其中大多包含非志愿的原因在内，但附从殖民统治以求苟安本身仍应予以谴责。少数“协力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架构内曾分得一杯羹，故某些人心底深处的恋日心态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其影响亦不容忽视。
平心而论，从教育的普及、教育设施的增加和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客观标准来看，与清代及同一时期祖国大陆、东南亚地区的纵横双向比较，台湾的教育发展确有其领先的一面。譬如，当时一水之隔的浙江省、福建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便仅为46％和32％。《浙江教育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47页。郭少榕：《民国时期福建小学教育发展概况》，《福建省教育史志资料集》（第九辑），1992，第159页。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政治文化上日本殖民者是企图借教育来同化台湾人民；第二，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日本人占据优势，台湾人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第三，就经济利益而言，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培养，日本殖民者在教育领域的投入获得了高额的回报，相关研究表明，1920～1940年间，日人在农村教育中每支出1元，即可在农业生产上获取14元的长期社会报酬。刘克智：《台湾人口成长与经济发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9，第70页。因此，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是畸形的，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政策是歧视性的，日本人是台湾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总之，日本在台统治期间的发展项目向人们呈现的是一种“奶牛”效应，即只有费心养这头“牛”，才能挤出更多的“奶”来喂肥自己，在经济上是如此，文化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9台湾话文运动
台湾岛上的住民除了原住民外，历史上大都是从大陆的闽南、粤东迁徙过去的，其中又以闽南的漳州、泉州地区人民为主。由此而来，台湾住民的语言便以闽南语系占主导地位，而以客家与及南岛语系辅之。日本统治者在台实施同化政策和日语普及运动，同时还限制台湾人使用汉语及其方言闽南语，在台湾人为的造成了一场闽南语生存危机。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行动起来，一面为闽南语的生存与复兴呼号呐喊，一面尝试以闽南语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由于闽南语即台人所说的台湾话，此一运动亦通称为台湾话文运动。
众所周知，日本殖民者治台政策的基本点就在于企图将台湾纳为日本领土的“真正”的一部分，同时将台湾人同化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亦即台湾日本化、台湾人日本人化。语言是同化的有效载体，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说过：“（普及日语）是同化的必要手段，如欲使土人（按指台湾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等与母国人（日本人）相一致，则应首先透由普及母国语这一捷径来进行。”井出季和太：《南进台湾史考》，诚美书阁，东京，1943，第122页。在普及日语的同时，又大力打压汉语，学校中的汉文课由一定课时的存在变为渐次取消，如新竹厅当局就在1931年宣布取消公学校的汉文科，其理由有二：“一是汉文教育不得不读台湾音，很阻碍内地语的进步。其次是利用汉文时间，可以多练习内地语云云。”《新竹州势调查会又一产物，废止公学校汉文科》，《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4月25日。学生在校园内讲台湾话也会受到训斥乃至罚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在日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台湾青少年，对台湾话开始生疏起来了。对此，一些台湾本地知识分子无不为之扼腕叹息，连横即曾痛切地指出：“今之学童，七岁受书；天真未漓，咿唔初诵，而乡校已禁其台语矣。今之青年，负笈东土，期求学问；十载勤劳而归来，已忘其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