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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等学术机构往下看，用大量观察（mass－observation）
的法子去看。〃物质〃方面，我们早已是〃西学为用〃了！除了我的长袍和少奶奶们的绣花鞋外，还有几件东西不西化或受西化的影响？（女人的旗袍已暴露到〃苏茜黄的世界〃，这真使洋婆子羡煞！）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几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
最低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知识分子从学理工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者小蠹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两百八十八年以前，吕留良在他答张菊人的信里，痛苦地写道：
……横术广广，吾道无人，其可不疾病屈头而肩此大担那……亦以同溺于漩涡之中，不得不号责子有力善泅者耳。（《吕用晦文集》卷一）
几年来，在守旧的〃漩涡〃，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来游泳给我们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后我只好自告奋勇。也许我游不到、游不快、游不好，但我总费劲游了就是。我不游，我干什么？难道我也去打牌？
李敖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后记〕这信发表在《文星》第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台北出版）。发表后，自然又被文警和文丐臭骂一通。东方望看了我这封信，写了一篇《要学〃打牌〃》（《文星》六十号《忽然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感慨他说：
如果自问不是〃有力善泅〃者，总以少下水为妙。于是乎只剩下一样玩艺儿我可以学：打牌。
这段有趣的提示，也许值得每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既不〃有力善泅〃、又不学〃打牌〃的人，往往都给东方望惹来麻烦。东方望曾负〃生教〃重任，我后来在〃生教所〃，就受他管辖。〃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这位老〃朋友〃，使我人生多了离奇的一页！附录 吴心柳先生来信李敖先生：
最近一连读过您几篇文章，又隐约发现您也是青年人，故而对文章后面那个挥洒凌厉、周敏好学的〃影子〃，十分心仪。虽然，我不尽然同意您的观点，但这封信的主旨，仍然是一个议者对作者所乐于表达的一种敬意。
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懂哲学，但对于最近的东西文化论战。
感到头昏目眩。第一、我觉得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太监〃，您的〃梅毒〃、〃大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这真是一种难堪的技术犯规。第二、我觉得参战双方首先应该把〃西方文化〃立一界说，主张全盘西化的，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西方文化也有多种多类，是否照单全收？会不会拉肚子或撑死？我们外行人比较要先知道这一点，不然文理淆混，徒见意气。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吗？我已同时向萧盂能、陈小鲁二兄发出呼吁，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因此，我倒很想读一篇您写的：《我们要从哪里吸收西方文化？》。若此文一出，对徐道邻先生那封公开信，也算有了答复了（徐先生说您主张吸入梅毒呢！如不弄清楚，恐怕台北市卫生局也不答应的）。还有：每月花钱买杂志的人，也是喜欢〃对愈小的事情知道得愈多〃的（至少这种人不会大少）。我希望学史的人挺身而出。
以一种科学而负责的精神，把中西文化的本质做一定量与定性分析，除去其〃最大公约数〃（这一部分东西最容易给学混子会来踢皮球了），把剩下精粹相异之点，来一个分析比较，然后登高一呼：〃我主张丢掉米饭改吃面包！〃就是错了，也比胡秋原先生那种〃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要可爱得多。至于四十年前的尊攘德赛之论。
当时已嫌太笼统，今天不该说得更清楚一些么？
当然，〃立界〃绝非易事，事实上，今天的东方不管你反对与否，也正在不停的〃西化〃之中。在台湾，没有人再以为啤酒、香烟、电影、西装，为西方〃文明〃了；但在日本，连歌剧、基督教（所谓〃小群〃的）、原子炉、军刀机都以为是他们自己的了。我们局外人就是想知道在史学家心目中，中国人应该如何丢掉那块〃沿习之饼〃（The Cake of Custom），而借摹拟、消化，去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个体而已。
您是学历史的么？如果不，这份业余或半业余的研习精神可真惊人。我是一个新闻记者，非对历史与文化前途有特大兴趣，只是像采访新闻一样，想知道〃事实〃而已。
吴心柳
三月十三日香港
〃文化太保〃谈梅毒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
六十年前（一九0一），一个穷小子出身的法国戏剧家白里欧（Eusene Brieux）发表了震撼一时的名剧——《梅毒》（Les Avaries，直译《损害》，英译DamagedGoods），这是继易卜生（Ibsen）的《群鬼》（Ghosts，1881）以后，用最婉转的手法，写出梅毒的可怕的重要著作。全书不用一个刺激道学家的字眼，却道尽了道学家所难表现的〃道学〃。
故事的男主角是一个法国年轻人，在他快跟表妹结婚前，被医生检查出来有梅毒。医生警告他在三四年内不能结婚，他不服气，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来治。半年后，他以为治好了，就结了婚。没想到第一个小孩生下来就长出恶疮，他的太太明白了怎么回事，一气之下，抱着小孩就回娘家了。
白里欧在这个剧本里，借着医生的口吻，把梅毒对社会的危害，描写得非常细腻，同时他又指控社会上的一些颇有问题的观念、指控江湖郎中、指控假道学。毫无疑问的，他这部作品是〃梅毒史〃上的重要文献〔注一〕。
大约在白里欧写这本文献前四百年，欧洲大陆上有了梅毒。梅毒从哪儿来的已不可详考，但是哥伦布航海前，在欧洲文献中找不到有关梅毒的纪录。所以合理的证据是：梅毒是从哥伦布的水手身上传回去的，最早是从古巴、海地传到西班牙。由美洲传到欧洲，再由欧洲传到亚洲，正好逆着麦哲伦的航线绕过来，这也可算是新大陆的居民对船坚炮利的文明的一种回敬，正所谓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明即梅毒）。
这种回敬何时敬到中国来，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年代，最晚不会晚于一五0五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这一年，正是哥伦布去世前一年，距离发现古巴、海地等岛不过十三年。十三年间，梅毒遍历美欧亚三洲，不能不说是高速度的〃文化交流〃〔注二〕！
在一五0五年以前，中国书籍中，没有关于梅毒的记载，有人以为司马相如传中的〃消渴〃〔注三〕、李白诗中的〃花柳〃〔注四〕、孙思邈医书中的〃恶疮〃〔注五〕都是古代有梅毒的明证。其实这些都是穿凿附会，梅毒根本是舶来品，是道道地地的洋鬼货。
梅毒本是〃杨梅毒疮〃的简称（见张介宾《景岳全书》（单方》）。因为毒疮像杨梅，所以也叫杨梅疮。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杨梅疮总论》说：
夫杨梅疮者，以其形似杨梅。
《疮疡全书》中〃杨梅〃条下说：
一名广东疮，一名霉疮。
梅毒所以叫做广东疮，是因为是由广东向内地传来的。
冒一五四五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出版的俞弄《续医说》草薢土茯苓条：
〔明孝宗〕弘治未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痈疾，终身不愈云。
这是梅毒来华四十年后，一位有心人的纪录，实在是绝好的史料。一五八八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参十八土茯苓条下集解又有一段补充说明：
土茯苓，楚蜀山普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瘤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
他又记梅毒蔓延的情形说：
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以上的文献既告诉我们梅毒兴起的年代，我们立刻可以
队其他的医书上得到旁证：
一、在明宪宗以前的医书中，看不到杨梅疮三个字；（一）刘宋厚：《玉机征义》，一三九六（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卷十五疮疡门只有治下疳疮和治便毒方。
（二）熊宗立：《山居医方便宜》，一四四一（明英宗正统六千）卷七只有诸淋、妒精下疳疮、阴头疮。
（三）王玺：《医林集览》，一四三二（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卷于五只有淋遗泄疳疮、妒精疮、便毒。
二、在明世宗以后的医书中，可以看到杨梅疮： 表略
这些著作年表〔注六〕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的看出来，梅毒的传入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十六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注七〕，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间，它好像骄做的告诉那些为西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舍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
在上面的文字里，我用了一点简略的考证，考证梅毒溜进中国的历史，我所以愿意公布这段考证，乃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文化问题的论争上，这段考证可以轻易的使许多谬说变为可笑。
原来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
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
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头摆尾的大作文章；正因为〃大同〃
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所以，流风所及，一个屠户，可以挂着羊头，卖他的狗肉；一个皇帝，可以打儒家的招牌，演法家的戏法；一个国粹家，可以领美国人的津贴，大骂别人崇洋媚外。可是，大家谁也不警觉，大家还是唱高调。
大家把调儿唱得高高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