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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谐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
到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在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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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蓝图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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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绘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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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猛批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在1957年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北京市又对它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整与补充。
1958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一面以草案形式把修改后的《方案》印发各单位研究，一面上报中央。
北京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这个规划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制定的。这个问题多年来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
这个报告根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提出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北京旧城拆除改建的计划：“虽然解放以来我们盖的新房已经有二千一百万平方公尺，而城内古老破旧的面貌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根据中央和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准备从1958年起，有计划地改变这种状况，北京城内80％以上是平房，而且多数年代已久，质量较差，还有相当数量已成危险建筑，每年都要倒塌几百间以至上千间，比起上海和天津，改建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从改善城市交通的需要来看，也必须对城区进行改建。我们初步考虑，如果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的旧房，新建二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新房，十年左右可以完成城区的改建。”
可就在这时，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又对《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于1958年9月草拟了《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交市人民委员会审核。
这个修改方案，仍将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义为：“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还要把它迅速地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
方案在指导思想上，突出了城市建设将“着重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特别为加速首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服务，要为工、农、商、学、兵的结合，为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提供条件”。
方案提出，要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
旧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集中地反映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过去历史时代的成就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但是旧北京是在封建时代建造起来的，不能不受当时低下生产力的限制，而当时的建设方针又完全是服从于封建阶级的意志的，它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集体生活的需要，也和六亿人民首都的光荣地位极不相称。因此，一方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同时，必须坚决打破旧城市对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进行规划和建设。把北京早日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园林化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首都。
对旧城所进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要迅速改变城市面貌。在五年内，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以及其他主要干道要基本改建完成，并逐步向纵深发展。宣武区及崇文区也要成片地进行改建。拆些房屋，进行绿化。
在居住区里选择适当位置，拆些房屋，建设一些无碍卫生的工厂，以便利居民就地参加劳动生产。
展宽前三门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修建高楼。故宫要着手改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中心区建筑层数，一般是四、五层，沿主要干道和广场，应以八、九、十层为主，有的还可以更高些。
城墙、坛墙一律拆掉。
……
在城内把连结菜市口、新街口、北新桥、蒜市口的道路改建为第一环路；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
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仍设在旧城：
天安门广场是首都中心广场，将改建扩大为四十四公顷，两侧修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大厦和革命历史博物馆。
中南海及其附近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如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方案还提出，城市布局将采用分散集团式，集团与集团之间是成片的绿地；一些对居民无害、运输量和用地都不大的工业，可以布置在居住区内；新住宅一律按照人民公社的原则进行建设；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鼓楼南大街要展宽到一百二十公尺至一百四十公尺，并向外延伸出去；一般干道宽八十公尺到一百二十公尺，次要干道宽六十公尺到八十公尺，等等。
后又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修改，北京市于1959年8月把这一总体规划草案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并报送毛泽东主席。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三年困难”和中苏矛盾公开化，这个草案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大体上是照此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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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绘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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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执笔者之一、时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主任的陈干，于1959年1月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草案的形成过程，并把“梁陈方案”称作“来自‘右’边的干扰”，有言曰：
来自“右”边的干扰，主要表现为要把旧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作为世界最完整、最典型的封建帝都艺术陈列馆。为此提出在月坛至公主坟之间另建新城作为首都，以道路联系新旧两城的规划方案。这种干扰遭到了历史的否定……
为什么要把原封不动地保存旧城称之为来自“右”边的干扰呢？既已决定定都北京，旧城如果不能利用，大量建造新房又没有力量，即使有力量，一时也来不及，定都云云岂不成了子虚乌有？而且旧城污秽、破烂、肮脏，拥挤的地方很拥挤，空旷的地方又非常空旷，也都无从处理。从人民的立场来看，这样的首都成何体统？旧北京城的确是我们的瑰宝，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欣赏这个瑰宝，对于正直人来说，于心何忍？
在这篇文章中，陈干还明确表示支持拆除北京内外城城墙，理由是：不能“削足适履”，不能让“死人”管住活人。否则，就“违背宇宙万有的共同发展规律，即新陈代谢规律”，“人不能为文物活着，应当相反，文物要适应人的需要。”
1954年至1955年与高汉合写3篇批梁文章而闻名的陈干，1919年生于浙江省天台县，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1949年7月抵北平参加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在陈占祥领导下的企划处任助理工程师；1950年至1953年，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1953年7月，调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城市规划小组；1954年至1955年批判“复古主义”之后，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总图组副组长、组长，成为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技术人员。
刚抵北平时，陈干对梁思成十分敬重。
陈干之弟高汉向笔者回忆道：“陈干带我到梁思成家里玩过，他们夫妇俩是才子佳人，对年轻人很热情。当时，陈干特别注意听梁思成对北京建设的意见，大家对他很尊敬，我也这样。”
但在日后的工作中，两人产生矛盾。
分配给陈干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负责拟定整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规划，内容包括：确定升第一面国旗的旗杆和未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设计天安门城楼内部的装修和广场上旗杆的台座。
陈干认为，只要旗杆一竖起来，加上还要设观礼台，金水桥边的两对华表和狮子就显得摆得不是地方。如果要挪动它们的位置，就会和梁思成早就对他说过的原则相抵触。
据高汉回忆，到北平之初，陈干曾与同学专程拜访过梁思成。梁思成对他们说，整个北平城的平面设计，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这个城市可以成为一个历史艺术陈列馆，像罗马、雅典那样。
陈干问梁思成：新中国首都要设在北平，这两者怎么调和呢？
梁思成答：第一，可以像美国的华盛顿，北平只是政治中心，不发展工业；第二，可以把行政中心放在西郊，即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这大片空地上，北边可以发展到动物园，南边可以到莲花池。这样新旧分明，各得其便，互不干扰。
“既然梁公的意思已经说得这样清楚，连新的行政中心都要为保护旧城让路，怎么能允许在故宫范围内挪动华表和狮子的位置，影响了它固有的格局呢？”在开国大典前，投入天安门广场整治与规划工作的陈干，一次着急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弟弟高汉说。
他问高汉是否知道马、恩、列、斯当中，有哪一位讲过什么关于城市改造的话。只要能找到一句管用的，说不定就会给解决这个问题带来希望。
他们找来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发现其中一处讲到0的性质：0是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确定的内容；在解析几何中，只要它的位置一定下来，它就成为一切运算的中心，从而决定其他点和线的方向。
陈干极为兴奋，他对高汉说，按恩格斯对0的观点来分析，把北平内城作为一个坐标的话，0点就是紫禁城，城市其他部分，都要据此安排，所以有分明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有相应的道路系统等。现在，时代变了，皇权成为过去。如果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仍以紫禁城为中心，那跟过去还有什么区别？时代特点又何从体现？
他认为，新中国的首都，城市的0点应该定在天安门广场，说得更精确些，应定在升起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旗杆位置上。
怎样实现0点从紫禁城向天安门广场的转移？陈干说，北平城的中轴线上承先秦时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所以0点仍然要在这根纵轴线上选定，当然横轴就要随着这0点南移，这只能也必须是东西长安街了。这条大街未来的历史命运，就要被这0点所决定：打通、拉直、展宽恐怕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难以和中轴线相称。在这个意义上讲，华表和狮子的位置挪一挪，换个地方，完全顺理成章。它们都必须离开旧的0点，对准新的0点重新定位。从把旗杆位置定下来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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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绘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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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干的“反抗”成功了，华表与石狮双双向斜后方挪动了位置。
之后，陈干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组长。
这时，正值梁思成、陈占祥的“梁陈方案”与朱兆雪、赵冬日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对峙之际。
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整修时，有了对“0”的思考，陈干赞成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他认为对旧城不敢动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胡乱动则是不懂历史和没有学问的表现。既然中古时代的先人们，能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起北京城来，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能保存和发展好北京城呢？
他称“梁陈方案”的“致命弱点”在于：1、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必然性”对建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解放战争创造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而他们当时正是决定历史主导力量的代表。
陈干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建设，形成一条横贯城市东西的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