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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看，谁都知道那后果是什么。
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高妙的创造发明，好像一直不曾引起过怎样的注
意。那就是“抄家”。一个奴才，受到主子的宠信，逐渐爬起来了，一路上
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终于积累了一大笔家私。到了一定的时机，皇帝
就将面孔一板，抄家问罪。既平了“民愤”，皇帝自己也在“山呼万岁”声
中写写意意地将贪官的辛勤集聚搬到内库里来。这实在是极为巧妙的一举两
得的方法，比起自己出面接受“孝敬”要干净得多也省力得多。因此一代代
继承下来照办无误，不过一直心照不宣，也从不写进什么总结里去。到了十
年浩劫之时，“四人帮”之流就全盘继承了这个办法，并加以发展、提高。
原来只限于几个贪官的，现在就推广到全民中去。原来的口号是惩治贪污，
现在就改为破除“四旧”。在深度、广度的变化上，都不能不说是受了清代
文字狱的启示。一切书籍、文物、艺术品？ 。只要用“四旧”的尺子一量，
就再也没有地缝可钻，一古脑儿被抄了去了。
奇怪的是，当时作为“罪证”的“四旧”，今天在许多人的眼睛里又有
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当党和政府三令五申、拨乱反正、责成清理发还时，有
的人就很不愿意。在他们看来，“四人帮”的反革命掠夺，在理论上是非法
的，在实际上却是一种“成果”。
我不敢确说这样的思想状况有多少普遍性。因为即使抱有这种想法的人
大抵也不肯坦白表示，他们嘴里说的往往倒是更为动听的词句。不过从具体
的现象中可以知道它是确实存在的。我自己的几本破书被“四人帮”的爪牙
抄去，已近八年。有些书就放在上海图书馆里，我也早就看到了那详目，知
道是完整地保存着的，可是至今也还没有发还的讯息。偶尔去打听一下，就
会听到全套公文程式的答复。最后这种繁复的套话浓缩成一句，是“尚未清
理完毕”，而且已经重复了若干次了。真是奇怪，难道那几本书就一直是点
不清楚的么？
1979 年12 月20 日
祭 书
时令还没有进入农历己未年的腊月，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祭书”。过
去时代的读书人，特别是藏书家，到了一年向尾的某一天，总要举行这样一
种仪式。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藏书很多的，大抵只是选取少量有代
表性的书本，多数还要用鲜花酒醴作供，可能还焚香，然后大礼参拜，口中
念念有词，不外是“长恩默佑”、“子孙永宝”之类的虔诚吉利话。这样的
仪式常常要请好朋友参加。仪式结束后就大家一起赋诗。会画的朋友也许还
要画一张画，接下去就是吃酒，再就是将有关的诗文刻进自己的集子里去。
过去我经常从诗文、题跋里看到这种纪事，觉得很有趣也很可笑。买了
几本破书，居然还要玩出这许多花样。地主阶级也确是空闲得可以。
这种仪式所反映的思想也是明明白白的。首先是“知识崇拜”。过去是
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要占有文化就得依靠书本。因此书就成了他们稳稳站
在统治阶级内部、对被压迫的阶级实行统治的必要武器，即宝贝。而对宝贝
是必需表示充分的敬意的。
其次，在旧社会，书籍也和其他物质财富一样，流转无常，易遭毁失。
一般的说法是书有五厄，什么水火兵虫之类。仔细想想，其实又何止于此。
如果每种书印出以后，一本都不毁失，那就真正不得了，现有的图书馆无论
怎样扩充也将装不尽，而善本这名目也就不存在了。经验教训了读书人，他
们为了免除这种厄运，也只能采取一种迷信的手段——祭。
我在这里讲起这样的故事，自然不是想来推荐什么封建迷信。其实用不
着推荐，在我们这里，封建的事物还多得很，至少在目前，还用不着担心它
会断种。同时，物质基础也到底不同了。把什么《基度山伯爵》之类供在桌
上，对之顶礼膜拜的喜剧，用不着担心，是肯定不会出现的。
我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自然也有自己的原因。那就是，最近我又时时
想起了我的几本破书，情不能已，这才产生了这样古怪的念头。仔细回忆，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样的念头确是从来也不曾出现过。不过近来不同了，
又开始动笔写写文字，也必然要想到过去曾经思索、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有
时想有所引据，或企图更过细地加以钻研，或想为久已酝酿的主题搜寻较完
备的资料，往往只能掷笔而起，叹口气完结。明明知道自己有哪些书，所需
的材料就在某卷某页，可就是看不到、摸不着。明明知道这些书都安然无恙
地放在图书馆里，“蓬山此去无多路”，但还是没有法子想。
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干校里当泥水小工。一天，换上了
劳动服正准备上工，忽然一位头头来通知了，要我马上回上海去，第二天一
早到单位里去报到。这是出乎意料的，是吉是凶，完全不能预卜。但自己明
白，八成不会是好事。第二天遵命去报到了，先是受到大声呵斥，坐在门外，
接着那位头头出现了，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要按政策没收你的全部藏书”。
这时我就立刻省悟，为什么采取了如此神秘而迅速的手段，那是防备我会进
行私下的转移。
在这简单的宣布之后，就是立刻出动。三十多条大汉、两部运纸卡车，
浩浩荡荡向我的住所开去。车上带了几捆麻袋，人们花了一个整天又一个上
午，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到底还给
我留下了几卷高丽笺，有的还是乾隆时的旧物，就因为那上面没有字迹。后
来我就拿来一张张都写满了字。明知自己不是书法家，也不配用这样的旧纸，
但还是写了。我想，除了检查、交代、汇报之外，我还应该有些另外白纸黑
字的东西。
在查抄过程中，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但在这里，略之。
我向另一位头头提出，是否留下一份目录呢？他向我大喝一声，道：“嚣
张！”这是当时习用的词汇，我们都明白那意思。但今天出版的辞书里的解
释却是不完备的，至少没有反映那特有的丰富而微妙的涵义。我想这是有些
可惜的。
真是出乎意料。第三天，头头来通知了，决定要编一本目录，而且要我
也去参加。我不明白，我的“嚣张”的建议是怎样终于被采纳的。但这种神
秘的决策过程，也还是不去研究的好。
到了机关的一间大房间里，发现我所藏的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堆在那里
了。更出乎意料的是，发现了已经坐在那里的顾起潜先生。他是研究版本的
老专家，是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顾氏秀野草堂的后裔。二十多年前就刊行了
“明代版本图录”的，我过去在图书馆里也曾看见过他。我想，在当时，他
应该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可是竟被弄来参加审定编目的工
作了。那细节，我自然也没有打听。
我的工作是编目，但只是一些被认为够不上善本资格的书才由我来处
理。专家们自己动手的对象当然是不同的。我按照常规努力地编着，记下了
书名，版本，册数，编成一种不折不扣的书帐。但到第三天上，头头来训斥
了，说我在搞繁琐哲学，要我更加紧、简化地编。我想，单是杜诗，我就有
十多种不同的刻本、抄本，用简化法怎么能行呢？但这样的“繁琐哲学”头
头怕是不要听的，解释起来又太费口舌，因此什么也不说。这样，我自己只
负责编了极小部分的目录。到了第五天，头头下令了，我还是回到干校去当
小工。以后那些白纸黑字的事物的命运，就一些都不知道了。
这以后一晃就是五六年。说一些消息都没有也并不准确。曾经有好几次
得到朋友通知，“写作班”里出现了我的藏书；图书馆里也有我的目录书在
任人翻阅；甚至有些人从不知什么地方弄到许多画册在看，上面也有我的签
名。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买到一本书，随手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或题跋，
有时还要铃印。因此也就成了这些消息提供者的依据。当时，听了这些消息，
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
痛哭流涕都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这也是我的一种坏
脾气，二十多年前，一位头头就曾指出我这是“强颜欢笑”，自然就是不认
识错误罪行的表现，因而给了我加重的处罚。
一直到1978 年的年末，我才又去拜访了顾起潜先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消
息是令人鼓舞的。他告诉我，我的藏书中间的线装书部分，都很好地保存在
图书馆里，没有什么散失。同时因得到他的照顾，有些残破的书册，还修补
装订过。只要等政策确定、发布，立即就可以发还。
此外，我还在另外的地方看到了顾先生手制的我的藏书中间属于“二类
书”的一份详目，并奉命照抄了三份。我还好奇地打听过，怎样的书才算是
“一类”呢？回答是并没有。我想，那大概是指宋板元抄之类的国宝吧。
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
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
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
事都干不成。
一年以来，也曾为此奔走过许多回，遇见过各种人物，经过的细节不想
在这里细说了，总之是没有什么结果。人们的论调、手法，也都是极平常的，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习。如实写下，就难免要犯“公式化”的错误。在这里，
我只想以一个遭受“四人帮”无情掠夺的受害者的身份提出一点卑微的愿望。
何妨让我有条件继续工作下去呢？何妨落实党的政策使物归原主呢？今天，
我能说出这些平庸的看法（在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日子里，这就不只是
“嚣张”而是“反革命谬论”）是不容易的，很需要一些勇气。因为想到古
人祭书的故事，牵连讲了这许多废话，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免过于饶舌了。
1980 年1 月15 日
再谈禁书
在《谈禁书》里讲了一点有关禁书的故事，意有未尽，想来补充一下。
其实哪里说得上“未尽”，简直是差得远，真的不过只是碰到了一点皮毛而
已。即以禁书的性质而论，曾经碰到的一点是属于政治性一类的，此外还有
另一个大宗则是属于“道德性”的。例如一般所说的淫书、猥亵书、色情书、
黄色书？ 。就都是。这最后一个名词是十年前才时髦起来的，是集大成的，
意义更为“广泛”、“深刻”的一个专用词。就连过去最正统的道学家听了
也会为之吃惊，好像世道人心之“古”，再也没有逾于此日者矣。我至今也
还弄不清楚那真切的定义，除了几本确凿无疑的正经书之外，简直就不敢保
险哪一本不是“黄色书”。
我还曾经表示过，我是赞成读书没有禁区的。我想，如果要受到质问，
极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是，是否对“黄色书”也主张不设禁区呢？甚至是，是
否主张公开发行《金瓶梅》呢？这不是过虑，我想不少同志是必然会有此一
问的。我想，我的回答依旧只能还是那样，当然，我也曾说过，“一时实行
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早已安下了必要的“伏笔”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迹近“离经叛道”的坚定信念，这就不能不追溯到四十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中学里读书时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那是报导新上台
的希特勒在德国的“政绩”的，详细内容已经说不清楚，但那要点倒是记得
的。那时在纳粹党的鼓动之下，德国的一些大学生捣毁了一位德国著名科学
家和教授创立的一间图书馆，把所有的藏书（自然是“黄色书”）都搬到柏
林大学，定期焚毁，同时还大声唱歌，那歌词因为是译成古诗形式的，因此
到今还约略记得，他们唱道，“日耳曼妇女兮，今已得到保护兮。”
在当时一个中学生的头脑里，这消息确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学生烧
图书馆，一也；烧了“黄色书”女性就得到了保护，二也。这疑团一直维持
了很久，后来总算逐渐明白了一点，但最后的恍然大悟，是在过了四十多年，
“前中学生”看到了在林彪、“四人帮”恶意煽动之下的一些“今中学、大
学生”们的烧书“壮举”之后。论规模、论气魄，都远非当日的纳粹希公所
能望其项背，这就是直到今天我依旧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的一个重要的根
据。
照例要讲一点自己的经验。可惜的是这种经验并不多，因此发言权也就
很有限了。记得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