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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决定的？到现在也没有人承认。
我最大的意见是：地铁二期工程费钱，比一期工程费得多；车站大，附属设备多，很浪费。这个费钱不是百分之几十的问题。
我回来的时候，还被视为犯错误的对象，还是敌人的一头。当时二期工程还没有设计，但深度已确定了，各施工单位抢活就挖。
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
1965年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修地铁，从城墙挖下去，把护城河填了。
这之前是外城城墙拆得多；内城城墙，朝阳门要塌了，不修它，就拆了，其实修修也可以保护。以前内城城墙是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修地铁拆的。
拆以前，周总理看了一圈城墙，看来看去说：唉呀，前门楼留下吧！
德胜门可能由于工力不够了，先搁一搁，腾出力量再说吧！到了“文革”末，地铁快修完了，拆了吧！专家反对，谷牧副总理负责处理此事，他说：不拆！作为兵器博物馆。
东南角楼，为什么留下了呢？是地铁转了弯，侥幸留下来了。西南处的城墙也是如此，地铁是圆角过，这个方角就躲开了。后来，维修时搞得不好，不像原来那样了。
北京气候干燥，应多保留水面，改造小气候。可用城墙的土填了太平湖，把莲花池填了三分之一。这是胡闹！无政府！
梁思成呢？他被“文革”的风暴打倒了。
一张大字报给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画了一幅漫画——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书他的那句赞叹：“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
在梁思成的日记和工作笔记中，关于北京修地铁拆城墙的事，只在1966年留下两次记载：
4－3 星日 晴
选举区代表，流动票箱送到家投票。
10：00，地下铁彭家骏等三人来谈正阳门地基，约定星二上午去看。
血压190／90……
4－5 星二 晴
上午至正阳、崇文看城楼基础，顺便取回洙手表。
今日清明，山桃已盛开……下午5：00散步，甚晕。
那时，“文革”的阴霾就在眼前了。为使修地铁不拆正阳门而去看地基，梁思成当然愿意。可是，日记里仅有的这两段记录，是那样不动声色。
林洙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当思成听到人们拆城墙时，他简直如坐针毡，他的肺气肿仿佛一下子严重了，连坐着不动也气喘。他又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
“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去挨批呀？”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我马上改变语气，轻松地说：“告诉你，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那个亲爱的丈夫的健康。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我俯下身，在他的头上吻了一下。但是晚了，他像一个挨了龇儿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
城墙的最后拆除（7）
…
也许没有人能理解这件事留给我的悔恨与痛苦会如此之甚。因为没有人看见他那一刹那痛苦的痉挛。在那一刹那我以为我更加理解了思成的胸怀，但是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及《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感到那时对他的理解还很不够。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会勇敢地跑到西直门去，一定会去的。
…
度日如年的巴黎之行
…
就在北京地铁开工建设的前两天——1965年6月28日，梁思成动身出访法国巴黎。
他此行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团长。代表团一行7人，赴巴黎是参加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八次大会和第九次代表会议。这是1928年与林徽因旅欧考察之后，梁思成第二次来到巴黎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可以想像梁思成此行的心境——
这一年，巴黎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制订了与“梁陈方案”主旨一致的“大巴黎地区规划和整顿指导方案”。
这一年，彻底否定“梁陈方案”的拆毁城墙行动，在北京如火如荼。
而偏在此时，梁思成从北京来到巴黎。
将古与今分开发展，有机疏散，以求得新旧两利，是“梁陈方案”的精义所在。在北京，梁思成与陈占祥腹背受敌；而在巴黎，这样的规划思想，正理性地引导着城市发展。
1965年，巴黎政府制定了以“有机疏散”理论为指导的大巴黎规划，预计2000年大巴黎地区人口为1400万人，提出以下措施：
一、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工业和城市的分布，以防止工业和人口继续向巴黎集中。
二、改变原有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平面结构，城市将沿塞纳河向下游方向发展，形成带形城市；在市区南北两边20公里范围内建设一批新城，沿塞纳河两岸组成两条轴线，现已基本建成的有埃夫利、塞尔杰、蓬图瓦兹等5座新城。
三、改变原单中心城市格局，在近郊发展德方斯、克雷泰、凡尔赛等９个副中心。每个副中心布置有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以减轻原市中心负担。
四、保护和发展现有农业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黎市区主要改建了5个区，其中，在接近市区边缘的弗隆·德·塞纳区和意大利——戈贝兰区建了一些高层建筑。1969年以后，又在市中心进行了一些改建尝试，如整顿马海区，重新进行了圣·马丹运河区和中央商场区的规划设计，建设蓬皮杜艺术和文化中心等。
在巴黎古城区进行的改建，特别是新建的高层建筑，遭到了市民的反对。巴黎政府从70年代起，开始在古城之外的香榭丽舍主轴延长线上建设新的城市副中心——德方斯，并将新建筑集中在那里建设。
德方斯区位于巴黎西北的塞纳河畔，距凯旋门5公里。这个新区在80年代初基本建成，每幢建筑的体型、高度和色彩都不相同。有高190米的摩天办公楼、跨度218米的拱形建筑，有各种外墙装饰，景观丰富多彩。
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相映生辉，并为城市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缓解了“单中心”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矛盾，完善了城市功能。
就在梁思成抵巴黎访问的前一个月，世界各国建筑师聚会威尼斯，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明确把文物的环境纳入文物的保护范畴。而这些思想精华，梁思成、陈占祥在1950年的“梁陈方案”里早就提出了。
可是，就在梁思成访问巴黎之时，在北京，“梁陈方案”仍没有躲过批判者的锋芒。
这一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篇研究生论文，仍一如既往地把“梁陈方案”指责为“把旧区撇在一边另搞新中心，实际是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借口下连同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甚至破烂不堪的劳动人民居住区一起保存下来，由古代的文物建筑来束缚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学术方案，就在一篇“学术论文”里，被这样升格为一个政治问题。
身在巴黎的梁思成，心头是怎样滋味？
6月29日，代表团经莫斯科抵巴黎。次日，梁思成即感不适，“昨夜一夜不眠，晨出冷汗”。
7月2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九次代表会议。7月4日，他漫步巴黎拉丁区，身体仍感不适，“在St·Geraine大街旁小坐饮coffee，甚冷……今日甚冷，伤风流涕。”
7月5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八次大会开幕式，一天活动后，“已精疲力竭”。
7月10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来Paris已是第十一天了。
这次出来，深深感到身体远不如前几年了。即使前年在古、墨、巴，身力似还可以。这次出来，巴黎天气之冷，远出预料之外，尽其所有而穿之，还是大大伤风，一周来涕流不止，鼻子都擤破了，好在没有发烧病倒……应明确这是最后一次出国任务了。
昨天大会虽已结束，但还有一周参观时间。若从我自己想，真想什么都不看就回家，但许多人初次出国，怎能不让他们看看？归心似箭，度日如年。
7月18日，梁思成一行离开巴黎飞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使馆，他读了两天《矛盾论》。7月22日，梁思成等从莫斯科起程回国。
他没有写下任何有关巴黎城市规划的文字。他读《矛盾论》，或是想排解内心的不安。
1965年确实让人不好受。这一年，英国公布了324个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而中国又在做什么呢？
现在，美国把凡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均列为历史文化名城。
前苏联也公布了957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而在文明积淀深厚的中国，截至2002年2月，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101个。不是中国的名城太少，而是被毁得太多。它们不是毁于战争，而是毁于短短几十年的建设。
…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1）
…
梁思成从巴黎回来后不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起全国上下一片躁动。
一时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文艺作品，而且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
多年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的分歧，竟是通过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通过一个名声不佳的文坛棍子之笔，以批判一个历史剧的面目出现的，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竟由此引发。
梁思成被令向吴晗开火。这一对“冤家”的故事被“演绎”到极致。
1966年4月26日，梁思成完成了民盟中央交付的重任，写出了一篇批吴文章。5月11日，他又受命为民盟通讯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社论，感叹道：“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这种文章。”
而在这之前，梁思成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面对这一切，1966年4月5日的日记载：“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大毒草》，看来像是‘总结’性的文章。”他的确有些摸不准方向。
《海瑞罢官》是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倡议，写的一出反映敢于直言进谏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此剧于1961年1月在京首演，可后来被指为要替彭德怀翻案。
1962年1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的信，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话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6月，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约8万字的长信，详谈了个人历史，要求审查。
毛泽东对此不悦。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辩信被作为“翻案风”的一种表现，受到毛泽东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是江青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的。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刊出18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毛泽东十分不满，更加确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各级党组织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未表示反对，遂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限于学术范围之内，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称为是针对毛泽东的。
与此同时——2月2日，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份纪要，毛泽东修改了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二月纪要》，即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