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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爱戴的统一形象’，抹煞了建筑的阶级性。对十大建筑，则冷嘲热讽，指手画脚，认为‘人大会堂是个大小人，中不中，西不西，折衷主义’。”这是196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位学生的评论。
还有学生不解道：“为什么教师花那么多的精力作有关西方建筑、流动空间、中国古代园林的讲座，却没有一个人开一个专谈十大建筑的讲座呢？”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更是因此遭到猛烈攻击，他被迫检讨：“‘中而新’在实质上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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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进入旧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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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述，“十大建筑”有6项是在旧城区建设的。
在人口密集的旧城区展开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进行大量拆迁。这当中，天安门广场的拆迁量最大。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领导拆迁工作，仅用一个月时间，于1958年10月上旬基本完成天安门广场工程拆房10129间的搬迁工作，保证了工程的开工。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全部妥善安置被拆迁居民，是难以做到的。有相当一批居民被安置到了简易平房之中，一些地方条件很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天安门广场工程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委员于学忠甚至说，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1959年6月9日给毛泽东寄去一封万言书，列举了“大跃进”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经济问题，批评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国庆工程也有些过分，“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
毛泽东对此信作了批示，认为“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对他敢于直言的精神表示赞赏。
可是，毛泽东能够接受李云仲的万言书，却无法接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递交的同样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万言书，彭德怀及其同情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遭到批判。
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没想到彭德怀的一封信让毛泽东雷霆万钧，反“左”成了反右，引发了1960年更大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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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民公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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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白塔寺西北角，一幢巨大的“公社大楼”拔地而起，这幢住宅楼又被称为共产主义大厦。
这幢8层高的大楼内，每家每户没有厨房，要吃饭，你就到公共食堂里去打。这个大楼，更像一个旅馆，它与真正的旅馆所不同的是它那巨大的集体概念，如此众多的家庭拥挤在一幢大房子里，每一层40多户。
笔者访问这幢大楼时，看到众多人家都在昏暗的走道里搭建了小厨房，而笔者与一位老住户在楼道里的交谈，竟如此有趣：由于楼道内安装的是声控灯光，我们必须通过跺脚的方式获得照明，灯一亮，看见彼此的都是那个大踏步姿势……
自从毛泽东1958年8月在河北徐水称赞“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各地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仅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农村，后又滚滚涌向城市，迅速完成了“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历程。
率先实行农村公社化的河南省，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到1958年9月底，河南全省9个直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肯定城市人民公社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是“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试验各种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
于是，城市人民公社浪潮兴起。到1960年7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就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人口达到5500多万人，占到这些城市人口总数的77％。
人民公社及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高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它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被改为全民所有制，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在农村，房子姓了公，树木归了公，鸡、鸭、猪充了公，铁锅砸了去炼铁，家家户户不冒烟，全都去吃食堂。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还真没有什么私人财产了。
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是许多人的梦想。可是，徐水这个典型却因此在1959年和1960年严重缺粮，甚至还饿死了人。不过三四个月，全民供给制就在这里夭折了。
与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城市人民公社也刮“共产风”。城里人有的兴奋，有的恐慌，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钻戒指等商品迅速脱销。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一大特征。到不到食堂吃饭被看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59年反“右倾”时，一些不愿意去食堂吃饭的人，受到以“大辩论”为名的激烈斗争和断粮等打击，一些支持和同情不去食堂吃饭的干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有些省还喊出了“食堂万岁”的口号。当时全国农村有4亿人口在公共食堂吃饭，占农村总人口的72．6％，一些省还实现了“食堂化”。1960年，为巩固公共食堂，中共中央发过一系列文件，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人们终于为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付出代价。很快，因为饥饿而导致的水肿病，因为缺粮而出现的“瓜菜代”，成为难以下咽的苦果。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必须为吃饭而奋斗。那时，清华大学提出的口号是：“健康第一，是政治任务。”蒋南翔校长的号召是：“生活为基础，争取不浮肿”，“希望浮肿不再恶化……要配合起来；来个‘保健大合唱’”。
狂热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浪潮，使一切尺度发生变化。
在1960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城市人民公社好得很”成为代表们众口一词的称赞。“许多代表在发言中热烈欢呼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群众运动，认为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使我国城市的政治、经济面貌和城市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发言说：“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按照自愿原则建立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公社人口近二千万人。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多数城市，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城市人民公社正在迅速地大量地发展起来，已经开始形成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可以预料，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全国城市将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
“当我国人民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庆贺我国城市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又在像对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对我国城市人民公社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进行疯狂的叫嚣……让他们悲泣叫嚣去吧，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历史车轮前进！”
城市人民公社运动，被纳入“大办”之列。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现在，全国各城市正在大办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大办郊区农业，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公共食堂，广泛地组织居民的经济生活，把城市人民进一步地组织起来，并且使成千成万的城市家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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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民公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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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在人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如何根据城市人民公社发展的要求进行城市规划，是摆在建筑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研究。”“城市规划要考虑进一步妥善地安排为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所需要的街道工厂和为全体居民服务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生活福利设施。除此而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城市人民公社这个新思想、新生活、新问题、新事物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我们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可能不那么习惯。在这方面如何改造我们的旧思想、旧观点和旧的生活习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梁思成希望城市规划能够研究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没想到半年之后，得到的答案却是“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1960年1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四过”问题，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何为“四过”？即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
“四过”问题是1957年4月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等率工作组到西安、兰州、成都等地检查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后提出的，但是这些问题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快在“大跃进”期间，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等高潮中，城市规划过分扩大，城市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并出现城市规划和建设严重失控的局面。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发出勤俭节约、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指示，决定三年不上工业项目和大型基建项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前召开。
这对于城市规划界无疑是重大的打击。一时间，各方面对城市规划的认识产生了混乱，各地的城市规划机构被大量精减，直至被撤销，规划队伍大为削弱，遭到严重破坏。
北京市虽然作出总体规划暂不变动的决定，却必须面对基本建设任务大大压缩的现实。北京市许多建设项目中途下马，基础设施工程也处于停滞状态，面临着1949年以来罕见的城市建设低潮。从1961年至1965年，北京市采取措施，5年内动员42万人返回农村。
在几近崩溃的经济状况下，北京市1957年提出的10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只能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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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新旧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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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梁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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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路”之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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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经历“三年困难”重创之后，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
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东西长安街两侧已经有不少拆了房子的空地，应当尽先安排适当的建设项目把它建设起来。同时，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沿街要多建一些办公楼和大型公共建筑。但是，其他城市不得仿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北京市决定利用长安街上已拆空的两片地方，即西单东北角和方巾巷东科技馆原址，建设百货大楼和办公楼，并着手编制长安街规划。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北京市规划局、建筑设计院、工业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等6家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这次会议首次形成了长安街较完整的规划方案。而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对长安街的规划，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进行天安门广场规划的同时，北京市规划部门就开始研究长安街规划。占用东交民巷操场建设的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