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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儿喝咖啡……”
我在1940年5月20日自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我留了下来……由于她现在需要钱，就想把迪特里希·埃卡特的手写诗句卖掉，这些诗句是埃卡特赠送给沃尔措根的老人的，我答应问一下首长是否购买，首长也曾与埃卡特很要好，看后要出1万马克买下这些诗句，无疑，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这样一笔钱……”
全书 1941—1944年进军俄国
1941年6月22日开始了对俄国的战争。6月23日，我们稍稍准备了一下便离开柏林。1941年6月28日，我在离东普鲁士荒凉的小城市——拉斯腾堡8公里远的新的“狼穴”大本营写给女朋友的信中说：
“我们来到这个大本营已经五天了，我向你简单叙述一下这里的情况，……掩蔽所分散在森林里，根据工作范围划分各自的位置，每个部门分得一处。卧室的面积如同火车软卧车厢里的包厢一般大小，墙上镶贴着浅色木板，十分典雅，室内装有隐蔽式抽水马桶，上方有一面镜子，室内还有一个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小收音机，它可以接收许多电台的广播。掩蔽所的房间里甚至还装有尚未启用的电暖设备和式样新颖的壁灯。另外还有一张用大叶藻填充起来的床铺。房间虽小，但当我在墙上挂了几幅画之后，它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优美的。
掩蔽所的房间里一般都有淋浴设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使用过。主要是因为没有热水，其次我们往往睡到最后一分钟才起床。掩蔽所内通风机的噪音干扰着我们，吸进来的风不停地吹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风湿病，所以特别怕这种风，鉴于这种情况，晚上睡觉时，我们就把通风机关掉。结果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睡觉时不能呼吸到足够的新鲜空气，导致白天我们感到四肢供血不足。
尽管如此，除了可恶的蚊子叮人以外，总的情况还是好的。我的腿已全部被蚊子叮过并起了一层厚厚的丘疹。发给我们的防蚊药可惜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男人们穿的是长长的皮靴和厚厚的制服，与我们相比，更能有效地防止可怕的蚊叮。他们唯一容易被蚊子叮的地方是脖子。因此，有些人常常为了买蚊帐四处奔走。我也在下午支了蚊帐，我觉得长期支下去太麻烦。这些该死的小东西在室内并不猖獗，见到它们立即赶走便了事了……”
可怕的蚊叮也给希特勒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说：“人们为他挑选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表现得仍然很幽默，他提醒人们不要超越权限，一看到有人赶蚊子就说：“这是空军的事。”
在进军俄国初期，希特勒的情绪可以说一直是好的并且时常开开玩笑。每当开完形势讨论会之后，他总要邀请私人副官、军事副官、医生和女秘书同他一起喝夜茶。有一天夜里我们在“狼穴”里喝完夜茶之后，希特勒陪着我们一直走到掩蔽所门口，黑夜里（我们总是严格地注意天是否已黑）我们站在那儿又闲聊了一会儿。突然我发觉我的手电忘在他的房间里，我请求仆人帮我取一下。可是仆人却空手而归，因为他在我指给他的那个地方没有找到手电。“咦，”我说，“手电到底哪儿去了呢？”这天夜里，希特勒大开玩笑，他微笑着表白说：“我反正没偷，我是个窃国大盗，而不是窃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
1941年6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谈到：
“前一阵子，这里运来一批苍蝇拍，没事干就打蚊子。据说到六月底，这种小蚊子将被另外一种凶得多的蚊子所取代。这种蚊子叮人更厉害。上帝保佑吧！使我意想不到的还有这里的气温，室内太凉。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体温来焐干总感到潮湿的床铺。森林把热气完全隔开了。只有当人们走出森林之后才会感到这一点，带有霉味的热气扑鼻而来。你知道吗，我一天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过10点钟我们（我和达拉）就得到军官掩蔽所一号餐厅去。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四面墙都刷过白粉。房子的部分墙建在地底下，所以小小的铁窗户离室内地面很高。墙上挂着两幅木版画，一幅是背篓，另一幅是亨利一世画像。几天后，缴获的一面苏联旗也被挂在了墙上。
房间的中间，摆着一张可容纳20个座位的长条桌，首长和他的将领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副官和医生们中午和晚上都在这里就餐。我们两个姑娘吃早餐也是在这里。首长坐的位置正好面对墙壁上挂着的一张俄国地图，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反复地谈到苏俄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在与俄国缔结了所谓的友好条约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看来他在思想上是非常痛苦的。现在他谈到他思想上的忧虑，一再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来说将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那就太晚了。
最近，在柏林他像以往那样每天在我们的房间里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话间他常说，俄国对他来说十分可怕，就如同《漂泊的荷兰人》中的鬼船。我问他为什么一再强调这是他做出的最难的一个决定（指对俄国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俄国，它也许是一个大肥皂泡，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开始时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俄国开始后的前两天在“狼穴”大本营我和达拉甚至还旁听了形势讨论会，最紧急的形势讨论会一般在军官食堂举行。会上，元首站在一张大的欧洲地图前面，指着莫斯科说：“四个星期我们就将占领莫斯科，莫斯科将被夷为乎地。”
我于1941年6月28日在给女友的信中还写道：
“是的，我完全离了题。早上，我们在一号餐厅等候首长，直到他走出地图间（他听形势汇报的地方）到达餐厅吃早餐为止。顺便说一下，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和一个削好的苹果。他知足、简朴，难道不是吗？与此相反，我们姑娘们则贪得无厌，当我们吃完了自己那一份（一小块黄油）之后，又去悄悄地取来一份，这样，我们每次都吃三份。饭后，我们先请首长谈一下新的形势。接下来一点钟到地图间去参加一般的形势讨论会，会上由施蒙特上校和恩格尔少校轮流做报告。这些形势报告非常有意思。从报告中可以得知被击毁的敌机和坦克的数字（看来俄国人所拥有的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很大，到目前为止，仅击毁的飞机就有3500架，运油车1000辆，其中包括载重为40吨的重型运油车），他们借助地图等指出我军挺进的情况。
在这里，人们才真正知道俄国人打仗有多么疯狂。如果俄国人组织领导得好，这场战斗将是难分胜负的，然而，谢天谢地，目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综观迄今为止的情况，可以断言人们是在与一群野兽打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才抓了那么一点俘虏，这是因为俄国人受到了他们的政治委员们的煽动，他们听了捏造的有关我们不人道惨闻，谎说如果他们被我们抓住，他们就会受到这种不人道待遇。因此要他们战斗到最后，必要时自杀。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在科乌诺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战士把一个俄国俘虏送回俄国人的掩蔽所，让他去说服呆在掩蔽所里的俄国人出来投降。他大概是这样做了，结果被呆在里边的政委枪毙了。接着整个掩蔽所也起火爆炸了，炸得粉碎。这就叫宁死不降。
每个部队附设一名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政治委员，部队的指挥官必须服从他的领导。组织上实行分头领导，这就导致了一大批问题无人过问。他们根愚昧，打起仗来死板的很，这种情况自然孕育着一种危险，使得战争很残酷。法国、比利时等国人则很聪明，一旦他们意识到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他们就放弃战斗，但是俄国人还是要战斗，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投降，家里人会遭殃——实际上莫斯科也是这样威胁他们的——何等的不理智。
他们有那么多飞机，根本不顶用，因为他们缺少理智。例如，在俄国的飞行大队里情况是这样的，飞行大队长在前面飞，其它飞机尾随其后，他们不找目标，只是简单地尾随而已。一旦大队长的飞机被击落，其它的飞机就找不到返回的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会看指南针。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击落了3500架苏联飞机。
现在再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听完形势报告之后，慢慢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吃午饭的地点是2号餐厅。因为午餐常常是一锅煮，所以我们有时不去吃，若是用豌豆或菜豆煮的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吃的。午饭之后，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睡上几个小时，以便在这一天中漫长的工作时间结束以后还能保持足够的精力。
大约5点钟，首长请我们到他那里喝咖啡，同时还有点心招待。谁吃的点心最多，谁就会受到表扬。喝咖啡的时间一般要持续到7点钟，有时还要长一些。然后我们又到2号餐厅去吃晚餐。饭后，我们要么在附近走走，要么看个电影。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段时间消磨掉，直到晚间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再次应邀去喝咖啡……”
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对着正面窗户的是一个壁炉，壁炉的前面摆着一张圆桌，桌子的周围排放着带有灯心草编靠垫的椅子。一般情况下同首长在这里聚会的有他的医生、军事副官、私人副官、马丁·鲍曼、我们两个姑娘和格曼的副官海姆。受鲍曼的指使，海姆将希特勒在喝完茶后的谈话“秘密地”记录下来。1980年，维尔纳·约赫曼将这些记录以《1941—1944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本营里的独白》为题予以发表。
在这里，我要对亨利·皮克博士做点说明。据说在亨利·皮克的故乡，有一位善良的仙女向人们施舍了各种各样的救济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是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物品。所以，皮克早在1942年临时替别人在元首总部担任马丁·鲍曼的副官期间，就已认识到他按照的曼的指示背着希特勒暗自记录下来的希特勒的秘密谈话将具有何等的价值。
人们可能会想；希特勒的独白和秘密谈话录为发掘希勒勒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许多历史学家已在利用这些资料并且将继续用下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秘密谈话录》一书的前言和评注中的许多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仅举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1．根据某次讲话，阿道夫·希特勒于1942年曾赋予皮克先生唯一的写作《秘密谈话录》的权利。
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的谈话被秘密记录下来。下述材料便可证明，他并不知道也不希望人们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
a）海姆与绍布在1945年后进行的一次谈话；
b）1975年3月19日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写给克里斯塔·施罗德的一封信的摘录；
C）阿道夫·希特勒经常提到，战争结束后，他将向他的两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口授他的回忆录。在秘密谈话中所涉及的事件、经历和思想自然将成为他的传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劳德尔·容格在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声明中证明希特勒有撰写回忆录的意图。
2．还有一个说法，说阿道夫·希特勒曾指示马丁·鲍曼，在皮克离开大本营时不要检查他的行李。
然而事实是：大本营的人的行李从未被检查过。希特勒当时的副官奥托·京舍所做的书面证明便可证明这一点。
要驳斥皮克的所有说法就得超出这些记录的范围，在此我仅列举三个例子：
皮克错误地声称：
a）爱娃·布劳恩是贝格霍夫的女管家；
b）她是希特勒最宠爱的人；
C）由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犹太人的后裔，希特勒于1932年解除了与她的友好关系。
这三种说法都没有根据，在后面的文章里我还将对此做详细论述。
皮克博士每年在他生日时都举行一个招待会，他在谈话中常常把他并不认识的某重要人物说成是他的“老朋友”，以抬高他自己的身份，促使别人接受他的邀请。例如，他还给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写过信。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恩格尔将军在访问施瓦宾艺术家之家时曾向我谈起过皮克的这些所作所为。
为使人相信他在《秘密谈话录》的前言中说的话是真的，他还邀请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过、目前仍健在的老人们为他捧场。可惜的是，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读过《秘密谈话录》的前言和评注。当我向其中一位老人的夫人问起此事时，她坦率地回答：“哎，克里斯塔，这种东西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