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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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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工程开工,地下铁道工程局和铁道兵负责施工,北京市负责拆迁。由于工期紧,拆除城墙、城楼的主要任务就由铁道兵承担。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南墙、宣武门、崇文门、徐悲鸿纪念馆(馆址迁移),全长23.6公里;二期工程由北京站经建国门、东直门、安定门、西直门、复兴门沿环线拆除城墙、城门以及房屋,全长16。04公里。
  地铁开工建设之前,周恩来驱车沿城墙看了一周,指示把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保留下来。周恩来显然看重这组古建筑对于天安门广场空间布局的重要性。早在1958年9月安排“国庆工程”时,周恩来就提出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不能拆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城墙的最后拆除(2)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横扫一切”的狂潮中,地铁线上原为明清两朝天文观测中心的古观象台也被列入拆除对象。1968年12月21日,周恩来指示:“这个天文台不要拆”,要地铁绕行,使之得以幸存。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准备打仗”,随即在群众中掀起挖防空工事运动。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义务战备建设,拆城墙、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这项战备活动在“文革”期间延续了若干年。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和城门楼的行动。前一次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外城城墙被基本拆除,内城的部分城墙被拆毁;而这一次,为修建地铁,内城城墙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宣武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拓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沿称元“顺承门”之名。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张衡《东京赋》“武节是宣”,有“武烈宣扬”之义,改称“宣武门”。
  1965年,宣武门城楼被拆除。
  崇文门。俗称“哈德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南拓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沿称元“文明门”之名。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左传·昭公十二年》“崇文德也”之典,以示“尊重文治,文教宜尊”,改称“崇文门”。
  1966年,崇文门城楼被拆除。
  东直门。原为元大都东城墙中门“崇仁门”,永乐十七年修葺后,取“东方盛德属木,为春”,杨雄《太玄经》“直东方也,春也”,天地发育之气始于木,木生于春,而行于东方谓之“仁”,联系原名崇仁,又结合东方为春,更名为东直门。
  1957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计划拆除东直门城楼。如果不拆除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将要多花几万元的费用。1957年5月2日,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梁思成据理力争:
  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惟一的楠木建筑物。1934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地利用它为城市服务。
  但是,梁思成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
  1965年,东直门城楼被拆除。
  安定门。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陷元大都之后,将元大都北城墙东侧门安贞门改称安定门,取“天下安定”之义。明大将军徐达后修整元大都旧城垣,另在北城垣南五里另筑北土垣为第二道防线。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建北平城垣,废元大都北垣及北垣之原“安贞”、“健德”二门,以徐达新筑北土垣加高加宽,东侧门仍称安定门。
  1969年,安定门城楼、箭楼被拆除。
  31年后,文物学家罗哲文发表《安定门的拆除》一文,追忆道:
  城门中除前门外,惟独西直门和安定门,还把城楼与箭楼同时完整地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
  1969年夏,我在拍摄西直门拆除照片的时候,很快就想到了安定门的命运,于是又立刻骑车绕到了安定门。沿着护城河的外侧,时而骑行时而下车,不断观赏幽静的护城河景色。河水清清,重杨拂水,偶尔还有一些逍遥于“文革”之外的男女在河边坐歇。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未动手拆除,城楼、箭楼和大部分瓮城还在。待第二次来时,城楼已经搭上了拆除的脚手架。第三次来,城楼已拆了一半,箭楼也搭上了拆除脚手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战斗”和其他一些事情缠身,我隔了一段时间才又来,城楼已经无影无踪了,只好叹息一番。
  德胜门。明军攻陷元大都之后,将元大都北城垣“健德门”改称“德胜门”,意为明军“以德取胜”。明洪武四年改建北平城垣,北城垣西侧门仍称德胜门。
  德胜门瓮城及闸楼于1915年修筑环城铁路时被拆除;德胜门城楼于1921年因梁架朽坏被拆除;德胜门城台及券门于1955年被拆除,扩大为德胜门豁口。
  修筑北京地铁时,工程部门因德胜门箭楼未阻挡地铁路线而未立即拆除。1979年,就在它行将被毁之际,全国政协委员郑孝燮的一封信使其幸存。兹附信如下:
  陈云副主席:
  听说北京即将拆除一座明朝建筑—德胜门箭楼。为此建议,请考虑对这类拆毁古建筑的事,应迅加制止。
  (一)北京是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名城,风景名胜较多,特别是古建筑更是独具风格。目前除加强保护好城区和郊区的风景名胜外,还需要考虑在整个城区或郊区也能适当保留一些中小型的风景文物。这些中小景物应同北京风景名胜的主体风格取得谐调或有所呼应。德胜门箭楼是现在除前门箭楼外,沿新环路(原城墙址)剩下的惟一的明朝建筑,如果不拆它并加以修整,那就会为新环路及北城一带增添风光景色。



城墙的最后拆除(3)



  (二)德胜门箭楼位于来自十三陵等风景区公路的尽端,是这条游览路上惟一的、重要的对景。同时它又是南面什刹海的借景,并且是东南面与鼓楼、钟楼遥相呼应的重要景点。不论在新环路上或左近的其他路上,它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映入人们的眼帘。在新建的住宅丛中,夹入这一明朝的古建筑,只要空间环境规划好,控制好,就能够锦上添花,一望就是北京风格。从整个北京城市的风景效果来看,保留它与拆掉它大不一样。
  (三)拆除这座箭楼,可能是出自交通建设上的需要。但是巴黎的凯旋门并没有因为交通的原因而拆除,这很值得我们参考。风景文物是“资源”,发展旅游事业又非常需要这种“资源”,因此是不宜轻易拆毁的。
  (四)破坏风景名胜有两种情况:一是拆或改。二是不拆。但在周围乱建,破坏空间环境,喧宾夺主或杂乱无章,如北京阜内白塔寺(1096年辽代建,1271年元代重修)就是一个教训。国外如日本在这方面是有严格限制的,欧洲有些城市把上百年历史的建筑也列为保护对象,为旅游服务。我们的城市规划、文物保护、园林绿化工作,迫切需要有机配合,共同把风景名胜保护好,并且应由城市规划牵头。
  (五)像德胜门箭楼的拆留问题、白塔寺附近的规划建设问题,可以请有关单位组织旅游、文物、建筑、园林、交通、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领导、专家、教授座谈座谈,听听他们是什么意见。
  谨此建议,如有错误请批示。谨致
  敬礼!
  全国政协委员 郑孝燮  
  一九七九、二、十四  
  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垣之中门“和义门”。永乐十七年修缮后以原“和义”之名转承为“西直”。“和义”与“西直”之义相通。古以西方属“义”,又有“师直为壮,壮则胜”之说。直,有理,理直,即为“义”。故将“和义”改为“西直”。西直门明清时每晚关城后,于午夜为给皇宫送玉泉山泉水的水车开城一次,故有“水门”之称。西直门瓮城是北京各城门中惟一的正方形瓮城,也是北京地铁动工之前,北京惟一保存完整的瓮城。
  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北京市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遭到梁思成的强烈反对。梁思成提出在城楼两侧的城墙开券洞通行,城楼、箭楼、瓮城当作交通环岛予以保留。此建议得到采纳,西直门因此得以幸存。可是,好景不长。
  1969年,西直门城楼、瓮城、箭楼、闸楼一并被拆除。
  这一年5月,拆除西直门箭楼时,从城墙内挖出元大都和义门的瓮城城门。城门洞用砖券砌筑,比明代城门洞矮小,所用砖料是一种薄型城砖。在门洞上有1米多高的城楼残壁,在上面还发现了为抵御火攻用的石制设备。
  这一发现,为研究元代城门建筑及元末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元至正十八年三月,一支由毛贵率领的红巾军,从山东进入河北,直逼大都近郊。风雨飘摇中的元朝统治者赶忙下令,向四方征兵,同时加强大都的防御。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在离大都100余里的柳林地区,遭到元军偷袭,放弃了进攻大都的计划,返回山东。但是,元朝统治者仍心有余悸,害怕起义军再次进攻,于至正十九年十月初一日(1359年10月22日),下令大都11个城门都要加筑瓮城,造吊桥。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全部建成。从和义门瓮城的发掘来看,当年工程质量极差,甚至连地基都没有来得及做,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瓮城是由于元军忙于抵御起义军的进攻而仓促建成的。
  负责和义门发掘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曾向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反映此事,希望他能出面呼吁保护,但未得到响应。很快,和义门就被拆除了。
  后来才知,郭沫若当时处境十分困难,随时都等待着批判,检讨多次还未过关。“文革”结束时,郭沫若说:我自己都难保,哪还有力量来保护和义门呢?
  1971年7月,郭沫若在新华社经周恩来批准播发的报道各地考古发掘的公开稿件上,加上这样一句话:“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的重见天日,要归功于北京市拆卸城墙的工人。”此一语足见其对和义门发现之重视,而“归功”之说,并不指拆城墙有功,是指这些人在拆城墙时没有把和义门先行毁掉,而是主动将其报告给了政府主管部门。
  文物学家罗哲文拍下一组西直门被拆毁的照片。他回忆道:
  1969年夏,西直门的厄运临头了。为了修地铁,西直门瓮城必须拆除。西直门本来已经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只是由于拆除非常费力,所以在“文革”初期还没有人来顾及它。文化部门已经瘫痪,无人来管,就只好任它去了。我当时已无班可上,但也还在以个人的力量,有时和其他同志一起,关注着文物保护的事情,并尽一点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如北京古观象台的保护、甘肃炳灵寺的保护等等。有一天我从西直门经过时,看见城楼和箭楼都搭上了脚手架,看起来不是维修,向在场的工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要拆。我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因为它不像古天文台那样,具有科学的价值,能向周总理反映。于是我只好用自己买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片拍摄一些照片留作纪念。先是拍了城楼搭上架子的照片,过些日子,又去拍了拆到一半只余立柱的照片,又过一些日子,再去拍了拆除闸楼、闸门的照片,最后还拍了拆除出元代和义门城楼遗址的好些照片。



城墙的最后拆除(4)



  西直门被拆除28年后,当年被令在此“劳动”的“摘帽右派分子”郭源,回忆了发现和义门的经历:
  1969年初,冬春之际,我在德胜门外新风街新都暖气机械厂三车间当壮工。我在这个劳改厂劳动改造一年半,留厂就业九年半,身份是长期临时工、摘帽右派分子、劳改释放人员。
  一天忽然接到命令,三车间六七十人全部去拆西直门瓮城。瓮城有东西南北四面墙,构成“瓮”的样子,东西墙是砖砌的,南北是土墙,当时好像东城墙已拆完,只剩下西、南、北光秃秃的三面墙。北面的土墙没费多大劲,几天就推倒了,撤回了一些人。接着拆南墙,任务不太紧,又撤回一些,剩下了一二十人。南瓮城墙从外表上看是土加石灰,但是一镐下去,仅仅是个白印,连一点粉末都不掉。啃不动南城墙,只好转拆西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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