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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把城市喻为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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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沧桑历史破解城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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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把城市喻为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
如果说大多数人是从身边光怪陆离的城市走向反思和怀旧，那么有两个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清醒地预见了这一切。“不幸而言中”这样的话，说明的是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同时也在寻找它的恩人。我和王军正是在这样的共同经历中相识，从而目睹了这本大书由起初的“梁思成传”转为“晚年梁思成”，最后聚焦为“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书名也由原来的“城祭”改为“城记”——一字之别，凝聚了十年心路之旅由悲恸到淬炼成钢的大升华。
所谓“梁陈方案”，就是1950年由梁思成、陈占祥共同签署提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为了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相对梁思成而言，人们对陈占祥比较陌生。这位留英八年的翩翩才子查理·陈在二战期间的英国和今天的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大名鼎鼎。他在中国建筑界暴得大名，是“反右”时所谓的“陈华联盟”。从法国归来、同样一片赤子之心的华揽洪，在建筑观点上其实是与陈占祥对立的，当时他支持拆城墙、在旧城建设行政区。这便是“陈华联盟”的冤中之“冤”。他俩真正的共同点，是对规划科学性的强调和重视，对自己学术观点的执著。他们一个英文好于中文，一个法文好于中文。唯一的一次“联盟”，是两人1954年联手设计的北京月坛南街，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大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后几致销声匿迹。70年代，心灰意冷的华揽洪举家迁回法国。
北京的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人的远见，它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逐渐毁掉。由于领悟了毁城背后民族的大命运，作者没有诉诸道德义愤，也超越了具体的人事臧否和恩怨，而以记者的冷静、客观忠实的记录，不厌其详地钩沉探微、采访众多当事人，用故纸和史实尽可能地逼近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正是这份冷静和客观，赋予《城记》坚实的现场感，强硬的历史质感，以及真实的巨大震撼力。最令人震惊的事实，莫过于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正式提出了改造故宫和在天安门建政府大楼的设想。“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多么响亮、正当，多么熟悉的思维和语言，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栗！
如同当年的许多巨变一样，那是一场同时代人共同参与的历史活剧。真正的悲剧性在于，各行各界的人是如此真诚而欢欣鼓舞地将它推向高潮。因而，认识城市变迁的动力结构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来自苏联的经验和苏式教条主义，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必然性”对古城的“共谋”。梁思成曾赞誉苏联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认为土地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城市难以避免杂乱无章；但苏联专家却以莫斯科改造的经验武断地裁定北京，给古城以致命的第一击。而除旧破新的动员是多么具有时代前进的蛊惑力啊——“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于是，被拆毁的城墙“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一块块方砖，从泥土中站起来，阳光下露出笑脸”……管理者的决策更看重的是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当时否定“梁陈方案”的重要理由是另建新区费用昂贵，国家财力有限。然而，历史的真实是即便在当时，在旧城区拆旧建新的成本也远比在郊区征地新建昂贵得多。国家真正无力负担的是在旧城区大规模拆迁和安置
居民问题，由于“麻烦”、“花钱”、“耽误时间”，许多部门“情愿去郊区建”。于是在西郊新建了大量机关建筑，当时的人反映说“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城市变化的动因与当年已大不相同。在近十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北京和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真正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然而，旧城已毁，新建凌乱，城市的命运仍让人忧叹，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是什么呢？
《城记》的另一大特点是图片丰富、精美、珍贵。书中多幅被拆毁的古城门与现址数字合成的照片，展示了原本可能的新旧并存、既古且新的北京城市图景，如我们今天在前门和天安门所看到的那样。当年被拆除的永定门，正在原址按原尺寸重建，但它将是个没有文化价值的“假古董”。而且，这并不妨碍有关部门在继续拆毁已经非常稀少的精美的四合院。这本大书仍在继续——在笔下，也在生活中。王军打算继续记录和揭示这一过程。
与书中的沉潜缜密不同，在现实中，王军是一个极其热忱、强烈的行动者，而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在某种程度上，我更看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因为他们不是仅用笔和相机去记录，而是用巨大的时间、情感，用泣血之心甚至是身家性命与推土机作战，与一些人的短见和贪欲作战。粤东新馆、曹雪芹故居、蔡元培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南池子改造、东岳庙风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都有王军不屈不挠的身影。命运是如此地纠缠和传奇：当年“陈华同盟”之一的华揽洪迁回法国；90年代，华揽洪的女儿华新民从巴黎回到北京，成为岌岌可危的胡同和四合院执著的保护者，展开了与前辈同样艰苦卓绝的古城保卫战。我认为王军和华新民将如同梁、陈一样，也成为北京的恩人——历史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杨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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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作者王军：我不是想拯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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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记》中，王军让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梁思成的智慧，更是那种痛惜古都文化、关注城市发展的情怀。这是2003年底几乎所有媒体对该书的同一评价。
“花10年做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东西。这本书好不好我不敢说，但有
我一把力气活在。我相信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不相信今天播种，明天就有收获。”
多年以后，87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同学聚会，当年的哥们看着王军感慨道：你当年那么爱玩的一个人，背个画夹，弹着吉他，现在竟然能挨得住冷板凳，做上学问，出成书了。时值《城记》在北京三联书店的销售榜单上位居一二名。
其封底印着一段话：“作者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还有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启程；历史见证者的陈述使逝去的记忆复活，尘封已久的文献，三百余帧图片让岁月不再是传说；梁思成、林徽音、陈占祥、华揽洪……建筑师多舛的人生，演绎着一出不落幕的戏剧；这一切的缘起，只是因为北京，这个‘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
王军的名气其实在《城记》之前。学者杨东平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文中罗列着因为王军的努力而为北京城保留下了的古建筑、胡同和四合院的名称。“北京的恩人”王军表示自己不敢当，“我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做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
王军善谈，还能让人从头笑到尾。遇到表达激烈情绪，或高兴或不屑或愤懑，王军身子向后仰，头一垂——这几乎是他习惯性动作。
王军生于贵州开阳磷矿，199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做记者，原本对教育感兴趣的他被安排去报道“城建”。从此，这个自诩是享乐主义者的年轻人跟伤楚和遗憾打上了10多年交道。在这10多年里，曾经采访过的老人一一远去。陈占祥、单士元、莫宗江、周永源、郑祖武……王军记得第一次见陈占祥，这位当年叱咤英伦的查理·陈，建国初同梁思成一起制定北京城市规划的“梁陈方案”的绅士在家里穿着笔挺的西装，等候着一位刚毕业不久、对建筑和城市规划尚皮毛未知的年轻人的采访。那时的王军称自己为瞎子。“登景山俯瞰北京城看了好几次，眼睛是瞎的，什么都看不见。故宫也看了好几次，什么都看不懂，还特累。”
之所以想要采访陈占祥，来自记者的好奇心。好奇于城墙拆除后修起的二环路，怎么拆的，又是怎么修的，这才不过10来年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王军对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当初一无所知。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4年的青春岁月还够他跟一帮哥们回味良久。那些有歌可唱，有诗可诵，如何偷打麻将，特别是在学校里打架的种种细节，说出来，都是快乐。
一个快乐的人即使说起危险和挫折，也能说成笑话，哪怕是生命受到威胁。他讲这些，像江湖大佬，“有人威胁我：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对他说：杀人挺不好的，咱们最好别杀人。”
王军说自己并不是那种特有责任感、总是忧国忧民的人。他喜欢画画，弹吉他，唱歌、踢足球都曾是一把好手。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因为城建问题将自己变成了他人眼中的“斗士”，只是因为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职业记者。“新华社要求记者写内参，写调查报告，这是我的工作。”《城记》成就了他的梦——“我喜欢做梦，做梦就要做出来，做出来是梦，不做出来只能是幻想。”（李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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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追随梁思成的脚步揭示北京古城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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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梁思成在“长官意志”面前，碰得鼻青脸肿，结果，北京的古城墙死了，牌楼消失了；50年后，梁思成的追随者在“开发商”面前，同样灰头土脸，结果，北京相当数量的四合院和文化遗址，面临、遭遇着在劫难逃的厄运。即使梁先生健在，又能如何？一个年轻记者写出一本皇皇巨著，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古城的宿命。
几天前，35岁的又去了趟北京市八道湾11号，看着这座老四合院依然“健在”，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
在这座院落里，鲁迅先生写成了《阿Q正传》；也是在这里，他们兄弟失和。大学问家俞平伯常来这里和周作人品茗说文。“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10年前，王军就是念着俞先生这首诗，找到这里来的。
当时获知开发商要拆这座名人故居，王军追到北京市文物部门，又追到规划部门，终于用手中的一支笔，保住了《阿Q正传》的诞生地。
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当了10多年记者，王军报道了不少次北京古建筑的“保卫战”。一些重要的文物建筑，比如蔡元培故居，就是因为他的报道而得以幸存。
但王军坦承：“没保住的要比这多得多。”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建立保国会的粤东新馆就没能保住。1998年，在拆迁办指挥下，13名来自四川的庄稼汉抡起铁锄，拆毁了这座文物建筑。
“我在北京拆了8年，这种房子拆得多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具体负责这次拆迁的包工头理直气壮地对王军说。
这位包工头还抱怨：“其实那些‘破烂’不值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只能卖四五分钱。”
1991年，王军当上一名跑城建的记者。之后，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大门轰然向海外敞开。香港及东南亚一带名商巨贾纷纷到京城购地置业，一派火爆景象。推土机在老城内开动了，成片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写上大大的“拆”字。
《北京晚报》惊呼：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在王军看来，北京正在重演北京古城墙消亡的历史悲剧。
王军是个爱较真儿的人。最早让他陷入北京古城研究的是同事一句不经意的话：“北京的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王军乍一听吓了一跳。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