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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香妃就是容妃。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都有关于容妃的史实。
《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lài）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据学者考证：容妃（1734～1788年），霍卓氏，又作和卓氏，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十五日，比乾隆小23岁。容妃进宫时间说法不一：一说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春入宫，年27岁。初为贵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册封为容嫔，年29岁。册文说：“尔霍卓氏，秉心克慎，奉职惟勤，壸（kǔn）范端庄，礼容愉惋。”每年例银300两（相当于知县的五倍）。她的哥哥也被封为辅国公。乾隆三十年（1765年）南巡，容嫔随驾，到过扬州、苏州、江宁（南京）、杭州。乾隆特意按回部习俗，赏她羊肚片、炖羊肉等食物。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册封为容妃。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春，容妃随皇太后、乾隆东巡，游览泰山、祭拜孔庙，路上受赏回回饽饽等食品。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容妃随乾隆到盛京，在塞外中秋之夜，受赏“奶子月饼”。到达木兰围场，乾隆猎获野猪和狍子，赏众妃野猪肉，而赏容妃狍子肉。乾隆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回俗清真饭菜如羊肉馄饨等。
乾隆帝还为容妃修建宝月楼。宝月楼就是今中南海新华门门楼。这里明朝为南台，没有大的营建。清顺治、康熙年间两度扩修，为避暑之处：东为春明楼，西为湛虚楼，南为迎薰亭，北为香（jǐ）殿、涵元殿、翔鸾阁，加上殿阁两旁的翼楼，都属于瀛台的范围。清末光绪被幽禁在瀛台。民国初年，清室尚以优待条件居住在大内，外朝则先归民国政府。民国间先改皇城正中之门名为中华门。中华门在明朝称大明门，清朝称大清门，民国呢？有人献议：“大内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今国为中华民国，而正朝之门通当东华、西华之间，天然一中华门也！”语既巧合，遂为定议。不久以西苑为总统府，府门与正朝门相并，必距长安街以辟宝月楼为府门，位置适合。今之新华门，就是往昔清朝宝月楼下所开辟之门。
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回族妃嫔的先例。容妃以回部女子至清朝，乾隆不把她安置在后宫，特营建西苑宝月楼，作为金屋藏娇之所。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乾隆御制诗中，有关宝月楼的诗很多。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夏月，诗云：“轻舟遮莫岸边维，衣染荷香坐片时；叶屿花台云锦错，广寒乍拟是瑶池。”此以嫦娥比拟容妃。二十八年（1763年）新年又作诗云：“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乾隆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
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乾隆为容妃兴建宝月楼的原因是：
第一，言语文化不同。容妃讲维语，不便与诸妃嫔住在一起交流，特隔于南海最南之地，其地又距外朝之外垣。这里同皇宫既联系又分割，环境优雅，湖水涟漪。乾隆会维吾尔语，可以同容妃用维语直接交谈。
第二，饮食习惯不同。皇后的正宫坤宁宫兼作萨满祭祀的场所。坤宁宫每日进猪两口，在神案上宰猪，在大锅里煮猪肉，祭祀敬神。元旦祀神，皇帝、皇后行礼；春、秋两大祭，皇后亦到，妃嫔自当侍从。而最尴尬者，则为后妃受胙（zuò），是一种猪肉米饭，这是回教徒所万万不能忍受之事。将容妃单独安置在另一个生活区域，生活上很是方便。
第三，生活风俗不同。维族的衣服、装饰，同皇宫的后妃、宫女都不同。皇宫除御花园外，别无游观之处。乾隆筑宝月楼于瀛台之南，则随时可以驾幸西苑，而不必如临圆明园，路途既远，又烦出驾。容妃在这里则可免去其他妃嫔争宠之扰。
第四，宗教信仰不同。满族的宗教是萨满教，乾隆又崇奉喇嘛教。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要做礼拜。容妃所居之地，隔长安街而对回子营，建回教礼拜堂及民舍，并使内附之回民居住，屋舍皆沿袭回风。容妃站在楼上，可以望见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容妃因病去世，年55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有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容妃应是民间传说的香妃。香妃与容妃是一人还是两人，学界看法尚不一致。
近年研究香妃的著作很多。一本书名就叫《香妃》，作者于善浦、董乃强是清东陵的文物专家。他们在书中说，1979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清东陵乾隆裕陵的妃嫔园寝中，有两座妃嫔墓穴因漏雨而塌陷。文物工作者在清理墓穴时，发现许多珍贵实物，从而揭开了香妃之谜。在查证史料及清宫档案之后，对乾隆41位后妃中惟一的维吾尔族的女子，有了新的认识。作者认为，这位当是容妃，也就是传说的香妃。另一本书名叫《香妃考证研究》（正、续集），是台湾姜龙昭先生所著。作者对戏剧小说中所写的香妃和史学家所讨论的香妃，都有说明、讨论、考证和判定。作者原来为了编写香妃的电视剧而做研究工作，自费到北京、河北、新疆考察，汇集资料，编为书籍。
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是一代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顶峰，但各种矛盾也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却潜伏危机。
盛世下的危机
前几年，海外某大学的一位历史系主任、著名清史教授计划同笔者合作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的课题，如果批准，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课题费，但要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评审委员会通过。后来这位教授告诉我：课题没有被通过。因为基金会成员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康熙—乾隆时代，不是黄金时代，而是专制黑暗时代。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是：人们在用两只眼睛看乾隆。
乾隆皇帝弘历在位60年，做的事情太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据笔者统计，共有13580136字，还未计标点符号。乾隆皇帝所做出的主要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件事：
第一件是编修文化典籍。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康熙前面已经叙述，是一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主要有：
（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第一份告成，共收书3461种、79309卷。随后继续进行，到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又告成6份，已历时15年。后再查核、校误和补遗，直到五十八年（1793年）才告结束，参与者前后4186人，时间长达20年。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其一，保存珍贵遗产。集中全国的力量，对各地图书典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地清理，选择重要的刻本、抄本，缮录采入《四库全书》，使大量书籍虽经天灾人祸而被保存下来。其二，方便学人利用。北到关外，南到江浙，禁城之内，皇家御苑，士林学子，阅览抄录，嘉惠读者。其三，有利文化传承。1983年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流传世界。其四，便于分类检索。“以类求书，因书治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再分44类，又分66目，条理井然，易于查检。但是，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也删了不少书、改了不少书、禁了不少书、毁了不少书。有人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禁书总目》等资料统计，毁书约3000余种、六七万部。可见，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总之，要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乾隆佛装像（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其事，“每得一卷，即行进呈，以候裁定”。后用朱文刻印的《满文大藏经》，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又刻印《大藏经》（也称“龙藏”）。
（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称《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以老满文书写，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抄录七份：《无圈点字档》（草
本）、《加圈点字档》（草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还有《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无圈点老档》原本40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4）乾隆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5）《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6）乾隆重视京师文化，体现在：一是编绘《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共160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做了载述。
第二件是维护、兴建皇家园林。乾隆在北京及京畿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无不体现着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除圆明园被焚毁外，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三件是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园林胜景，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乾隆撰写了大量文章，仅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还有《清高宗圣训》300卷。乾隆尤喜爱作诗。他的御制诗集，登极前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5集，434卷，有人统计，其初集4166首，二集8484首，三集11519首，四集9902首，五集7792首，共计41863首。他的诗总计42613首。而《全唐诗》所收有唐一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帝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留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当然，其中有一些诗为他人代笔）。可以说，乾隆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他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
第四件是蠲（juān）免天下钱粮。御史赫泰曾上疏：“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所以，乾隆断然下令蠲免全国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庆元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400万石［dàn］米），累计蠲免赋银2万万两，约相当于5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蠲免全国钱粮，收到社会效益：“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这话虽有夸饰，但说明此举确实受到欢迎。乾隆蠲免全国钱粮，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在封建王朝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五件是统一整个新疆。北京内城南面西为“宣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