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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工之作。
实际上，《心香泪酒祭吴宓》可能开笔于《陈寅恪的最后20 年》一书之
前，但定稿却在其后。也因此，尽管本书主要记述的是吴宓先生自定的“第
三个28 年”，即他“在新中国做教授28 载”的历史，而作者张紫葛也有意
将书名确定为《吴宓的第三个28 年》，但似乎考虑到《陈寅恪的最后20 年》
一书出版在先的事实，所以才改用了今名。但细心的读者，仍可从本书封底
的题词上方，窥见作者心目中的书名原貌。
据吴宓先生在中年时对本书作者所述，他的自然生命只有84 岁，而且可
以用“三个28 年”来概括：即从1894 年8 月20 日出生于陕西泾阳县，到
1921 年留学归国（其间他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后就读于哈佛大学）；
从回国担任教授，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此间他先后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主编《学衡》杂志，担任大学教授等）；而从新中国成立到他寿终，即
是他的“第三个28 年”。而本书作者“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
其真”的重点也正在于此一时段。
《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共分为47 章。诚如作者所说，“本书只记叙
我亲自相处时的吴宓，主要是他的第三个28 年。此前岁月，除了记载我俩认
识、往还及友谊逐渐深化的情况外，概不涉及”，“在吴宓的第三个28 年中，
我是彼时彼地和他相知较深的朋友之一。他这一段时间的事情，很多是我和
他同休戚、共忧喜地度过的。因而，我有责任忠实地记叙之”。（《绪言》）
其实，记叙这一段个人的难史痛史，更是基于吴宓先生本人生前的多次
重托。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回忆到，吴氏给他的郑重托咐：“我的第三个
28 年，所剩时日不多了。。。我已屡次对你说过，你年轻得多，又比我长寿，
务必记住我们身受百般凌辱，天下书生挨整之冤枉，四海苍生备受涂炭之实
况，如实纪录，传之后世，使千秋万代知其备细。并非我们泄私愤，实为晓
其得失，以献后之当道，‘勿以水鉴，应以殷鉴’。务以今之失为戒，行道
而治，力避前失。庶几中华有复兴之机，炎黄子孙不至沦为欧美之奴婢，也
使后世青年学子与黎民百姓不至于身在福中不知福。。”（43 章）。语言至
为肯切沉郁。
吴宓先生对此人生实录如此看重，实在是有其充分的思想根源的。首先
不能排除的，当然是他早年养成的个人史料癖。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
的有关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那种政治迫害如网覆顶、言论文字
动辄触忌的特殊时代里，他还是甘冒生命的风险，宁可偷偷摸摸地修改挖补
自己的“年谱”、“日记”，也不忍心违意地如同众人那样把它们付之一炬。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20 年》一书的第20 章《陈寅恪之死》中，也
留下了吴宓先生爱惜自己的日记，以致于在托人藏匿之后，仍自留线索，终
于被抄家者按图索骥的苦涩的“笑话”。
其次，早在30 年代吴氏于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为学
生开设“文学与人生”课程时，他就对文学的功用形成了如下十个方面的认
识：（1）涵养心性；（2）谙悉世事；（3）通晓人情；（4）培植道德；（5）表现国民
性；（6）增长爱国心；（7）确定政策；（8）转移风俗；（9）造成大同世界；（10）
促进真正文明。他还认为，为人师者，“但能传一技之长给青年，授点滴知
识于后生，能让自己的言行，将我中华之传统道德传之于莘莘学子，为中华
文化发展尽其微末之力，便是成了正果”。（28 章）
因此，吴宓先生在晚年如此关注自己在生命的“第三个28 年”中的这一
段旷古厄运，并极其在乎能否介由他所信托的异姓兄弟张紫葛，来将自己的
苦难经历和内心隐痛，“垂而为文，传之千秋后世”（34 章），实际上是有
其“斯文同骨肉”、“斯文同祸福”的文学社会学的深意在的。
当然，也正如陆键东先生所说，吴宓的确“是在屈辱、卑微与痛苦中”
度过他的余生的。然则，果真是“川蜀的万重山岭”销蚀了吴宓先生的才气
吗？显然不是！实际上正是当日的形格势禁，逐渐使得这位“文学才华非凡
的教授”的聪明才智，最终演化为世故城府，而只能发挥于避祸全身的无谓
人事。正如他在历经自己和阅尽友朋的重重苦难之后所感慨系之的：“自古
最诚朴鲠直之忠臣，也得小施权术以自存。”（15 章）
纵观吴宓先生在“第三个28 年”的作为，如果用学术史的价值尺度来衡
量和评说，确实是乏善可陈。也因此，我们千万不可忽视了《心香泪酒祭吴
宓》一书中记录下来的若干细节。试举一例：即使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即
将席卷重庆城乡的1949 年7 月，这位早已享名中外、正在积极逃避国民党政
府“抢运学人”计划中的“空运”待遇的夫子，竟然还坐在蒸笼一般的斗室
里，“挥汗翻阅书籍，钻研学术”（6 章）。这足以说明，吴宓这位宿儒所
固有的对祖国大陆的眷恋和对学术事业的专致，在本性上也是可以做到如同
陈寅恪先生那样不受外力左右而“沉潜学问”的。
但是直到他行将结束这“第三个28 年”而告别在重庆的友人时，吴氏才
用英语沉痛地道出了他的心音：“希望真能有个天国，我们能够在那里相见，
无拘无束地讨论学术问题！”（45 章）换言之，就是说在当时那些个人间时
日里，学人之间是连“无拘无束地讨论学术问题”也是不可或得的！
一位怀抱深厚而学养非凡的国学大师的文化生命，在中年以后的“遇
难”，竟一至如斯！当我们循序把一部《心香泪酒祭吴宓》阅读至此，这位
若干年来为自己、也为朋辈努力寻求着“苟全生命于乱世”之“术”的一代
大师，对于自己和友人作为教化授道者纵然委屈求全，但终于难成“正果”
的内心隐痛，方才纤毫毕现！
如果说，陈寅恪能够在广州寒柳堂中藉一叶扁舟，于身心双寂之中证“元
白诗笺”、论“再生”之缘、编《金明馆稿》、传柳氏生平，不妨可以看作
是冥冥之神对这位在社会历史的狂涛恶浪中沉浮的国学大师的幸运独顾的
话；那么，与此同时，具有同样文化功底和学术潜力的吴宓，却只能在重庆
北碚，凭借着自己的天赋聪颖和阅史智慧，巧于同不可理喻的时势和居心叵
测的人事周旋，为友朋、也为自己免于覆舟之祸，而不断地踌躇于深夜，谋
划于秘舱。
正如曾经接受过吴宓一番“剖切言辞”而改弦易张，以致于藉其指点终
于成功地“躲过了反右斗争这关”（30 章）的经史学家杜钢百教授（四川广
安人，任职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在遥祭吴宓时所痛陈的——“想想雨僧
夫子一代鸿儒，学贯中西而通古今，竟然遭时不造，迍邅无所用其才，神州
之大，却不能容一书生展其才学，后代学子也不能传其学术造诣，而蹉跎岁
月，磨难20 余年，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吴宓于1978 年寿终于泾阳县安吴堡故里，正好应了他中年时代为自己所
作的其自然生命只有84 岁，且可用“三个28 年”来概括的预言，自是人间
奇事。我们姑且不再追究其间的秘意玄谛，还是用西南师范学院的早年毕业
生石琼生先生的跋文中语，来概观《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的社会价值吧：
《祭吴宓》并非研究吴宓的专著，也不是吴宓学术思想研究史。所记之事虽然具体
而细微，但却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政治、文化、学术、经济、思想等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
侧面，是吴宓先生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幸与不幸的生活史、生存史、欢乐史和灾难
史，很有史料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人所共知：吴宓、李源澄、吴毓江先生等，都是三四
十年代因在某一学科内的创见、成就奠定了他们的学术地位而蜚声学林的，但在吴宓先生
最后的28 年中，他们都很少著述问世，更谈不上什么传世之作。吴宓先生的遗憾和苦闷
也正在这里。不惟如此，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不同阶段均遭受到不等程度的伤害、折磨、
摧残和凌辱。有的性命不保，早升天国；有的仅保残缺之体，苟全性命，无所作为。这是
知识分子的损失、不幸和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不幸和悲哀！
为此，钟鸣先生在本书“代序”中所写下的读后感：“。。读完它，如
果过去你是个不痛不痒的人，那你似乎就永远地有了一种隐痛，任凭什么也
除却不掉。”似已先得吾心！
“言为心声”。论者以为，正是有了张紫葛先生的不负重托，在目盲腿
折之后，以过人的毅力，逐一揭开他们当年所共同身受的“已经徐徐淡化或
结痂的历史创伤”以后，化心碑为言碑，和泪凝血般地在《心香泪酒祭吴宓》
一书中，记录下了吴宓先生的后半辈子生活，才使吴宓先生在其生命历程上
的“第三个28 年”中所身遇的“屈辱、卑微与痛苦”，有了广泛而深刻的人
生悲剧意义。
今日退而言之，也许正因为有了32 万言的这部《心香泪酒祭吴宓》，来
实录和印证吴宓先生的文学和人生，才可能使他的实际影响力，比重印几部
他的《文学与人生》要广泛深入得多。事实上，也惟其如此，他老人家的后
半生虽然忍辱负重，曲己噤声，但于社会历史的教益意义而言，也算得是人
生未虚此行。
（1997年5月 5日夜）
“读读浦江清”三章
校毕收入本书中的《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录》和《清华园日
记·西行日记》三部书的书话，觉得意犹未尽，还有话说，乃补叙数语，以
为弁言。
在浦江清先生（1904—1957，松江人）早年的学问道路上，惹人注目的
是“三校三师”对他的深刻影响。当这位品学兼优的少年学子于1922 年在松
江中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已改名为东南大学，其年29
岁的吴宓执教该校甫一年。据吴氏的记载，“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
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而“宓尽心授课外，集中全力于编撰《学
衡》杂志”。是年该校“西洋文学系”恰告成立，成为当日国中各大学中独
一无二的系科。于是浦江清幸运地成为了该系首届学生。
据说，改制后的东南大学，一时“声望甚高，俨然与北大抗衡”，而“整
个文科的空气，和北大不同，有严重的复古倾向”。浦氏在这种气氛中，便
将时间“花在读名著上”，并在校方“通才教育”的培养目标约束下，未出
国门即将英语口语修炼到了“纯熟”的水平，这也是他毕业后能够敷任吴宓
所推荐的清华研究院助教职事的原因。
进入清华门以后，浦江清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助教，“深感自己根底不足”，
于是抓紧时间巩固了英语，并陆续掌握了法、德、日语，粗通了希腊、拉丁、
梵文，进而在寅恪先生的熏陶下，“把研究方向从文学转向了史学，对考古
发生了浓厚兴趣”。1930 年秋，浦氏代吴宓接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
他在《送吴雨僧师赴欧洲》诗中深情地写道：
道学文章事可哀，中年感慨逼人来。
人生难得是休息，万里之游亦壮哉。
赛纳河边堪吊古，但丁故里一徘徊。
西风落照苍茫甚，应有新诗似雪莱。
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以后，浦江清与朱自清先生的学术合作得到了进一步
加强。其标志为联手创办并轮流主编了主要为中学语文教学服务的《国文月
刊》，后来又与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一同下榻昆明郊外的龙泉镇清华文科
研究所。据浦氏日记的实录：“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
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
被毁之劫。书桌八，闻、朱、。。卧室则在两厢房。闻及其眷属占其一，朱、
许、何占其一，余来，乃在室中加一铺。。。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
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抄书至此，使人尤感联大诸公处身清苦而
弦歌不辍的精神境界。有此公谊，于是知道当朱自清先生于1948 年夏病故
后，一力承担起《朱自清全集》的集稿校订和编辑出版事务；而当他自己在
9 年后亦不幸病殁以后，有吕叔湘先生主持汇编印行《浦江清文录》一书，
均良非无因。而吴宓先生生平所持之“斯文同骨肉”之论，亦于此历历有确
证矣！
浦江清先生的主要著述篇目，附见于其妻张企罗口�