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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装饰品、皮箱、车罩等等。
希特勒为被列人长长的名单上的每个人挑选出这一年应该送的东西来。这个名单是由尤利乌斯·绍布掌握的，上面还记载着，过去几年有关人员接受希特勒礼品的情况。
这是一个由卡内恩贝格管辖的小王国。希特勒有一次谈到了卡内思贝格：“在厨房里，他像帕夏那样执掌着权力！”卡内恩贝格也绝对意识到了他的权力，因此行使起来泰然自若。他从不缩手缩脚，尤其在战争期间，他将元首家库存的东西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显贵们，以换取他们的回赠。例如，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每逢圣诞节前夕都能收到也门国王赠送的几袋子咖啡豆。每个在希特勒礼品名单上的人都得到过几斤咖啡，这在当时是受欢迎的礼物。谁与卡内恩贝格相处得好，谁就不缺咖啡和其他受他管理的东西。
玛格达·哈贝施托克女士在战争期间客居在她的朋友克卢格斯在西里西亚的庄园里，当谈起卡内恩贝格时她回忆说：“他运到那里一汽车食品和其他东西，搞得人们莫名其妙。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问是否卡内恩贝格收了钱，哈贝施托克则回答说：“没有，没牧钱，他只不过是为了做好人而已！”我说：“他够得上是一个小投机商，”哈贝施托克女士纠正我的话说：“既然是小投机商，那么他就是一个宽容的投机商。”
卡内恩贝格的夫人弗雷达在布置餐桌的珍美装饰品和摆放鲜花方面具有一双灵巧的手和很高的艺术审美观，把餐桌装饰品摆设得令人赏心悦目。装饰用的鲜花是从菩提树下大街阿德龙饭店内的柏林最大的一家花店里运到总理府来的。
如果有要客来访，卡内恩贝格夫妇也常奉命到贝格霍夫去帮忙，以保证国宴顺利进行。这里是卡内恩贝格女士显身手的地方，她用鲜艳的盆花驱散大厅内散发着的潮气。例如她总是成功地把壁画和附近摆着的鲜花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恰。
弗雷达·卡内恩贝格的布置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审美观，对希特勒来讲，她就是德国理想的家庭妇女。她始终留着当时最时兴的奥林匹亚大波浪式发型，干净整洁，她考虑问题细致周到，且性情文静平和，她无疑比她的丈夫更讨人喜欢。
她丈夫卡内恩贝格身体矮胖，但却异常灵活，时常蹦蹦跳跳。看到他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滚动着的圆圆的皮球。他的眼泡较大（可能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令人遗憾的是，卡内恩贝格总爱搞阴谋诡计，致使管家——内奸的文字游戏常常闯入我的脑海。例如希特勒多年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的彻底垮台和通讯官马克斯·温舍被临时调往前线都应归罪于卡内恩贝格。两个人都是卡内恩贝格搞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在元首住所和山上当佣人的要么是通讯员，要么是人们常说的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们身着带领章的白色西服上衣和黑色裤子。他们受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伪派遣经过帕辛勤杂人员学校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在希特勒家中从事服务工作。自然他们就落到了卡内恩贝格的手下，尽管他们并不是受雇于他，也不是为他工作的。这些人处在一种受双重领导的地位。卡内恩贝格认为必须像管理他自己的人员那样管理他们。对这种做法，党卫军的人根本不买帐，并且经常鼓动马克斯·温舍副官站在他们一边。加之在其他人事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斯·温会便与卡内恩贝格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卡内恩贝格对此耿耿于怀。
1940年意大利公主马法尔达来访时，卡内恩贝格应召上山。当温会副官和女管家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他才到达山上。布吕克纳也没做任何事情。希特勒看到一切都这么顺当，情绪极好，并且夸奖根本没有出力的卡内恩贝格工作出色。卡内恩贝格抓住这个机会发泄对温舍的怨恨。希特勒先入为主，让人把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叫到他那里。当布吕克纳站在温舍一边为他辩护时，希特勒当场解雇了布吕克纳，温舍副官也马上被调到前线去了。
希特勒后来才认识到。他上了卡内恩贝格阴谋伎俩的当，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对卡内恩贝格的评价。因为希特勒一贯的想法是，不管是组织国宴，还是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一切情况进行得都很顺利，卡内恩贝格把这些任务完成的令他百分之百的满意。所以久而久之，卡内恩贝格便享有某种特权，他行为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怪了。
希特勒赞赏卡内恩贝格的专业技能，喜欢他的滑稽表演。早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有时还外出郊游时，负责安排野餐的卡内恩贝格就善于很好地表现他的这种特长。遇到这种机会，卡内恩贝格用他的音乐和滑稽表演常常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非常愉快。在海团里希·霍夫曼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名为《希特勒日常生活侧记》的画册中，有这方面的几幅画（如“在哈茨山中无忧无虑的时刻”），它展现的是完全放松了的希特勒，后来人们就很少见到他这样高兴过。
卡内恩贝格于1945年，即崩溃前夕，离开了德国总理府，逃到了图姆湖畔。他后来在杜塞尔多夫又开了一家饭馆，名叫“施奈德·维伯尔餐室”，它生意兴隆，也许是卡内恩贝格在那里也善于使他的客人们感到开心快活的缘故吧。
言归正传。面对希特勒办公室的门是通向走廊的几级台阶，穿过走廊就可进入希特勒副官们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经常谈到的“楼梯间”。接下来就是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泽普·迪特里希和布吕克纳（后来是阿尔温一布罗德·阿尔布雷希特）的房间。从楼上走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女理发室，原先这是一个会客室，它的左侧是两扇总是敞开着的大门，通向装有壁炉的电影厅。右侧是俾斯麦室，也叫吸烟室。旁边是餐厅。餐厅后面是长长的“冬园”，园内摆放着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沙发椅。冬园的尽头是一个漂亮的半圆形，中间装有一个高高的玻璃门，从这里可以望见公园里的古树。在枣园里还可用早餐。威廉·布吕克纳的格言是：“用早餐的时刻是最美好的时刻”，因此他常常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下午，希特勒往往是在冬园里结束他的会议。他一般不用他的公房，只有在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在那里为他安排了活动，他才偶尔用一次。
1934年春天我最终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的初期，与泽普·迪特里希、迪特里希博士、党卫军领袖们和护卫队里党卫军的成员以及副官和佣人们一起在拉德齐维尔宫经营部门地下室里按时进餐。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地下室就餐的客人和工作人员与在元首住所餐厅里就餐的人用的饭菜是一样的。菜单没有区别。在后来的年月里，我们这些女秘书们主要是在楼梯间里用餐，如上所述，楼梯间处于副官走廊的首端。下午我们也在那里用茶。
有一天希特勒偶尔路过楼梯间，看到我们坐在那里，便问是否他可以与我们一起坐。这个无拘无束的闲聊时刻令他那样满意，以至于他经常在这个时候，甚至后来几乎天天都到这儿来喝茶。结果下午在楼梯间里喝茶成了相当有规律的程序。有时是我们两个人陪伴着希特勒，也有时是我们全体三个人，即约翰娜·沃尔夫，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
就地方而言，楼梯间里根本就谈不上舒适，房子很高，由于室内没有洗澡间，所以只能当作临时替代性客房。房间里只有一个洗手盆，上方装有一面镜子。其余的设施还有：一把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长沙发椅，一个衣柜，一个保险柜以及一张打字桌。一盏落地灯，一张八角桌和几把草编小凳子构成了室内的简单陈设。
自1939年战争爆发，我们女秘书们大多都呆在当时的大本营里，有时是轮流呆在那里。我们呆在柏林时，楼梯间就成了我们的常设办公地点，周为在新的总理府为我们准备的办公室太远了。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按8小时工作的正常办公时间。我们昼夜不停地工作，而且必须持续地随时听候首长的调遣。希特勒除了召开正式会议外，总是呆在他的住所里，这样我们在楼梯间比在新的总理府离他更近，可以招之即来。他的办公室、图书馆、卧室和后来紧挨着他卧室的爱娃·布劳恩的套房都在拉德齐维尔宫的二楼上。尽管楼梯间里陈设简单，但希特勒却感到很舒服。在那里他使自己彻底放松了，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此时他真是无拘无束了。他向人们讲述他青年时代和过去的个人经历，这些话题他后来在喝晚茶时和在大本营的食堂里吃饭的时候从未再谈及过。人们感到，似乎他在这里所讲述的东西是从他平时锁着的保密抽屉里出来的。
在楼梯间里，他还给我们讲述他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希特勒曾谈到，他对传教士的反感起源于很年轻的时代。他讲到过一位担任宗教课的教授，从来不修边幅。他的外衣上面总是饭迹斑斑，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上面沾满了污垢，所以每当他要使用时，总得先将它对神一下。
一次教授责备孩子们在教堂里不会跪着。希特勒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正确地去做，请教授做个示范。
教授看到孩子们对正确完成规定的动作表现得如此认真，感到很得意，便抽出他那沾满污垢的手帕，来回神了神，摊在地上，紧接着跪了下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他站起来，把手帕放在一个放洗脸盆的小墩子上面，然后走出教室，去前厅休息。他习惯于在那里与同事们谈天，度过休息的时间。男孩子们商量好要好好地让这位教授出一次洋相，因为他的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希特勒自告奋勇，厌恶地抓着手帕的一角，藏在背后，然后向着站在前厅里休息的老师们走去。走到这位教授的跟前，他停下来，突然把一直没被人发现的手帕抖了出来，微笑着说：“教授先生您把手帕忘了。”
在学校里，希特勒喜欢的游戏是玩小镜子。他玩得很起劲，并且搞得老师很烦躁，因此老师认为有必要在班级操行登记册里记下一笔。课间休息时，孩子们都簇拥在班级操行登记册周围，偷看老师写的内容。他们发现，老师（当然是无意的）竟写了一句顺口溜，令他们大为开心。于是便放声朗读起来：“希特勒小淘气儿，借着阳光照镜子儿！”当老师再走进教室的时候，这群孩子声嘶力竭地重复着这句话。
希特勒还谈到，他12岁时就与同学们打赌，说他在与女孩子们一起作礼拜的时候可以把她们逗笑，希特勒后来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办法是，事先带在身上一把胡刷子，每当女孩子们的目光触到他的时候，他就拿出胡刷子来装模作样地刷他那根本不存在的胡子。
他还讲述了他最初学吸烟、喝闷酒的经历，以助雅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吸了一支香烟，实际上也只吸完了半支，就感到很难受，于是我跑回家并且呕吐不止。母亲十分为我担心，我对她讲我吃了一片颠茄，于是她请来了医生。医生为我检查了一下，看了看我的口，便疑惑起来，然后他翻了翻我的裤兜，结果在里边发现了烟蒂。后来我买了一个长长的瓷烟斗，吸起来像个烟筒，不过只是在上床之后我才开始吸。有一次我吸着烟睡着了，直到床着了火我才醒来。那时我发誓不再吸烟，我遵守了这一誓言。”
他还说道：“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到一个农家酒店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喝了大量的白酒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并迫不得已多次到房后的粪堆上去大便。次日早上去找父亲要看的毕业证书，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打听了半天也无结果，于是去找校长，并且请求他给我一份副本。这是我童年经历的最大耻辱。校长把皱皱巴巴的毕业证书递给了我。原来这家酒店老板在类堆上发现了这份证书并且送给了学校。此事使我很沮丧，以至于下决心不再饮一滴酒。”
他还谈起他所依恋的母亲给予他的爱和父亲对他的严厉，他常说：“我不仅不喜欢父亲，而且还很怕他。他易动肝火并随手打人，可怜的母亲总为我捏着一把汗。当我在《卡尔·迈》这本书中读到有疼痛而不表现是勇气的象征时，便下决心，再挨打时将不出声。当父亲再次打我时——我知道母亲仍担心地站在门外——我一声不吭，他每打一下我就记下一个数。而后我自豪地告诉母亲，‘父亲一共打了我32下！’她只当我疯了。说也奇怪，从这天起，我无需再重复这种尝试，父亲不再打我了。”据他讲，后来他父亲的生活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