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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问及如何评价四合院被大量拆除的情形时，杨经文以坚定的口气说：“把它们再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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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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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7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一行23人来到北京考察2008年奥运会筹备情况。
这一天，经过几日的大雨，北京晴空万里。“我们很高兴看见北京灿烂的蓝天，这将是一个祝福，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保持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协调委员会委员卡拉德，一下飞机即向新闻媒体发表评论。
他的赞美之辞含义颇多，暗示着环境问题对于中国首次举办的奥林匹克盛会是至关重要的。
两天后，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就北京的交通发表了评论。他对这个城市每年增长25万辆汽车感到惊讶，认为这将给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交通带来巨大挑战。
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北京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面对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并可能在未来城市大发展时期急剧膨胀的状况，专家学者提出了警告。
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饱和、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不到２００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北京市区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缘集团组成市区，各集团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吸引中心区的交通，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开始进行，但中心区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由于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三环路以内的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30％多，现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虽与锅炉等其他污染源减少有关，但汽车尾气污染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至30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它们的功能只以居住为主。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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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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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继续。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是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北京市区人口规模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
首先是水资源紧张。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342立方米，大大低于全国人均2517立方米的水平。北京可用水资源为年均42至4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2亿立方米，地下水20至25亿立方米，在市区周围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因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区，水资源的供需缺口很大。
其次是土地资源紧张。全市耕地减少，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已从1952年的0．23公顷下降到0．10公顷，市区的有限土地资源也将制约市区发展的规模。
此外，生态环境、交通设施、能源等都对城市发展规模产生制约的作用。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这表明，北京市区已不能再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了。
对于目前日趋严重的交通与环境问题，北京市多通过架桥修路、控制排放等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但是，技术手段只能解决某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东京是用技术手段争取空间的典型。这个城市通过巨额投资，取得了很高的交通效率，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还是要谈迁都，他们称为“行政中心转移”，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
东京与北京人口相当，城市形态也是“单中心＋环线”模式。20世纪40年代，东京曾提出在市区及周围地区建设绿地系统和环状绿化带，厚度为1至5公里，距中心区10至15公里，面积计划为180平方公里。但是在二战之后，东京城市急剧发展，成为“飞速膨胀的大城市”，城市向郊区蔓延，20世纪50年代东京每年增加30万人，60年代人口即超过1000万人，迫使绿化带后退，不断修改计划，到1968年绿化带只剩下90平方公里，而到80年代，又提出广域绿化带构想，把东京绿化隔离带挪到距中心50至60公里的地方发展了。
东京被日本建筑界称为“炸面饼圈”式的城市，犹如我国建筑界称北京为“摊大饼”。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聚焦”作用越来越强，东京曾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政府不得不投巨资加以解决。现在，东京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地面铁路规格统一，不仅覆盖整个东京，而且与首都圈内其他城市直接相连，利用铁路要比利用小汽车快得多。快捷的铁道客运系统已成为东京居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在东京23个区，公共交通承担着70％的出行，为世界之最。其中在城市中心区，90。6％的客运量由有轨交通承担，车站间距不超过500米，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的大气污染、噪音等交通污染仍十分严重，市民们纷纷抱怨市中心区是“工作者的地狱”，而每日在进出市区的地铁里被挤成沙丁鱼的样子，使他们很难感到这竟是一个经济水平一流的国际城市。东京政府当局已认识到通过扩充道路来解决交通问题以及通过技术手段来争取空间的政策已走到极限，为给城市的发展寻找空间，“行政中心转移”被提上日程。
北京与东京城市形态相似，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相似：
——绿化隔离带不断萎缩。北京在1959年明确的围绕市中心区的绿化隔离带有300多平方公里，这一面积到1982年减少到260平方公里，1992年减少到244平方公里，而这24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非建筑面积只有160多平方公里。现在北京市已把绿化隔离带的建设提上空前高度，但总的来看，在1040平方公里的规划市区内，绿化面积依然匮乏，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城市目前的建设用地与绿化用地的比例约为1：2，北京相差甚远。
——城市发展呈现“飞速膨胀”特征。199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1991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后仅过去两年，北京市区中心就提前15年实现城市用地规模，达到288．07平方公里，人口也达到527万人，比2010年人口目标还多出82万人。
——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交通及环境问题，但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北京的城市问题虽然不像东京那样严重，但趋势是明显的。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北京会不会发展成为像东京那样的“死疙瘩”呢？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2000年2月22日，《经济参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筑学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尖锐指出：“精华日遭蚕食，京城‘撑’破在即”，“旧城内大规模拆房开路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旧城‘聚焦’效应，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长期以来，北京各届政府由于大都急于在任期内做一番‘宏伟’事业，并且常常把城市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央的支持上，因而一直缺少对北京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导致城市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大都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建设需要，并且多集中在旧城做文章，使北京多次错过了合理解决‘旧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矛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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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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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里，50年前的往事被再次提起。方可介绍道，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的中心区主要是指中央的行政中心）。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