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缓米鹞鞒乔健�
……
这时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毛衣都穿不住了，偌大一个西直门瓮城，只有两个“摘帽右派分子”拆西城墙，一个是我，一个是《六十年的变迁》插图画家江荧。没人管我们，爱干多少就多少，一点不干也没人理你。我和江荧像两只被放飞的鸟，在破烂城墙上“自由”飞翔。我们俩从西城墙上往下扔砖，那是明代的砖，比常见的城砖小，扔着扔着发现底下的一层砖跟明砖不一样，我把江荧叫过来，认真观察，发现下面的砖青中透黄，不像明砖是纯青色，比明砖长三分之一，宽三分之一，但薄二分之一。江荧腆着大肚子说：“管他呢，往下扔吧！”我说：“还是一层一层的扔，如果掏着扔，掏空了，咱俩不好下去了。”江荧同意我的意见，不过江荧扔了两块跑去买冰棍了，这时露出一大片又薄又脆的青黄相间的砖，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层就是元城“和义门”……
下午仍派我和江荧西直门拆砖，城墙下一片狼藉，大砖、小砖，整的、碎的，堆积如山，这里虽是交通要道，各种车辆早不通行，行人也不从这儿过，整个瓮城圈就江荧和我。江荧没扔几块就站到城墙顶尖处，观看四面八方的春景，街头树枝已有绿意，春风一吹，倒也十分惬意。我照旧扔砖，大概两点多钟的光景，砖下忽露出一个月牙形空洞，这离地面也就一米多点，我跳进空洞，用力一推，余下的墙砖忽啦一下倒向东边，露出一个小城门洞。
我一惊，拆瓮城墙拆出什么了！
我第一个钻进洞内，阳光也第一次照进这个近六百年的洞口，洞内很潮湿，忽然间看见南面墙壁上还有题字。我虽然喜欢历史，尤其喜欢明清史，但只是凭兴趣看书，对明代的官制记住一些皮毛……南墙题的是修城墙的官名，肯定有“东、西”两个字，是“东提辖、西提辖”还是其他什么官，我就说不好了，接着有七八个人名，我估计都是修城墙的工头，名字也绝不会见于明史，最后几个字我记得非常清楚：“大明洪武十年。”我想明建国是1368年，洪武十年是1377年，这时我忽发思古之幽情，这五百九十二年里，经过多少风风雨雨的历史事件啊！看看墙上的字迹，湿润得很，就像刚写上似的，我感到新奇，思古之幽情跑掉了，奔出门口大喊：“江荧！快来看！”这时我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又拼命的重复喊了一声，在很远的地方才听见江荧的回声：“小郭子！干什么？”我说：“快来！这儿有城门洞。”江荧很胖，虽尽力跑也不快，到了跟前，我拉着他快走，“洞内还有字。”江荧和我忙进洞口，可惜，墙上的字一个也不见了，江荧问我：“有什么字？”我一歪头说：“怎么没了？”当时我大惑不解，后一想近六百年了，因洞内潮湿才留住字迹，这一见空气，一见阳光，还不风化了！我说：“刚才真有字，怎没了？”江荧笑说：“你小子瞎说。”我起誓发愿一番，不是活见鬼，确实有。我们又发现洞内东南角、西北角各有一堆土，方圆有四五米，西北角那堆上的夯印很特别，才有碗那么大。眼看到下班时间，我们也就离开现场了。回去想想，西直门瓮城整个把那个小城门洞包住了，真是城中有城。
第二天上头命令新都厂多派人拆砖，当然有我和江荧。早晨又到西直门，我先进了小城门洞，这时已有两位文物局的人来了（估计是附近街道办事处值班的人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洞内除了两堆土别无它物，西北角土堆上的夯印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人们议论说这是元夯，明夯比这大。我想洪武十年离元朝才十年，恐怕明夯还没出现，只能用元夯了。我本应把我见到的一切包括稍纵即逝的字迹告诉文物局，
那对考证明朝建西直门那一带城墙的年代很有意义，可我是劳改厂的释放人员，如果文物局问我的身份实难出口。再说我见国家乱成这个样子，处处破四旧，快破到国破家亡的地步，别扯这份淡了。当天来的人多，砖扔得快，到中午平地上露出一座小城门楼子。样子我好像见过似的，忽然间我想起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眼前的小城门楼子和图上的城门一模一样，城门上窄下宽，呈斜坡状，洞门口上有三个字“和义门”。
当时的考古专家夏鼐、苏秉琦，建筑专家梁思成，都成了“牛鬼蛇神”，只听说郭沫若下午来过。文物局当天派人照了相，城墙仍照拆不误，元砖被扔得满地都是，一天时间，和义门──极为罕见的相当完整的元代建筑──夷为平地。
…
城墙的最后拆除（5）
…
与和义门的发现相似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拆除北城墙过程中，在后英房、后桃园、旧鼓楼大街豁口、安定门煤厂、德胜门以东及北京106中学等地，发现10余处元代居住遗址。其中，后英房胡同元代居住遗址最为重要。这是一处非常讲究的大型住宅，由主院、东、西跨院组成，总面积2000平方米。
墙内“藏宝”的事，还在1952年8月19日开辟安定门东城墙道路豁口时碰到过。当时在城墙内掘出元代刊立的“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一块，碑文记有元代漕仓制度等，史料价值极高。和石碑一同出土的还有许多焦残的大木梁材，木材上彩画轮廓清晰可辨。
阜成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墙南侧门“平则门”。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修，明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取《尚书·周官》“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典，改名“阜成门”。阜成门是通往京西门头沟的门户，明、清所需煤炭，皆由阜成门进京，故在阜成门洞内，北侧平水墙上砌有镌刻梅花之石条，以谐“煤”之音，有“阜成梅花”之称。
1965年，阜成门城楼被拆除。
内城西南角箭楼。位于今复兴门南大街与宣武门西大街交会处，形制与东南角箭楼略同，建于明正统元年至四年（1436年至1439年），1920年楼顶已残破，30年代拆除箭楼，仅存城台。
1969年，内城西南角箭楼城台被拆除。
经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北京地铁的修建之后，北京的城门只剩下了“一对半”，“一对”即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即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了内城东南角箭楼；城墙只在崇文门至东南角箭楼之间以及内城西城墙南端残存了两段。
这两段城墙和内城东南角箭楼，是因为地铁拐弯而得以留存。遗憾的是，1988年，内城西城墙南端的那段城墙被修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假古董，大量夯土被挖走，外表“焕然一新”。就其形制来说，修建者显然想将其设计成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交会处的碉楼形制，但原来的碉楼是与内城城墙的敌台相接的，并非筑于敌台之上。
下表为北京内城、外城、皇城城门被拆或毁的基本情况：（表略，见原书）
多年以后，一位当年参与拆除城墙的中学生写下如此之忏悔：
昏日。人海。尘雾。1969年冬春之交，复兴门城墙边。
城墙像一根巨大的糖葫芦，黑压压的人群像是那趴满糖葫芦的蚂蚁。在昏黄的阳光下，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扑向城墙，用锨镐撬杠肢解这条奄奄一息的长龙。从它身上剥下来的鳞片—那一米多长的方砖，被各种卡车、三轮车、板车、马车、排子车和手推车，源源不断地运到全市各个角落去砌防空洞。“深挖洞”是不可违抗的最高指示，而城墙则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对象，于是北京人拆得极为疯狂，各单位着劲干，比谁的装备多，人力强。在那尘埃漫漫、刀斧霍霍之中，一种同那个时代非常对味儿的破坏欲支配着这些人，使他们除了冷酷和残忍的竞赛之外，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是在剜挖北京的骨肉和民族的精魂。
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也陶醉在复兴门城墙边的狂潮中，挖得同别人一样起劲儿。那时我还不知道世上有个梁思成。那时，北京城墙在我的想像中绝不比郊外任何一个土丘更有价值。那时，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历史是从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广场开始的……
当这座城墙消失之后若干年，我才从北京史专家侯仁之教授的书里读到，在50多年前，当一个青年学生面对北京城墙时的惊魄销魂——
“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向往之，终于在一个初冬的傍晚，乘火车到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把我引进历史的殿堂。”
……杠撬锤击，夜以继日。城墙虽然出乎意料的坚固，但终于崩溃了。
被剥尽了鳞片之后，她就像一个扒光了裙衫的老妪，露出了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的身体。在她身边，剥下来的鳞片堆成小山，标上某某单位或个人所有的记号；暂时运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当全市“深挖洞”和居民盖小房的原料基本满足后，“拆砖热”渐渐凉了，人们便不再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有清华园里还有一个老人在暗暗为她哭泣。梁思成1950年曾撰文力陈城墙存废之得失，他说：北京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粗估约1200万吨，堆积起来等于12个景山，用20节车皮需用85年才能运完。然而，这位大师所不敢想像的事情，在仗着人多、具有“愚公移山”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只是他们不知道糊里糊涂移走的竟是自己的血脉。于是愚公的后代子孙只有到外国人写的书里去凭吊北京城墙的遗容了。1924年在巴黎出版的十三万言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便成为世界上最完整的此种资料，书的作者是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
城墙的最后拆除（6）
…
“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之美，鉴于北京城墙之美，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圮败的城壕等景物的美妙衬托……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
城墙被剥走砖石后，其夯土被肢解、倾倒——
1966年，因地铁弃土，金中都莲花池被填4。9公顷。
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就势被城墙的灰土填平。而在3年前，在“文革”风暴中不堪凌辱的作家老舍，在此投湖自尽。
天坛、日坛，也成了堆放城墙灰土的“垃圾场”。
……
备战，一直是拆毁城墙压倒一切的理由。
1950年，为在“抗美援朝”期间可能遭遇敌机空袭时疏散人口，北京市在内城城墙上开了6个豁口。1号豁口是大雅宝胡同豁口；2号豁口是北门仓豁口，即十条豁口；3号豁口是旧鼓楼大街北豁口；4号豁口是新街口北豁口；5号豁口是官园西豁口；6号豁口是辟才胡同往西的松鹤庵胡同豁口。
而这一次，备战彻底要了城墙的命。
与城墙一块遭殃的是护城河。在修建地铁的同时，内城东侧、西侧和南侧的护城河被盖了板、修成暗沟，这显然与战时由东向西往山区疏散人口的计划有关。
郑祖武被委任为北京地铁规划设计的主持人。他向笔者回忆道：
修地铁一期工程的时候，地铁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经崇文门、正阳门绕过去。正阳门正在维修，架子都搭好了。大家就说，不必修了，要拆了。这时，总理出现了，要求修下去。
侯仁之老先生，当时是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提出崇文门、宣武门必须绘图留资料。规划局就派人做了。
“文革”一开始，我们就被打倒。彭真倒了，紧接着杨勇也倒了，万里也倒了。过去的地铁领导小组不存在了，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小组。我被扣上了“黑帮爪牙”、“市委黑帮”的帽子，被下放到密云、怀柔劳动。我整天推石头，腰被扭坏了。1971年，我从山里被放出来，那时地铁二期工程、二环路全线已开工了；城墙被全部拆完了，发动了群众，地铁的槽都挖出来了。
地铁一期工程搞的是三级防护，埋得比较浅。可是在极左、搞备战的情况下，地铁二期工程比一期深四五米，稀里糊涂地搞成了二级防护。这要花多少钱？！是谁决定的？到现在也没有人承认。
我最大的意见是：地铁二期工程费钱，比一期工程费得多；车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