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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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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9日，朝阳门城楼被拆除完毕。《北京日报》刊登的报道称：“这座城楼有二十四公尺高，墙身楼顶等共重约四千六百吨。由于年久失修，发现墙身多处下沉、裂缝，部分柱子向外歪斜，飞檐和柱子接榫处很多糟朽，南面楼门劈裂下来。如果不拆除，随时都有倒塌危险。为了保障来往行人的安全，以及防止楼坍后砸坏城楼东面（距离不足一公尺）的高压线，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它拆除。”
朝阳门城楼正位于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文化部文物局的专家们从办公室的窗口就可以看见它，拆这座城楼给了他们极大的触动。罗哲文回忆道：
1954年最高当局决定拆北京城墙的时候（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不仅在社会人士、专家学者之间产生了分歧，就是在文物工作者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少数人是主张拆的，多数人是不主张拆的。不主张拆的被称之为“城墙派”。当时文物处内，我和谢辰生、庄敏、臧华云等同志都是属于“城墙派”，并且还展开过公开辩论……引发争论的原因是，1956年要拆除朝阳门时，文物处的办公室正位于文化部大楼的东南角，从窗口正好可以看见要被拆的巍巍城楼。
……由于专家们呼吁保护，国务院曾经下文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共同召开专家会讨论，但北京市政府未曾理睬。文化部（由文物局起草）主动去函北京市政府，希望共同召开讨论会，但这个公文，主持工作的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不敢签，而是推请从不签发公文的部长沈雁冰签发了，而北京市政府仍未回应。至此，北京城墙的拆除成了定论，无人再提反对意见了。于是，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各路人等，根据需要就可以去拆。
从1956年5月到1957年5月，北京市共举办了4次城市规划汇报展览，参观人数共计1。6万余人。“关于城墙存废问题，不少‘八大’代表和来宾主张城墙还是拆了好。也有的明确提出，城墙可拆，城门楼不应拆；少数同志表示不应拆，或者持怀疑态度。”
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又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一文，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生产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进，就不仅不能促进生产，还束缚了生产。然而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你要束缚也束缚不住，最后终于被它突破。
城墙的情况也仿佛如此。它在过去对城市的建设也起着促进和保护的作用，但是现在显然已成了城市发展中的障碍了。以北京城为例，如今到处都是豁口就足以说明。
城墙开了几个豁口只是点的突破，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彻底清除。特别是在目前节约建筑用地的号召下，城墙却占用了大量土地，这是可以充分发掘的潜在力量。
要拆城墙，特别是要拆北京的城墙，从保护文化古物的角度来说，不免容易产生一种惋惜甚至抵触的情绪。我想这里需要清醒地估计一下，文化古物需要保护，但也要看它的价值有多大，无论如何总不能影响当前的发展；天安门前面的三座门，还有各式各样的牌楼，不都已全部拆除了吗？那末对于一座到处是豁口的城墙又有何足惜呢？
让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这个障碍物吧！
在大跃进潮流中，先进单位的“事迹”是把城墙进行了“废物利用”。
1960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称赞北京宣武钢铁厂“克勤克俭加速生产发展”，“这个拥有九座小高炉和四座转炉、电炉的钢铁厂，是1958年用城墙上的旧砖，在一个野草丛生的苇塘上兴建起来的。现在全厂职工仍然保持着建厂时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这家报纸同日配发的评论更是“画龙点睛”般指出：“宣武钢铁厂的出名，是勤俭起家的缘故……原来，这个小厂是在一个苇塘上用城墙上的旧砖建起来的。”
拆除城墙的行动，在1957年曾出现一次小小的“波折”。
1957年6月，国务院向北京市批转文化部的报告，称：“北京是驰名世界的古城，其城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它的存废问题，必须慎重考虑。最近获悉，你市决定将北京城墙陆续拆除（外城城墙现已基本拆毁）。针对此举，在文化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很多文物专家对此都提出意见。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希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除，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加以综合研究后，再作处理。”北京市接通知后，制止了拆城墙之举。
但是，195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拆除北京城墙；随后在“大跃进”浪潮中，北京市又在总体规划草案中明确提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9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出拆除城墙的决定，这使得零星的拆除城墙行动，变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次年3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外城和内城的城墙全部拆除，需争取在两三年内拆完”，随后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拆除了外城城墙和内城的部分城墙。
1993年11月16日，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就北京城墙拆除问题，向笔者作了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主张拆城墙，毛选五卷里也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一建国就这样定了，因此很多领导人都主张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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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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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对拆城墙在公开场合坚决得很，可在底下和我们搞规划的人谈时，说要慎重。主席说要拆，他当然公开得说拆，但他又问我们：历史上北京发过大水没有？城墙起过作用没有？城墙可以利用起来吗？比如在上面修高架铁路、搞交通等，能不能搞个规划？就这样，我指挥做了规划方案。
彭真还说，如果非拆不可，能否保护城的四个角，能否把城门楼保留下来？只拆一部分，把城里城外连起来就可以了，留下四个角，让后人知道城墙的位置？
关于城墙，主席说这是皇帝老子怕农民造反的，要这些干吗？主席对旧东西是有看法的。
拆城墙这件事，从解放至今，一直有争论，大家都动感情。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搞“文革”错了，拆城墙也错了！为什么不做结论：拆城墙也错了？
我认为拆错了！可以打几个豁口，但城门楼应该保护。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在50年代中期，做了一个保留城墙、在护城河外建设二环路的规划。后来，他又奉命研究如何利用城墙并加以保留。
1995年4月26日，郑祖武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
拆城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据主张拆城墙的专家说，解放军见了城墙就恼火，因为城墙死了多少人！陈干就不止一次这样说。两年前西安开会讨论保护城墙的问题，兰州一位老专家，叫任震英的，就说北京的城墙拆错了。陈干说，西安的城墙应该保，但北京应该拆，解放军为城墙死了多少人？这个说法在当时也有一定道理。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既无拆城墙的想法，也无保护城墙的想法。50年代，我做二环路的规划，在距城墙以里30米处建房，如新侨饭店就是。我就向里划了30米红线。城墙外怎么办？城墙与护城河有一定距离，大约是三四十米，有的地方也只有一二十米，过了就是护城河。为什么不在护城河以外修路呢？我们是要在那里修快速路的，那个位置是需要路的。在这里修路，就可以在出城门的桥下面挖下去做立交，这很节约。于是，我们在这以外几十米划了红线。当时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勃得列夫也认为这是对的，他们都同意。1954年、1955年，这个规划就部分实施了。
这表明了我对城墙的态度。我虽然没有拆城墙的想法，但按照我做的方案实施，城墙自然也就保下来了。
后来要拆城墙，我也没什么反应，领导说要拆就拆。后来市政府也决定了，毛主席说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时候，毛主席说话是非常有组织性的，从战争年代过来以后，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和觉悟都很高。
过去我是从工程角度来考虑修滨河环路的，我也不是很爱城墙。但我想，这玩意怎么拆得完？多少土方量？也不是一句话就拆得掉。
“大跃进”期间，大伙儿拆城墙取土取砖，那时是极左高峰，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大约是1963年、1964年，郑天翔让我研究城墙的防水问题，让我查历史上北京被永定河淹过几次，城墙起过多大作用。我还真找到了一个史料，表明一次城墙防住了水，城门打不开了，后来还是用大象打开了城门。那时市里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利用城墙剩余的部分挡水防水？
1964年，又让我做城墙上走车的方案，这被叫做“高台方案”。但是第二年修地铁，要从城墙直挖下去，“高台方案”也就没有了意义。
“文革”期间，有不少人贴了我的大字报，批我搞“高台方案”是想恢复城墙。其实，我并无保的意思，但按照50年代我做的滨河环路方案，城墙也就保留下来了。
当年在北京市委负责城市建设工作的郑天翔，在1989年对拆除城墙一事作了这样的回忆：
城墙和城门楼是北京城最显眼的标志，要不要拆除或怎样拆除，争论很大，问题也很复杂。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随后的实践表明，为了疏导集中的交通流量，在交通要道道口还需要设置大小不等的转盘，证明环绕城门楼可以建造成交通干道的转盘，采取适当措施，城门楼不会妨碍交通。因此，我们在规划总图上对城门楼明确予以保留。城墙封闭了城内外的联系，决定拆除；但对于是全部拆除，还是保留四周的城角，或者是拆到底改建为环城路，还是拆到一定高度改建为立体交叉的高速干道等等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因而，1958年虽有过拆城墙的指示，研究结果还是暂缓行动。崇文、宣武城门楼是在修地铁时拆除的。朝阳门城楼有坍塌危险，当时又无力修缮，1956年拆下来，材料一律保存。十年内乱中，在拆除城墙时，除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外，其余各城门楼通通被拆除。古城风姿，为之减色。
“大跃进”结束之后，全长39。75公里的北京城墙的状况，正如郑祖武所言，“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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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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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中尚余立柱的西直门。（罗哲文摄）
1957年底，北京市对几年来拆下来的一批古建筑材料作了处理。
12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印发市财政局、房地产管理局、文化局、园林局、道路工程局联合上报的《关于检查现存各处拆除的古建材料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及张友渔副市长对此的批示。联合报告称，这个报告是遵照市人民委员会第5次行政会议的决定，由几个有关局约同文化部古建修整所，对北京市拆除的古建筑物，作了一般检查和鉴定之后提出的。
联合报告及张友渔批示附下：
（一）朝阳门门楼：该门楼拆除后由房地产管理局保管，共管有材料398立方米、琉璃瓦件21455块，其中缺棱短角的约占30％。现在琉璃瓦件仍如数保管；木料由修缮公司动用了350余立方米，现存约40余立方米，大部分腐朽，不能再做修缮古建之用，拟请准予报废。（张批：可以。文化局研究是否复建，并鉴定材料是否可用。）
（二）广安门楼：共存有大小方木元木、椽子、飞头等812根、板片碎木112。57立方米、花边构件2014件、天花板21块及砖瓦兽头等件。部分腐朽，部分尚可用作修缮古建（经查在五公尺以上的有66根，约合51立方米）。其余木料拟拨给房管局选用；再不能用的即由财政局
处理。（张批：可以。）
（三）牌楼等项：由道路工程局保管。除帝王庙牌楼（必须照原样迁建）外，尚有东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牌楼、北海三座门、月坛牌楼的一部分木料、天安门红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