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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为的增长速度大幅减慢，日本企业的三种过剩都会在华为出现。没有及早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会陷于被动。
随着日本企业长时间不吸收新员工，员工平均年龄逐步增大，人才结构由宝塔形转向纺锤形，优秀的人才少，新生力量少，年龄大的一般员工多，使企业缺少活力，而且工资成本较高。由于人才的流动减弱，职位相对凝固，使创新明显不足。
日本企业的内部改革滞后，国内企业竞争不激烈，企业内部员工也缺少必要的竞争。促使企业改革的内因、外因，并没有因为经济不景气凸显。日本企业完全靠自身力量实行较大的改革，十分困难。如前所讲，日本是一个治安很好、生活很舒适、稳定的国家，尽管8年未涨工资，并未足以威胁消费，人们比较安于现状的生活，日本人连留学都很少出去。这种安定，也不利于迫使企业痛下决心进行改革。
尽管他们已废除了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加强了绩效考核，日本企业现在内部也开始进行改组，重新划分结构，从一个大公司什么都干，逐步收缩到几大领域，然后这几大领域财务独立，共同品牌，使核算目标清晰化等，但观念和文化的惯性使这种变革的努力见效不大。
日本企业也开始推行员工持股制度，激活和推动员工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日本的法律原先是不允许员工持股的。但日本企业在根本的竞争力提升上并没有有力度的行动。治标不治本，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苦熬是熬不出头的。
因为日本一贯比较求稳，致使企业经营者年龄偏大，决策过程过于谨慎。许多重要决策必须一致通过，少数人通不过，要做工作，甚至有时做不通就拖着，这种决策的安全性拖累决策的及时性。过于民主的决策体系并不一定是好的。
日本的企业相比亚洲其他国家已经比较国际化，但他们总结他们的失败之因时，还是说他们不国际化。想想华为比松下、NEC的国际化还差多少，有什么可以值得盲目自豪的。亚洲企业的国际化本来就难，我国在封闭几十年后，短短20年的发展，还不足以支撑国际化。华为的国际化步伐更难，仅仅因为大量的外籍员工，读不懂中文的文档，大量的国内员工英文也没过关，就足以看到华为的国际化是多么的困难。如果不克服这些困难，华为也可能是昙花一现。
日本政府也决定在2003年之前，处理完不良债务，把33兆亿日元的债务从银行买过来；实行小政府，确立地方分权；进行税制改革，降低所得税，提高消费税；实行教育改革，改变过去的平均教育法，采取因材施教的分类教育政策，开发人的潜能，提高年轻人的创造力；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引进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IT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打下基础。
华为怎么办？
有人将企业比做一条船，松下电工就把自己的企业比做是冰海里的一条船。在松下电工，我们看到不论是办公室，还是会议室，或是通道的墙上，随处都能看到一幅张贴画，画上是一条即将撞上冰山的巨轮，下面写着：“能挽救这条船的，惟有你。”其危机意识可见一斑。在华为公司，我们的冬天意识是否那么强烈？是否传递到基层？是否人人行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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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篇：任正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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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还未处在冬天的位置，在秋末冬初，能认真向别人学习，加快工作效率的整体提高，改良流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裁减并不必要的机构，精简富余的员工，加强员工的自我培训和素质提高。居安思危，也许冬天来临之前，我们已做好了棉袄。
华为成长在全球信息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中国从一个落后网改造成为世界级先进网，迅速发展的大潮流中，华为像一片树叶，有幸掉到了这个潮流的大船上，是躺在大船上随波逐流到今天，本身并没有经历惊涛骇浪、洪水泛滥、大堤崩溃等危机的考验。因此，华为的成功应该是机遇大于其素质与本领。
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华为经过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会构成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
我们有许多员工盲目地在自豪，他们就像井底之蛙一样，看到我们在局部产品上偶然领先西方公司，就认为我们公司已是世界水平了。他们并不知道世界著名公司的内涵，也不知道世界的发展走势，以及别人不愿公布的潜在成就。华为在这方面很年轻，幼稚，很不成熟。
华为组织结构的不均衡，是低效率的运作结构。就像一个桶装水多少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一样，不均衡的地方就是流程的瓶颈。例如：我公司初创时期处于饥寒交迫，等米下锅。初期十分重视研发、营销以快速适应市场的做法是正确的。活不下去，哪来的科学管理。但是，随着创业初期的过去，这种偏向并没有向科学合理转变，因为晋升到高层的干部多来自研发、营销的干部，他们在处理问题、价值评价时，有不自觉的习惯倾向，以至强的部门更强，弱的部门更弱，形成瓶颈。有时一些高层干部指责计划与预算不准确，成本核算与控制没有进入项目，会计账目的分产品、分层、分区域、分项目的核算做得不好，现金流还达不到先进水平……但如果我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不能使公司的组织均衡的话，这些部门缺乏优秀干部，就更不能实现同步的进步。它不进步，你自己进步，整个报表会好？天知道。这种偏废不改变，华为的进步就是空话。
华为由于短暂的成功，员工暂时的待遇比较高，就滋生了许多明哲保身的干部。他们事事请示，僵化教条地执行领导的讲话，生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成为对事负责制的障碍。对人负责制与对事负责制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对人负责制是一种收敛的系统，对事负责制是依据流程及授权，以及有效的监控，使最明白人具有处理问题的权力，是一种扩张的管理体系。而现在华为的高中级干部都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对人负责制，使流程化IT管理推行困难。
职业化、规范化、表格化、模板化的管理还十分欠缺。华为是一群从青纱帐里出来的土八路，还习惯于埋个地雷、端个炮楼的工作方法。还不习惯于职业化、表格化、模板化、规范化的管理。重复劳动、重叠的管理还十分多，这就是效率不高的根源。我看过香港秘书的工作，有条有序地一会儿就把事做完了，而我们还要摸摸索索，做完了还不知合格否，又开一个小会审查，你看看这就是高成本。要迅速实现IT管理，我们的干部素质，还必须极大地提高。
推行IT的障碍，主要来自公司内部，来自高中级干部因电子流管理导致权力丧失的失落。我们是否正确认识了公司的生死存亡必须来自管理体系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是快速、正确，端对端，点对点，去除了许多中间环节。面临大批的高中级干部随IT（管理）的推行而下岗，我们是否作好了准备。为了保住帽子与权杖，是否可以不推行电子商务？这关键是，我们得说服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不要上，大家都手工劳动？我看是做不到的。沉舟侧畔千帆过，我们不前进必定死路一条。
华为存在的问题不知要多少日日夜夜才数得清楚……
但只要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建设与改进，总会有出路的。就如松下电工昭示的救冰海沉船的惟有本企业员工一样，能救华为的，也只有华为自己的员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美好的明天，全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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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篇：任正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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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总会过去，春天一定来到。我们乘着冬天，养精蓄锐，加强内部的改造，我们和日本企业一道，度过这严冬。我们定会迎来残雪消融，溪流淙淙，华为的春天也一定会来临。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高科技企业以往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惟有惶者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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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篇：刘二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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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二飞，美林中国区主席兼亚太区科技部主管，曾被《全球金融杂志》推选为“全球50位投资银行家”之一，业内大名鼎鼎的“投行专家”。
这半年的经历，让我体会了人生的得失无常，让我在面对金融界的风云变幻时，有了始终能保持处变不惊的心态。——刘二飞
20年投行生涯我从未失败过
哈佛奠定了我做投行的成功基础
我出生在东北，曾经有过两次插队下乡的经历。在吉林省双阳县插队的3年时间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干农活，什么苦都吃过，惟一不同的是别人闲下来的时候，我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背英语单词，读英文原版小说。凭着这点外语，1977年，我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与所有学习外语的学生一样，临毕业，我也动了去美国的念头。但那个时候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哪个学校能录取，我便翻出英文字典后面列出的美国学校名单，逐个写申请信。每封信上贴一张7毛钱的国际邮票，一共发了50封信。1981年，我被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录取了。
到了美国我才发现自己没有用武之地，英语只是让我可以与人沟通，却不能谋生。我决心重新再来，选择了经济与国际关系专业。我首先进入美国一所犹太人的私立大学，做了那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拿到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以后，我又考取了哈佛的MBA。由于费用太高，我推迟了入学日期，进入自己的第一个美国单位：罗西尔投资银行。
刚刚进入罗西尔银行的时候，我对这个行业的一切都还十分陌生。我特意穿了一套新买的西装，可是一进公司才发现，自己那身西服和其他人的不一样，我的西装是浅蓝色的，领带是红色的。下了班以后，我的美国妈妈给我开了个party，庆祝我毕业找到了工作。在那个晚会上，有人告诉我，如果在投资银行工作，那样的打扮是不合时宜的。做投行，我真正的改变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改变的不仅仅是服装仪表，在罗西尔工作的一年里，奠定了我日后的从业方向。也是在这一年里，让我懂得了以前从未听说的“市场”概念，而且还知道，只学经济做不了市场，与“市场”有关的概念还有商业、管理、营销……名目众多的课程，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人生之旅篇
工作一年后，赚够学费，也拿到推荐信，我加入哈佛商学院第一批中国大陆学员的行列。包括我在内，当时就读哈佛的只有3个大陆人。
可进入哈佛时我最初的感觉并不是太好，觉得“太亏”了，因为哈佛上课的日常规律是：老师不讲，学生讲。这和国内的授课方式截然不同。当时我想，这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么，我省吃俭用地攒学费，到这儿是为了学知识的，老师不讲课，那还怎么学呢？
过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哈佛MBA的精妙所在。其实，在学校期间学到什么知识，我现在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哈佛奠定了我做投行的成功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呢？是找到了感觉和自信。
在哈佛的课堂上，老师一般是提问者，他会就一些市场上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提问。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整堂课不见得能辩论出什么是统一答案，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经历、不同思维方式的学生的思维碰撞，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学校还经常请一些国际大公司的老总来演讲，与我们直接对话。这样一来，我们的课堂感觉就变得非常丰富。
“黑色星期五”给了我处变不惊的心态
我进入华尔街是在1984年。从哈佛商学院拿到MBA以后，我在华尔街5大投行缤纷悦目的聘书中选了一份较为中意的，轻轻松松地成了华尔街上的第一个中国人。在那以前，有些美国人甚至还不知道北京在哪儿。
我选中的是世界3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高盛。让我自豪的是，这些声名显赫的国际大投行，当时为争夺我这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也算是各显其有了：高盛的承诺就是，除了10万的薪酬以外，还马上帮我办绿卡。
可是，我进入高盛刚两个月，美国就爆发了“黑色星期五”大股灾。简直就是一盆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