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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餐馆坐下，那情形简直像上了月球。那位女士走过来，眼神滑稽的看看我，递给我一份菜单，但是菜单上写的是中文，过了半天，我索性指了四、五样不同的东西，心想总有一样可吃吧。老实说，那几样菜都很好吃。吃完了，我付了帐，走到街上，想摸索回饭店，但是大概走了几个小时，他们才把我带走。
接下来我只知道我进了监牢。有个会说英语的高大中国人，他问了我各种问题，还请我抽烟，就好像老影片里面的情节。到了第二天下午他们才终于把我救出来；威克先生来到监牢，交涉了大约一个小时，他们才释放我。
威克先生气得跳脚。“你明白吗，阿甘，他们以为你是间谍？”他说。“你可知这件事对我们的全盘努力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你疯了不成？”
我正想告诉他，“不，我只是个白痴，”可是想想又算了。总之，那件事之后，威克先生从街上摊子买了个大汽球，系在我的衬衫钮扣上，这样他就可以“随时”知道我在哪儿。
还有，从那以后，他在我的衣服下摆别了张字条，写明我的身份和住处。这做法令我觉得自己像个蠢蛋。
我们的乒乓球比赛就要结束了，我已数不清谁输谁赢。如今我成了中国人的民族英族之类的人物。
“阿甘，”威克先生说，“你的愚蠢似乎变成了项优点。我已接获报告。中国特使愿意开始讨论与我们重新展开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还有，中国人希望在北京市中心为你举行项盛大游行，所以我期望你行为得体。”
游行在两天后举行，场面真是壮观。街道两旁大约一亿中国人，我经过时他们都挥手鞠躬等等。游行预定在人民大会堂结束，那地方可算是中国的国会山庄，同时毛主席将亲自接见我。
到了那儿，毛主席一身干干净净，欣然见我。他们已布置了一张大桌子吃午餐，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午饭吃到一半，他凑来对我说：“我听说你打过越战。请问你对这场战争有什么看法？”一名翻译把他的话翻译给我听，思索了一阵子，不过我心想，管它的，他要是不想知道就不会问，于是我就说：“我认为那是一场狗屎战争。”
翻译转述给他听，毛主席脸上露出错愕之色，看着我，但接着他两眼一亮，绽开大大的笑容，跟我握手又点头，旁边的人赶紧拍下这一幕，后来上了美国报纸。但在这之前，我始终没告诉任何人当时我说了什么话让他笑得那么开心。
动身当天，我们走出饭店，外面围了一大群人欢呼鼓掌，目送我们。我回头看，人群中有个中国妈妈肩上扛了一个小男孩，我看得出他是个纯正的白痴——斗鸡眼，舌头挂在外面，流着口水，絮絮叨叨，就像他们那种白痴的模样。呃，我情不自禁。威克先生曾命令我们，没有他的许可绝不能主动跟任何中国人接触，但是我还是走过去。我口袋里有两个乒乓球，我拿出一个球，拿了枝笔在球上画了我的标志X，然后把球给了小男孩。他立刻把它塞进嘴里，但是，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他伸手抓住我的手指。接着，他笑了—一个大大的咧嘴笑——突然之间，我看见他妈妈眼中含泪，她叽叽呱呱说起话来，我们的翻译员跟我说，这是小家伙平生头一次笑。有些事我可以告诉她，我想，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
总之，我起步走开，小男孩扔出乒乓球，刚好弹到我的后脑，我真走运。居然有人应在那个当口拍了张照片，结果，当然，上了报纸。“中国儿童表露他对美国资本主义者的仇恨，”图片说明这么写。
话说回来，当时威克先生过来把我拉走，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已经上飞机升空了。威克先生坐在我旁边，而机上刚广播叫我们不要起身，要系上安全带。呃，我听了他的话只扭头看看他，然后放了个平生最大的屁。那个屁听起来像电锯的声音。威克先生两眼暴凸，说：“啊—！”接着拍手扇空气，同时急忙解开安全带。
一个漂亮的空中小姐跑过来看看这番骚动是怎么回事，威克先生在那儿又咳又呛，突然间，我也扇起空气，捏着鼻子，指着威克先生，一面嚷“谁来打开窗于！”之类的屁话。威克先生嘛，他整个脸胀得通红，连声抗议，也指着我，但是空中小姐只是微微一笑，回到她的座位。
等他停止结巴等等之后，威克先生调整他的领子，压着声音对我说：“阿甘，你那样做粗俗到了极点。”但我只是咧嘴笑着，直视前方。
回国之后，他们把我遣回狄克斯堡，但是，并没有安排我回到蒸汽连，反而说要让我提早退伍。顶多过了一天左右，我就退伍了。他们给了我一点钱当作回家的路费，我自己也有一点钱。这下子我得决定未来要怎么办了。
我知道我该回家看望我妈妈，因为她现在住在贫民之家等等。我认为我也该开始进行养虾生意，开始给自己的人生闯出点名堂，但是心底里我始终想着在哈佛大学的珍妮。我搭巴士到火车站，一路上我苦思怎么做才好。但是，等到买车票的时候，我告诉售票员我要去波士顿。有的时候实在不能让对的事情妨碍你。
第十章
我没有珍妮的地址，只有一个邮局信箱号码，但是，我有她的乐团演出场所的名字。那地方叫做“何爹俱乐部”。我试着从火车站走到那儿，但是一再迷路，最后，我叫了辆计程车。当时是下午，俱乐部里空荡荡的，只有两个醉汉和昨晚留在地板上的半瓶啤酒。但是，吧台后面那个家伙说，珍妮他们九点左右会到。我问可不可以等她，那家伙说，“行，”于是我就坐了五、六个小时，让两只脚好好休息了一下。
言归正传，那地方渐渐客满。客人多半是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但打扮像杂耍中的畸型人。人人都穿着肮脏的蓝色牛仔裤和T恤，所有男生都留胡子戴眼镜，所有女孩的头发都好像随时会有只鸟飞出去。一会儿乐团上台，布置乐器。总共有三、四个家伙，他们拿着那种巨大的电玩意，到处插电。这跟我们在大学学生会玩的那一套大不相同。而且，我没看见珍妮的影子。
他们安装好那些电玩意之后，开始演奏。我跟你说，朋友：那玩意可真吵！各种彩灯开始闪烁，而他们演出的音乐像喷射机起飞的声音。但是观众爱它，等他们表演完了，所有人欢呼呐喊。继而一束灯光落在舞台例台，她就在那儿——珍妮！
她跟我认识的她不一样了。其一，她的头发留到屁股，而且在室内戴太阳跟镜，还是在晚上！她穿着牛仔裤，衬衫上挂着许多金属片，活像电话接线盘。乐团又开始演奏，珍妮开口唱歌。她抓着麦克风，一面绕着舞台跳舞，又蹦又跳，挥动着胳膊，还甩头发。我极力了解歌词内容，但是乐团奏的音乐太响，捶着鼓，敲着钢琴，狠拨电吉他，轰隆隆的，天花板都快陷落似的。我心想，这是什么鬼玩意？
唱了好一会儿，他们休息片刻，于是，我起身想走进通往后台的那扇门。但是，门口站着一个家伙，他说我不能进去。我回座位时，注意到大家都盯着我的陆军制服。“你那身服装可真不一样啊！”有人说，另一个人说：“滚出去！”又有个人说：“他是真人吗？”
我又开始觉得自己活像个自痴了，于是，我直接走到外面，心想或许可以散散步，理出个头绪。我大概走了有半小时左右，等我回到那儿，外面有一大排长龙等着进去。我走到前头，试图跟那家伙解释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但是，他要我排到尾巴等着。我想，我在外面大概站了一个小时左右，听着里面传出的音乐。老实说，从外面听那音乐实在悦耳些。
总之，等了一阵子之后，我感到无聊，于是沿一条巷子绕到俱乐部后面。那儿有几级小阶梯，我就坐下来看着老鼠在垃圾堆中相互追逐。我的口琴在口袋里，于是；为了打发时间，我就拿出来吹了一下。我仍旧听得见珍妮的乐团奏出的音乐，过了一阵子，我发现自己可以配合他们；好比用变化音栓降半音，就可以配上他们的调子。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但是，没过多久我就能够自己发挥，可以飘到C大调，而且出乎意料，自己吹奏起来那曲子并不那么难听——只要不必同时去听它。
突然间，我身后的门“砰”的打开，珍妮站在那儿。我猜想他们又休息了，但是我没在意，继续吹我的。
“外面是谁？”她问。
“是我。”我说，但是巷于漆黑，她把头探出后门，又说：“是谁在吹口琴？”
我的起来，有点尴尬，因为我穿的是陆军制服，但是，我说：“是我。阿甘。”
“是谁？”她说。
“阿甘。”
“阿甘？福雷斯特·甘！”突然间她冲出门，扑入我的怀中。
珍妮和我，我俩坐在后台叙旧，直到她必须再上台演出。她并不完全是辍学，她是被退学的，因为，有天晚上他们发现她在一个男生房间里。当年这种违反校规的行为是要退学的。五弦琴手不愿当兵，逃到加拿大去了，乐团因此瓦解。珍妮去加州住了一阵子，还在头发上插朵花，但是，她说那些人是一群怪物，整天喝药喝得昏沉沉，后来她遇见这个家伙，就跟他来到波士顿。他们做过一些和平示威游行等等，但是，原来他竟是个同性恋，因此她跟他分手，后来跟上一个玩真的示威者，那人制造炸弹等等，炸毁建筑物。那段关系也不成功，之后，她遇上一个在哈佛大学教书的家伙，但结果他是有妇之夫。过后，她交上一个看起来真的很善良的家伙，只是有一天他偷东西害得他俩被捕，她这才决定该振作自己了。
她加入“裂蛋”乐团，他们演奏一种新的音乐，渐渐在波士顿附近相当受欢迎，下个星期他们甚至要去纽约录音准备灌唱片了。她说目前她跟一个哈佛的家伙交往，他是个哲学系学生，不过，今晚演出完毕，我可以去跟他们一起住。我非常失望她有了男朋友，但是我无处可去，因此就这么办了。
她男友名叫鲁道夫。他个子瘦小，体重大概一百磅左右，头发橡拖把，颈子上接着许多珠子，我们到达公寓时，他正坐在地板上，像个印度宗师似的静坐冥思。
“鲁道夫，”珍妮说，“这是阿甘。他是我的同乡老友，会跟我们住一阵子。”
鲁道夫没吭一声，只是挥挥手，就好像教主在赐福什么似的。
珍妮只有一张床，但是，她给我打了个小地铺，我就睡那儿。它并不比我在军中睡过的许多地方差，而且比某些地方强多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身，鲁道夫仍坐在房间中央冥思。珍妮给我弄了些早餐，然后，我们让鲁道夫坐在那儿，她带我去参观剑桥。她劈头就说我得弄套新衣服，因为，此地的人不明究竟，会以为我想唬弄他们。于是我们去到一家旧货店，我买了一套连身裤装和一件夹克，就在店里换了衣服，把军服装在纸袋里。
我们在哈佛大学闲逛，珍妮居然遇上她以前约会的那个已婚教授。她仍然对他态度友好，即使私下她管他叫“卑鄙的杂碎”。他的名字是奎肯布希博士。
总之，他十分兴奋，原因是下星期他要新开一门课，是他独个儿想出来的一门课。这门课叫做“世界文学中的白痴角色”。
我开口说听起来这门课很有意思，他就说：“呃，阿甘，你何不来旁听？也许会喜欢。”
珍妮神情有点滑稽地看看我们俩个，但是她没说话。我们回到公寓，鲁道夫还一个人坐在地板上。我们进了厨房，我非常小声问她，鲁道夫会不会说话，她说，会，迟早。
那天下午珍妮带我去认识乐团其他成员，她告诉他们我吹口琴有如天籁，今晚何不让我参加他们的表演。其中一个家伙问我最喜欢吹什么音乐，我说“狄克西”（即美国南方音乐，或爵士乐），他说他好像没听见我说什么，珍妮立刻插口说：“那不重要，等他听惯我们的东西就会跟得上了。”
于是，那天晚上我跟乐团合作演出，大家都说我很有贡献。能够坐在那儿看珍妮唱歌，在舞台上满场飞，我很快乐。
星期一，我决定去旁听奎肯布希博士的课，“世界文学中的白痴角色”。这个名称就足以让我自觉有点儿了不起。
“今天，”奎肯布希博士对班上说，“我们有一位客人，他会不时来旁听这门课。请欢迎福雷斯特‘甘先生。”所有人转向我，我略微挥个手。开始上课了。
“白痴，”奎肯布希博士说，“多年来在历史和文学上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我想各位都已听说过从前的乡下自痴，他们通常是住在乡村的某种低能儿。他经常是被嘲弄轻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