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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怪湖南大学，和湖南大学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都知道，“学好数理化”是三十年前的观念，“学好政经法”是十年前的观念。而现在文学和国学已经开始逐渐走向一种复兴，在全国所有的高校里面，我都能看出一种紧张和手足无措。就像一个被抛弃多年的孩子回到了家，并且是衣锦还乡的那种尴尬。
回到书店里面，找了个湖南大学的学生问了问，正巧她也是中文系的，她说：“拥有一座岳麓书院，赛过许多博士点。”并且她也知道，湖南大学文学博士点正在逐步建立。“我们学校一旦建成了文学博士点，肯定是全国最好的。”
我忽然想到了曾经听清华大学的一名朋友说，清华大学的文学博士点也是才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建立博士点的时候，聘请了很多非文科专业学校的老师来带课。清华大学的人文环境自不必说，不用几年时间，就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文学博士点，一如当年国学院那样风光。
想起了范文澜先生的一句话，文学这东西，就是仙人掌。再艰苦他也不会死，只要几滴水，就能形成一个绿洲。
走出岳麓书院，发现它确实是依山而见，而不象白鹿书院，是因洞而得名。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孔子说的，湖南大学在山下，却好比在山上。因为我透过一座千年书院，已然窥视到整座大学人文精神的全貌。我们这些并非是来游山玩水的人，本身就是对于岳麓书院人文精神的一种追寻，追寻到了，却又因为自己的粗浅而感觉到一丝羞愧。就像对着一个似曾相识的背景打了一声招呼，却发现是陌生人。
而我们丝毫不必担心，那个陌生人，却是一座伟岸的山峰，即使陌生，也不会在意你的唐突和鲁莽。
万里乡关（1）
儒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文化的间架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传统的中国人认为，诞生在孔孟之乡的儒学传承必定要以中原为中心，形成泛黄河流域文化圈。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可是荒唐的是这种荒谬居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数百年的影响。当这种思想成为流毒之后，有一种学术却被长久的忽略了，这个学术被忽略的是起源而不是学术本身。它起源于边远的东南沿海，却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独尊一朝的壮丽景观，从最开始的陆王心学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启蒙主义思想，再到王船山的唯心主义辩证哲学，直至后来的曾国藩、蒋介石驭人治国之术，都成为这个思想的接受者与信奉者。不独于中国大陆，就是海外汉学界，都把这种思想作为儒家的嫡传思想之一进行研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传播如此之远，波及如此之广，实属罕见。
其实这个思想是什么早已不言而喻，他就是程朱理学思想。
朱熹究竟是哪儿人，其实很早以前我也不理解，最早说朱熹是江西人，江西上饶婺源。上饶婺源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加上安徽绩溪。等到我在中国地图上一看，我们完全被中国当下的行政区划弄混了头，无论是江西婺源，还是安徽绩溪，哪怕是武夷山，都属于古徽州范围，而徽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原文化所在。
在江西婺源，我看见了朱熹的祖墓。在一个荒僻的农田附近，墓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河上是一座摇晃的浮桥。我战战兢兢的走过那座已经多年废弃的浮桥，迎面是一个黑色的墓碑，朱祖墓。
去武夷山是一列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残破火车，火车的洗手间和车厢的结合处都显露出了一种来自于历史的沧桑。轰隆轰隆的钢轨震动声带着我们一群客人从湖北一个偏僻的小镇到了武夷山，在武夷山之前，经过上饶。一排排徽派建筑在我眼前晃晃悠悠，到了武夷山，也是这般景象。
所以说朱熹是武夷山人，也是婺源人。
武夷山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景观，很多东西都是新发掘出来的。很多建筑都是新盖的，大煞风景，三个人在武夷山被推崇着，朱熹，苏轼，柳永。两个福建人把一个湖北人夹在中间。有座山就叫三才峰，远远看像三个比肩的秀才。中间的就是朱熹，当地朋友们说。
朱熹在福建有专门的建筑群，叫武夷宫。导游说是按照当年的遗址修建了。武夷宫的原址是什么，我不知道，武夷山最有名的遗址是闽越古城，武夷山政府断然不会重建。这个被重建的，也就不大有名了。但是朱熹确确实实和武夷山有不解之缘，他的文化遗存深厚而又有力，以武夷书院为重心，向四周扩散。
没有人怀疑朱熹的文化底蕴与文化气质。他开创了一个文化流派。在中国著书立说为学术的高境界，而创始学术领域则是一个学人的梦寐境界，而开创文化流派则是最高顶点了。作为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学人，由文化的参与者往文化的开拓者进步，是艰深困难的。
宋代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从宋太祖对于文化的重视到诗词歌赋的大规模复兴，这一切都说明了在这个时代，思想肯定会流行，并且会成为一种典范思想流传于后世。儒学在唐之后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老庄哲学开始在学人群体里面产生了大规模效应，而程朱理学在那个时代恰恰成为了大家所欢迎的哲学思想。
谁也想不到，这个思想产生于被汉人鄙视的“苗蛮旧地”，在他们还认为是刀耕火种的福建，已经有一个年轻的思想家在逐步的走向国际。当然，在那个封闭的时代，他的肉体个人是没有机会像德谟克力特那样奔走于周边列国。他的眼前就是一片海，他不知道海的尽头是什么。在登上武夷山之后，他叹了一口气，这样说：
“所谓海，浩瀚无边，然不及思也。”
这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听的，即使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信奉这句话。独立思考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魏晋清谈之后产生的一次大规模思想潮流。中国自古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比不得希腊，也比不得埃及，逻辑学在中国远远没有欧洲那么发达，可是就能够在中世纪的思想上形成一种类似于逻辑学的风潮，这个风潮，该以理学为先。
万里乡关（2）
这个来自于武夷山的男人将武夷书院作为自己的思想阵地。顽固的进行着这种类似于西叙弗斯的坚守。这个坚守，实际上就坚守了中国文人的道德底线，不偏不党，不营不私。
如果苛刻一点说，朱熹是武夷山五夫镇人。在写文章之前曾经问过武夷山的陆梅俊教授，能不能把武夫镇省略掉，他说不行。末了他又说，这是关键，朱熹是武夫镇的代表，武夫镇在两百年前比武夷山出名的多。古人都说北有曲阜，南有武夫。
朱熹是三明出生的，14岁才到武夫，他父亲把他交给了当时最具盛名的湖湘派学者胡宪。五年之后就考上了进士。朱熹住的地方叫紫阳楼，登楼而望，极尽舒畅之风。我始终认为在古镇中，小雨的季节是最舒适的，不冷不热，恰到好处。看风景也模糊中透露着舒适。恰逢遇见了武夷的雨季，在木头楼梯上，我瞥见了楼下的一片池塘，不由得眼前一亮，像是找到了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般，觉得心头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那是一首诗，这首诗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来说都耳熟能详，但是具体能领悟其个中三味的没有几个，王阳明算一个。这首诗是这样的：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能读懂诗并不代表能够理解诗里的味道。南宋淳熙四年，朱熹辞官回了武夷山，写下了这首诗，辞官之后的中国人彻底会失去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聪明的朱熹找到了学术作为事业的另一个勃发点，这个勃发点，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是世界文明的精彩。
在那个雨中，我找到了朱熹，找到了中国文明最关键的部位。
1999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对于武夷山文化的总评价，“武夷山地区为南宋理学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11世纪末，理学在中国东部的思想界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这段评价是粗浅的，也是片面的。不过不能怪他们，理学在世界上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着。
说到中国的思想和中国的地理，这是一个困惑的话题。这个困惑是我选择的，在书桌前，抬起头，看看前面一摞摞书，只有继续写，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软肋，没法子逃避。
在所有风景中，我选择人文景点而不去选择自然风光，在人文景点中我尤其偏好古镇古巷。无论是古镇还是古巷，都需要下雨的时候行走，这是一种境界，包括成都的锦里，那是一条仿古仿出境界的古街，我在一次行走的时候忽然下起小雨，味道就立刻出来了。
按照我的性格，我喜欢安静的环境，因为安静的环境适合思考和心态的自由。前不久我收到我的朋友林联光先生从丽江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他正在丽江做策划，现在住在丽江的一栋故宅里，“我面前就是四方街，窗子后面就是小河。”我看完这封邮件之后眼前猛然出现了那一年我在丽江的某些景象，那种生活，是我羡慕一路的，可是我又不知道为什么而羡慕。
中国的知识分子通常选择一种叫做精神家园的东西，这个东西大概最早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开始，这种想法是和柏拉图的理想国大相径庭的，老子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娱自乐，包括陶渊明的桃花源，都不能拿到现实生活中来的，一旦拿出来，就会出乱子。
在这种心态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通常会向往衣不蔽体的原始社会，而不会向往欧洲发达的后殖民资本主义时代。这取决于中国人的历史观，最早的复古思想是孔子最先的。我手头有一本陈序经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三十年代陈先生就把这种思想批驳的一无是处，可惜，这种思想一直流传到现在，终于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吊古伤今的滥觞。
于是我就喜欢了古镇，喜欢了古城，喜欢了那静谧的雨巷，在那些充满了历史风物的环境里面幻想着整个历史的变迁。历史不会为某一个人而倾倒，而某一个人会让历史倾倒，这个倾倒，说小，就是变故，说大，就是颠覆。
在武夷山，我找不到山的博大，对于中国的三山五岳来说，武夷山毫无疑问是一个小的丘陵，不要说泰山，就是十万大山大别山，也比武夷山高出许多。山东有泰山，有渤海，有孔子这样的圣人，福建有武夷山，有台湾海峡，朱熹的历史地位，比孔子也不差上下。
可惜，朱熹比孔子晚生，也比孔子晚有建树。但是苏格拉底是不会遮挡柏拉图的光辉的，朱熹和孔子，也不例外。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朱熹的理学会在福建发源，最后被人称为闽学。福建、安徽、江西交界处按说是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地区，但是为什么会塑造出世界一等的文化思想？这大概是文化产生于思考，而思考又根源于贫穷。
可是在历史上的徽州，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关，是他们精神的故乡。
万里乡关（3）
我终于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迷恋徽州了。从文化上说，徽州作为理学的发源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从地理上说，北达齐鲁，南临三湘，是中国文化的折中地带。
所以这里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乡关，可惜，这个乡关是漫长而又艰涩的历史跋涉，经过了整个历史的变迁，乡关早已不再，成为了一个万里之外的“苗蛮旧地”、“荒野残城”。
与费孝通、季羡林、钱仲联并称四大文化泰斗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蔡尚思先生在攀登武夷山之后，曾经大发感慨，如是说：
“东周有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这是对于武夷山的最高评价了，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祭祀礼节，泰山北斗，乃是登高之极限。区区武夷山，因为有了朱熹，居然变得如此神圣，可惜，这种神圣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无人知晓。
武夷山是思想的滥觞，也是最后的归宿，那些雨巷、那些秦砖汉瓦，是文化的见证，可惜，它已经远离万里，变成了思想于化外的乡关。
还有一事，是要提及的——
那就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著名理学家谢枋。他在南宋末年上武夷山拜访到了朱熹的弟子，理学家熊禾。两人年龄相差“五十余岁”。因感南宋即将覆亡，两人“抱头痛哭”。流浪、隐居十数年后，他被元朝廷觉察，被列为荐士的榜首。元朝统治者强迫将其送往京城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