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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在创作中总是提到闹蛾、雪柳，也许是因为这两样饰物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其实当时冠子上要“簇戴”的内容，远不止这两样。宋人笔记中多有谈及，如朱弁《曲洧旧闻•；续螅c说》中“元宵节”条所述：“又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鬓参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其名件甚多，不知起何时，而词客未有及之者。晏叔用《上林春慢》云：‘……素蛾绕钗，轻蝉扑鬓，垂垂柳丝梅朵。……’”文中尚疏漏了当时也为女性必带的一种头饰——“菩提叶”（《武林旧事》“元夕”），所有这些精巧的小玩意儿要“参插”而“袅袅满头”，就是所谓“簇带争济楚”，该戴的节日饰物都要多多地戴整齐，一样不落，才算时髦。须知宋代冠子的样式千奇百变，造型往往极其夸张，比如有高二三尺的高冠，以至于戴冠人只有侧着头才能进得轿子。在这种种奇特冠子上，插满那许多随步颤摇的小饰物，宋代妇女头饰的放纵恣肆，显然构成了盛大狂欢夜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当然，有需求就有商机，在元宵节，叫卖闹蛾等饰物的小贩也满街都是（见《东京梦华录》“十六日”、《梦粱录》“夜市”），这就让梁山好汉时迁有了方法来伪装自己的秘密武器。元宵，是狂欢夜，是多情夜，却也是英雄奋起的壮丽之夜！
补言：此文发表后，承蒙扬之水特意教示，宋人绘画《大傩图》中，具体画有人们在头上簪戴“闹蛾”的情景。找来此画一看，果然其中表现有多种形式、规格、装饰方式的闹蛾。其中，画面下方最右一人，高帽旁斜伸出一只蝴蝶，凌空挑立着，其下同时簪有一簇花饰，这显然是“闹蛾斜插”，由此可以推想宋代女性冠旁彩蝶颤颤的光景。另外，画左一老人帽前插饰的一只闹蛾，不仅惟妙惟肖地传达出了飞蛾的形态（其他几处闹蛾的样式，与其说是飞蛾，不如说更像玲珑的蝴蝶），而且，让人叫绝的是，这一闹蛾的一对触须，被夸张地用一对孔雀翎来代替，摇摇地伸在半空里。宋代闹蛾中的高档货有多么奢侈，女性“簇戴”的风光有多么热闹，当时元夜是何等的升平气象，由这个小小细节，让人产生无限遐想。还有三人帽旁簪着缀满梅花的梅枝，并有竹叶与梅枝相配，显然就是“玉梅”；一人帽前有一簇叶饰，当为“菩提叶”；又有两人帽旁伸出一簇翠色的小树枝，或许即为“雪柳”吧。
第13节 开合里的风光
大约十年以前，欧美时装设计师曾经设计出一种女装款式，是贴身穿一条短裤，再在短裤外穿一条长裙。去年，又有人推出穿一条短裙在内、外罩一条长裙的“新款”。这些款式有一个共同特点，罩穿在短裤或短裙外的长裙，不是筒式裙，而是片裙，向前或向一侧合围。女性在行动当中，长裙的裙片时开时合，藏在长裙内的短裤或短裙，以及女性的一双玉腿，便在裙片的开合中半露半掩，或隐或现。设计师说得很“玄”：这围在外面的长片裙就如舞台前的帷幕，时而拉开，时而闭合，开时风光旖旎，撩人心弦，闭时幕影沉沉，逗人遐思——据说是既满足了女性展示自身的欲望，又增进了女性的神秘感。
时装款式要年年变化，这是时装工业保持兴旺的需要。为此，设计师们便不得不绞尽脑汁，不断翻新花样，煞是辛苦。在已经将短裤与长裙、短裙与长裙结合在一起之后，当今的时尚天才们不知是否愿意向千余年前的宋代妇女取一回经——在两宋女装中，流行过一种将喇叭裤与长裙或短裙结合的“款式”，与当代大师的设计相比，只怕千余年前的这一种“时世装”倒更具有“奇装异服”的灵彩。
“瑟瑟罗裙金线缕，轻透鹅黄香画袴”，《花间集》中西蜀顾敻的一首《应天长》，将主要流行在两宋时代的这一种独特衣式描绘得很是清楚，一条以金线作花绣的碧罗裙，罩穿在鹅黄色有纹彩的长裤外，因为罗裙很薄，鹅黄彩裤便从碧罗浅色中隐现出来。在两宋传世绘画、墓室壁画、画像砖、俑偶等各种形式的艺术中，处处可见穿着这一衣式的女性形象。例如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的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中的壁画上，只有上了年岁的主妇穿着细褶长裙。其余的女性，无论小姐、丫环还是仆妇，都是身着喇叭型长裙裤，裤管肥阔，裤脚长拖在地面。在裙裤外，自后向前围系一条长片裙，裙片的两襟交合在身前，穿裙人在走动、坐卧当中，交拢在身前的裙片忽开忽合，裙裤便在裙片的开合中半掩半映，或隐或现。不过，古人以为将裤裆暴露在外是极为猥亵、可羞之事。所以，宋代妇女在裙裤外、长片裙内再围一系短裙，将裙裤的裤裆部分遮掩起来。在宋代，人们将女性所穿的这种长裤称为“裆裤”；罩穿在外面的薄裙，习惯上称为“笼裙”。裆裤、笼裙，以及二者之间的短裙，便构成了这一衣式的基本形式。
两宋艺术中表现的笼裙，大多为布满细褶的百褶裙。至于被掩映在笼裙内的裆裤，是这一衣式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宋代女性对之很是重视，运用巧思，为裆裤设计了极其独特、奇巧的形式。黄升墓中出土的裆裤实物，是将裆裤以上部分的裤料裁减去一角，裤裆及裆部以下的裤管则加缝一片裤料，这样自裆部至裤腰呈逐渐缩窄之势，裆部以下却趋于宽肥，形成上窄下阔的形制，无异于“喇叭裤”。而且，裤裆垂大、裤管肥阔，又正形同“裙裤”。两宋艺术中，女性在穿着这种裆裤时，那情形确是裤管肥阔垂荡、裤脚长拖在地面，看去很是洒脱。黄升墓出土的“喇叭裙裤”在形式上还有一个十分新颖之处：在朝向腿外侧的裤管中间，自裤脚至裤管中部上下，留有一道开衩，这道开衩不仅使裆裤更加呈现为上狭下广的喇叭型，而且，还使两只裤管在外侧各出现一个微微张敞的衩口。当然，在那一时代，女性不可能裸露双腿，因此，女性要在这一条“侧开衩”裤内至少再穿一条通常样式的长裤，如此，显露在“侧开衩”裤两侧时敞时合的衩口内的，不过是衬穿在内里的另一条裤的些许裤管而已。不过，这一设计显然令本已颇为繁复的衣式中又多了一层细节的、层次的变化。为了追求细节变化的丰富，黄升墓出土裆裤的开衩两边还各缝制有一重褶裥。似这等在裤侧作开衩，在开衩中作褶裥的长裤形式，怕是很少有的吧！从两宋艺术中可知，宋代女性无分贵贱，都颇为青睐这种两侧开衩的喇叭裙裤。传世宋人画作《花石仕女图》中，戴高冠仕女便穿着一条异常长大、两侧开衩的裙裤，裤侧的开衩中明显现出衬穿在内里的另一条长裤的部分裤脚。南宋画家李嵩《货郎图》、楼《耕织图》、佚名宋人画作《瑶台步月图》、《蕉阴击球图》，以及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画像砖上，女性所穿裆裤则与黄升墓出土的实物一样，在裤管外侧的开衩中做有褶裥。其中，《货郎图》的画面右部有一位抱婴孩的村妇，她那做有褶裥的裆裤开衩两侧还缝缀有细带，在敞张的衩口间结成一个花结。可见，在当时女装中的喇叭裤在样式上、装饰细节上尚有许多巧妙的变化。
一条未开衩的长裤，外套一条两侧开衩的喇叭裙裤，其外再围一条短裙，短裙外复围系薄透的百褶笼裙，不但是层层叠叠，不胜繁复，而且处处是半开半掩，欲露还休。宋代女性的追求，大约与现代时装大师的想法不谋而合，是视衣裙如同帷幕，故意令其半开半闭，使人对帷幕内的风光欲窥之则不能，欲罢之则不甘。不过，当代时装设计师造出的款式中，仅仅凭一道长裙制造神秘效果，这就正如今日的舞台上要设置一道帷幕，帷幕开合之间，只让人看出其中其实并无秘密，不过是设计者们在故弄玄虚。宋代女性发明的款式，那真得说是罗幕重垂，“珠箔银屏迤逦开”了，繁复的服饰样式，完全抹去了女性身体的形象。女性是否因此而多添了几重神秘感呢？只有天晓得。不过，倘若哪一位模特身穿这样一套服饰，忽然款步出现在今日世界的一处T形台上，不知是否反而会显得颇为“新潮”呢？
附：南朝的裙裤
《世说新语》中记载，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王济作风奢侈，家中“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南朝梁刘孝标注云：“，一作襬。”《南史•；王裕之传》中则说，王裕之“左右尝使二老妇女，带五条辫，著青纹绔，饰以朱粉。”《南史•；褚彦回传》中也提到一种叫“黄罗”的服饰，并且在文中解释说，“黄罗，乳母服也”。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推测出，东晋南朝时代下层妇女，如婢女、乳母等，经常穿着一种叫做“绔”的服装。
那么什么是绔呢？“绔”，是指穿在外面的套裤；“”字不见于字书，据刘孝标注，“”又写作“襬”，《方言》第四：“裙，陈魏之间谓之帔，自关而东或谓之襬。”这即是说，裙也被呼作襬，襬就是裙。如果绔与绔襬互通，而襬字作“裙”解，那么，绔，就是裤裙之意了。徐震堮先生在《世说新语校笺》中，已经明确指证出了这一点。
在南北朝墓葬艺术中，画像砖上不乏表现婢女的形象，随葬偶中，婢女的角色更是不可或缺。这些出现在墓葬艺术中的婢女们的衣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穿着长裙，另一类，恰恰是穿着肥大如裙的长裤。这种长裤惊人地松阔长大，两只裤管呈上窄下阔的喇叭形，裤角长长地拖落在地面，如果不仔细观察，会很容易将它看作是一条长裙。用今日的观点衡量，这种长裤实在是很典型的喇叭形裙裤。穿着这种裙裤的少女形象，往往是作为婢女的角色出现在南北朝墓葬艺术中，说明在东晋南朝时代的真实生活中，下层女性，包括贵族家的婢女，是以这一衣式作为常服的。结合文献中屡屡提及婢女服着“绔”，即裤裙，可以推测，墓葬艺术中婢女形象所穿的长大裙裤，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绔。原来早在东晋南朝时就已经有了裙裤，而且在称呼上也与今日差不多——我们今人称为裙裤，而古人称为“裤裙”。在相传为阎立本作品的《历代帝王图》中，陈文帝身后的侍立宫女也穿着绔，可见，这一衣式在南朝时代十分普遍，甚至宫廷中也未能免俗。
应当指出的是，在此前的两汉三国西晋艺术中，并不见绔的踪迹，似乎，绔是在东晋南朝时代流行一时的“时世装”。南朝墓葬艺术表现的婢女形象，一般都是梳双丫髻或双环髻，上身穿一件交领、掩襟的松阔长衫，下穿一条拖地裙裤——绔。由于东晋南朝的贵族服饰崇尚长大之美，所以，这些贵族豪门的婢女们的衣着也都是松松飘飘，不求紧窄，尤其是一对喇叭形长袖，长得与上衣不成比例，袖头近乎垂地。足上穿着当时时兴的“高履”，一双履头也高大得比例失调，双双翘起在裙裤前。
这种宽松飘洒的衣式的出现，大约与江南气候湿热，人们喜着轻凉、透气的衣装有关，而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它作为“汉衣冠”，对北朝人也有着吸引力，被北朝人所借用，因而也出现在北朝艺术中。但是，在三国西晋与东晋南朝之间，也就是南渡前后，服装的样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南朝服装，与西晋时代的服装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王济家婢是否真的穿过绔，是有些可疑的。也许，“世说”的作者刘义庆是按照他所熟悉的南朝婢女的着装习惯，想当然地作出了这一描写。毕竟，文字的重点并不在于女奴们穿的是什么样式的服装，而在于王家的辉煌场面——女奴一出场就是一百来人，个个的服装都是“绫罗”料子。绔在这里出现，仍然是作为“下层女性服装”的代名词而使用的。
在隋灭陈后，这一颇有奇趣的衣式几乎立即在艺术表现与文献记载中销声匿迹了。这是因为自晋朝南渡以来出现的南北两个文化中心、两种文化传统并存的形势，随着北方统一南方而消失，文化的中心重新归一于北方，关陇集团的趣味与好尚，成为了时尚的标准。南朝时世装的正统地位，也就被样式完全不同的北方服饰所取代了。
第14节 披风小识（1）
《红楼梦》第六回写刘姥姥一入荣国府，在好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才终于见到了荣府当家二奶奶王熙凤，“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围着那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一九八二年版、二〇〇〇年版《红楼梦》中，均注释凤姐所穿“披风”曰：“即斗篷”（见一九六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