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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儿。
他去找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谈了3个下午。他去找各种各样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人。甚至打出租车，见到年龄稍长的“的哥”，他也会问，你小时候见过城墙吗？
有段时间，他基本泡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做编年史料和读书笔记。“那是冬天，满屋子都是阳光，就我一个人，一张一张旧报哗哗地翻过去，过筛子似地过。”
像是发现了人生导师，梁思成从此成了他的精神指引。
王军注意到，早在1948年，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师生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其中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并注明北平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几回。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场上痛哭失声。毛泽东闻此斥责到：“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梁思成的确书生气，直到1957年，他还在抗辩：“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针对北京市区规划提出，将北京的行政中心建到老城之外，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但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决。批判者说，梁思成是为古而古，妄图将北京老城当做一个博物馆保存起来。对此，梁思成曾对当时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跑了几年城建，王军越来越理解梁思成：“梁先生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与城市的现代化联系起来的。”
王军研究发现，就在北京开始在老城的“身体”上建筑新城，在原本人口密集的城市内再次塞进人口时，英国伦敦却在实施“大伦敦计划”，将人口从城区有机疏散出去。“‘梁陈方案’的提出，正是不愿让北京重走这些大都市由于人口密集而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的老路。”王军说。
梁思成当年躺在病床上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
虽然他本人没有看到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但是王军看到了这个城市心肌梗塞和高血压的病症。今天，北京城已经不堪重负，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稀缺，许多文物建筑被毁坏。
但令王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梁思成当年没能阻止的悲剧，今天仍在上演。
近10年，北京开始成片拆除老四合院。有数据表明，2000年到2005年北京计划改造300多万平方米危房，但同时有600多万平方米并非危房的房屋将“陪绑”。
在“陪绑”的这些房屋中，有一座院落，至今令王军心痛。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末清初的四合院，有着完整的院落格局，罕见的“象眼”砖雕与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它曾经标在乾隆时期的北京地图上。这里曾住过一位皇帝的御医，被拆前住着80多岁的赵景心老人。他的父亲赵紫宸是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抗日英雄，他的姐姐赵萝蕤在这里用十几年的心血，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篇。
王军试图用自己的笔保下这处珍贵的遗产。他前后写了4篇报道，组织过专家签名，帮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在推土机推动院墙时陪伴老人。在包括侯仁之、吴良镛在内的各方人士奔走了两年零8个月后，最终还是挡不住开发商。
老舍的儿子、学者舒乙痛心地说：“北京现在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当年曾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也目睹了历史的重演：“为了最大限度取得土地效益，老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
“新城和老城一定要你死我活吗？”有段时间，王军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有人给他泼冷水：保护古都风貌，从房地产专业看，根本不可行！你不懂房地产，搞得清这个问题吗？
王军不服气。从1994年到1999年，他开始着手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调查，每年都要写出几份调查报告。他要查清楚，这个城市的房地产是怎么运作的，哪一种开发是合理的，一定要把老城毁掉才行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军得出斩钉截铁的结论，“我的调查表明，新旧分开发展并实现共荣在今天仍是这个城市的现实选择，否则，在我们把老北京毁掉的时候，新北京可能也就被毁掉了！”
但他的这些调查报告有时也给他带来麻烦。他曾被指责为“破坏北京申奥”。一度，他被一些新闻发布会拒之门外。
这些年里，王军一直“在故纸堆里和梁思成交谈”。为了这个城市的今天和明天，他觉得必须让今天的人们理解梁思成的意义。他正着手写一部《梁思成传》。
每年“五一”、“十一”长假，他驱车沿着梁思成、林徽因当年考察中国古代建筑的路线图，一一寻访。
在山西海拔2000多米的霍山，为寻访梁思成夫妇当年考察过的一处古建筑，王军驱车几个小时才上了山顶，而梁思成当年则花了12个小时步行上去的。
“在那个高度，我终于理解了梁思成。”王军深有感触地说，“他实际上被一种文化所化掉了，化到他的血液里了。”
王军介绍，“文革”中，当梁思成听到我国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时曾无比振奋，认为如果把他这样的人彻底批倒国家就能够进步，“宁可自己被千万只脚踩在下面，还要加上自己的一双”。
梁思成在检查中写道：“当初听说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这表明我当时竟然反对毛主席‘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重要指示。”
可接着往下写，他竟发出一声长叹：“我的检查写不下去，奈何？”
王军说：“他是真心想革掉自己学术上的命，可就是革不掉，他拿自己也没办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开口就放毒’。他除非把自己从物质上消灭掉，才可能把自己的学术消灭掉。”
50年前梁思成经历的悲哀与无奈，让50年后的王军继续体味。他只能向今天的人们讲述一段过去的故事：半个世纪前，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一群著名的政治家、建筑学家和文化人在激辩争论，到底该怎么处理祖先留下的北京城。几个回合下来，“梁陈方案”被否决了，于是北京的城墙和许多文物建筑及胡同、四合院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后，从地球上消失了，这两个书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北京城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也被改变了。
王军把这本书叫做《城祭》，后改作《城记》，因为“我的使命只是记录”。但有评论说，这是“一部北京老城的死亡档案”。
一个月前，王军应邀到法国演讲，主持人介绍说：“王军先生是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王军有些窘迫，马上纠正说：“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记者。”
会后一周内，王军到巴黎四处走访。巴黎郊区那些新建筑、街道尺度、色彩，以一种缓慢的节奏与老城区融合在一起。真正现代主义建筑扎堆的地方，集中在距老城区凯旋门5公里处，位于从卢浮宫到凯旋门这条重要轴线的尽端，其大门与凯旋门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巴黎，你会感到，古和今、新与旧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就像我们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充满爱意，而不是你死我活。”王军感慨道，“这时候，我就真正意识到，梁先生不在了。”（包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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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都求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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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保护与发展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对于整个北京市16800平方公里的范围，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北京62。5平方公里的旧城来说，应以保护为主……不幸的是，为周恩来总理生前所关心的、由80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拟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当前几乎已被全线突破。旧城原有的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中轴线的建筑精华地区面临威胁，过高的容积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与观赏空间，带来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高楼和高架桥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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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北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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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四川兴文的13个庄稼汉抡圆了铁锄，大块大块的木头从屋顶上滚落下来，瓦片被杂乱地堆在一旁，砖墙在咣咣震响声中呻吟着，化作一片废墟。一时尘埃弥漫……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9月24日，这一天成为了北京粤东新馆的祭日。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立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
拆除这处古迹是要它给一条城市干道腾地方，拆的名义是“异地保护”这处文物。文物建筑的迁移要先选好迁建地址并予腾空，测绘、摄像，建筑构件要编号，原材料、原规制复原，由文物专业技术人员着手进行……然而，在庄稼汉的铁锄之下，粤东新馆成了“破烂”。
“有没有文物人员指导？”笔者在现场目睹此景，对姓汪的包工头说。
老汪答道：“他们来看了一下，指了指几件东西，说留下来，我们就动手了。”
在老汪的引导下，笔者看到，几块雕花的木头已被拆放在一处。“这就是他们要的。”老汪说，“还有几块石头，嵌在墙里，他们说里面可能有字，也让留下来。”
“那些砖、瓦和木头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去卖。”
“能卖不少钱吧？”
“赚不了钱。古砖没人要，木头也难找到买家，一块瓦也只能卖四分钱、五分钱。”
“老汪，你知道康有为、戊戌变法吗？”
老汪两眼茫然。
“知道孙中山吗？”
“当然喽，这个房子还跟他有关系呀？”
老汪眼睛大大的，皮肤黝黑。笔者跟他是6天前认识的。那是9月18日，他受工程部门委托，带着乡里众兄弟来拆粤东新馆的房子，没想到刚把瓦片揭下来，就被叫停。原来有人告了状，建设部门表示，要跟文物部门签完协议后才能拆。
折腾了几天，眼下老汪终于做成了这笔生意。
“我在北京拆了8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
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老汪说到这儿，电话响了。运输车就要开过来，买家要来登门了。
这个院子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南横街11号，原为康熙时期大学士王崇简、王熙父子的住宅，相传也是明朝权臣严嵩的别墅。清末广东人在这里修建了在戊戌变法时期叱咤风云的粤东新馆。
100年前，中华大地就像砧板上的一块肉，长江归英，福建归日，德据山东，俄据东北，两广云南为英、法所争，台湾被日寇占领。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决心“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1898年4月17日，这个院子挤满了二百多个读书人，康有为振臂高呼：“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席话道出亡国惨图，众人泪如雨下。
这一天，全国性维新派组织——保国会在这里成立了。康有为草拟了《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国，名为保国会。”在此前后，北京知识界成立的各种学会达十余个，其中保国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这些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渐渐唤醒民智，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
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维新主张，于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宣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