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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对于中国的博物馆，我向来是不抱太大希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博物馆学本身不发达，关于文物和古籍的保护、整理都做得不是很到位。世界博物馆最发达的地方是美国这个历史不到四百年的国家，而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明古国，历史博物馆不发达，确实是一种悲哀。
到了马王堆，听见几个外国游客在门口议论，这里是中国的木乃伊，值得一看。
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文物保护是不成功的。在欧洲的街头，两千多年前古罗马时代的房子，至今还能保存完好。六七百年前的建筑，现在还能住人。漫步在里斯本或是维也纳的街头，随处可见一系列保存完好的建筑，里面游客进进出出。但是把空间换过来思考，元代的民居和汉代的宫殿若是在我们面前矗立，只怕会把我们吓得腿软。这样一种文物观，若说是文明古国的子民，恐让人觉得可笑。
直到今天，我们对于历史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汉代在我们脑海里是一个并不算远的时代。但是两千多年的物质遗存却是一颗可怕的历史是炸弹。中国人习惯了去黄鹤楼，去长城，去颐和园这些一直修缮一直保存最后形成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图名而不图实。
相对而言，马王堆是一个很不错的所在。在中国的古遗址中，三星堆和马王堆是有些价值的。而让我两者选其一的话，我倒是宁愿选择马王堆。
但是今天到了这里，却发现什么都不想说。
我敢这样说，即使在东京，在雷克雅未克，在伦敦，这些地方的博物馆的档次都不会太超过马王堆博物馆。这并不是长沙本身对于文化的一种向往，而是本身一个国度对于自身文明的一种探求。
几个月前同一个马王堆学的学者聊天，他是研究马王堆学最年轻的学者之一。他很诚恳的告诉我，在国外，研究马王堆的学者水平都很高。随着汉学的进一步深入，马王堆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这种显学的意义本身在于汉学的力量。任何一门学问出现了突然的勃兴，都不是个体的行为。比如说敦煌学，比如说三峡学，都是和当时当地的学术结构密切相关的。
马王堆学呢？马王堆那个时代，离现在已经有两千一百多年了。那个时代的世界和现在已经有截然的不同。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思想出现了大的荒漠——印度、中亚和东亚的宗教精神都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在人类的精神里面，只有唯一的宗族观念是可以依靠的。而马王堆，则是精神的一种巨大依托。
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封建王朝都会采用一种隐晦而又极端的方式来处理国家和民族的矛盾。这种手段到了汉代尤为残酷。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的一个时代。在君临天下的背景下，所有的人都会莫名的对中央政权产生一种畏惧和敬仰。
我们翻开西汉初年的那段历史，那并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政治在那个时候变得更加的混浊。所谓的清明和正统已经让人觉察不到任何的价值。结束了秦的残暴和战国的纷争，国家在表面上进入了大一统局面。但是在实际上，隐藏着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
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特别是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抱以任何羡慕或是回顾的。知识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残忍的背叛和利用。当我们时隔两千多年，重新翻开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完全能够感觉到，那一页历史的恐惧和不安。
那真是一个乱世。
一个叫利苍的青年人，跟随着他的老师李斯成为了法家弟子。秦代是法家兴盛的时代。作为丞相李斯的门徒，年仅二十一岁的利苍就成为了象乘的县尉。
千古遗梦（2）
县尉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郡县制的国家里，县尉还是能够负责一个县城的粮食、税收的。利苍做县令不久，秦始皇就病死了，随后他的老师李斯也被赵高“具斯五刑；论腰斩”，很快，天下重新回到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地方政权拥兵自重，曾经的诸侯王公大臣蓄谋重振江山，等等等等，总之，整个秦王朝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动荡。
利苍的上级，一个叫赵佗的太守驻守着南越这个地方。秦朝出现大动乱之后，谋士们都劝阻赵佗有三条可以考虑，一条路是跟随着“盗贼”陈胜吴广造反，一条是继续为秦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最后一条是自己像刘邦、项羽一样，揭竿而起。
已经升任为参谋典史的利苍走到了赵佗面前，小声地贴着赵佗的耳朵说，“禀告大王，还有第四条路可以走。”
老谋深算的赵佗诧异了一下，连忙问道：“哪条路？”
“留在这里按兵不动，谁得天下我们跟谁。”
历史最后让赵佗成为了刘邦的藩臣。曾经提议的功臣利苍也成被刘邦找到了咸阳。被委任以“轻车都尉”这个职务。时隔不久，另一个封王英布起兵造反。英布的小舅子吴臣在长沙做长沙王，这个时候需要一个说客以“丞相”的名义出使长沙国，刘邦问：“谁愿意出使长沙国？”
满朝文武谁都是经过了战乱的人，长沙是什么地方？四百年后，一代诗宗王粲赴长沙做官都发出了“复弃中国去，委身事荆蛮。亲戚为我悲；朋友相追攀”的《七哀诗》。在医药和交通都不发达的时代，从北方到达长沙要经过秦岭、云梦湖沼泽区、神农架林区、长江天险、洞庭湖汪洋区这六大天然屏障。刘邦的“招贤令”一下达，整个大殿，顿时一片寂静。
“臣利苍愿往。”一声如洪钟大吕般的声响，震动着整个大殿。
在汉代，常常会有一系列的个体，这些个体所承担的分量往往类似于一个赌注一样可怕。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往往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老于世故的汉武帝不是不知道，利苍这次前往长沙，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说服长沙王保持沉默，一个是被长沙王活活放入沸水中煮熟——这是处理说客的常用办法。
一年之后，长沙王吴臣将英布的头颅砍下，送给了刘邦。
在思考历史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一些折磨人的问题。究竟利苍对吴臣说了什么？显然在整个历史来看，利苍是顺历史而动的，他巧妙的将诸侯王与朝廷的矛盾化解了，维护了领土的统一。从这个层面上看，利苍是功不可殁的。在吴臣死后，利苍成为了大名鼎鼎的长沙王轪王，时年六十六岁。
这个马王堆，就是利苍一家的墓地。
我敢确信一点，那就是利苍的几次临危受命，绝对不是出自于今后的利益。在汉代，出奇地涌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张骞、苏武，包括一代女杰王昭君。他们都没有任何怨言或是不满的前往边陲，为自己的王朝不断的树立威信，就在前往边陲的路上，他们都否会想，我是哪里的人？
没有民族观念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一个民族的创建而求索。
说来可笑，利苍的尸体最后腐烂掉了，现在在省博物馆看见的，是利苍妻子追辛的尸体。
英雄无种，将相无后，一家功臣万骨枯。为大汉朝殚精竭虑的利苍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死在了长沙，死得干净利索，连尸骨都没留下。最后后人见他建立博物馆，陈放的是他妻子的尸体。
根据《汉书》记载，利苍是湖北浠水人。浠水黄冈和我家相隔极近。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就是浠水人。利苍从浠水出发，到了广西做官，又回咸阳就职，最后在长沙病故，他这一辈子等于和长江黄河绕圈子，最后死的地方离浠水也不是太远。
千古遗梦（3）
这就对了，在古时候，人类是没有多少空间观念的。让你去哪，你就要安稳一辈子。不像现在的人，去哪儿就会把周边该看的地方全部玩遍。现在人，是大空间观念，我的一个前辈老师徐卡嘉先生，在英国读了几年书，整个欧洲都跑遍了。
那个时候，一是交通不准许，二是心态不准许。
说到心态，又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在这里我只有简单的说说，现在看长沙和浠水，高速公路一百码的车只用四五个小时就能到，在古代，也就是两三天的车程。但是在利苍心里，这就是一种沟壑，毕竟浠水是楚王的辖区。
去年和一个研究生聊天，海阔天空。不知怎么地谈到了欧洲，他告诉我他在去年的时候去过欧洲，“那里一点都不好玩，国家都太小，从这里到那里不多远，办护照都需要很久的时间。”由此可知，他没有去过欧洲。
欧洲现在连英镑都抛弃了，还要护照干什么？
欧洲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国与国之间的沟壑也是才消除的。现在国际上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会议、论坛来团结同区域内的各个国家，因为时间和空间在科技和金融的作用下大大变小了，一旦速度跟不上，就是一种落后。
去了博鳌论坛，找到了日内瓦或是法兰克福的感觉。现代人懂得了国家的沟壑实际上是最脆弱的。因为这些沟壑都是政治、历史人为的产物。不像某些沟壑，一旦形成，就很难做到真正的恢复。比如说心理的沟壑——利苍完全有能力告老还乡，但是他没有。
站在那些展品旁，我又不自觉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在马王堆博物馆之后，有几个小的展厅，一般人也懒得去看。这样一来，里面很多珍贵的东西都被人忽视了。但是这些小展厅的馆藏价值，绝对不亚于马王堆。所谓珠夺玉辉，就是这个道理。
有一个青铜器展厅，我很感兴趣。里面陈设了大量的青铜器，都是商周时代的。可惜有很多是复制品。博物馆放复制品，这在国外是绝对没有的，中国近年来也很少。仔细看看了介绍，一看吓了一跳，在每个复制品的下方都有这样的小字：
“原品藏于东京博物馆”
“原品藏于大英皇家博物馆”
“原品藏于美国西雅图国立艺术博物馆”
……
敦煌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对于一个粗通道理和文化的人来说，是非常不能容忍的。再走走，忽然看见某个空档连复制品都没有了，直接糊上一张纸条“由于交流需要，送到国外某（大学）展览”。
这就很荒谬了，一方面，耗资数十亿修建了这样一座高档次的博物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些文物。在瑞典和南非，很多展品是根本拿不出来的。一旦放进去，就永久的锁死了，连核弹头都炸不开。我去了那么多的博物馆，确实没有见过哪个博物馆像这样的，东西放进去了，还能拿出来，像商场的柜台一样。
在这里我并不是批评博物馆做得不对，而是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有些东西，是根本没有必要送出国去给人家看的，一方面，这些东西本身脆弱，沿途飞机颠簸，很容易破碎，另一方面，送出去的东西，价值远远不如人家过来看你放里面的东西。
我听见了几个澳大利亚的游客在议论这里的工艺品之精美，“这样好的东西，太让我激动了。”
我敢确定，这个声音在外国绝对没有如此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